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刘宏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思政教研部，北京100029)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却是一个现实的、难解的问题，却又是不容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直接关系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和发展目标。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五位一体”的新布局，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即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一新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新回答，也是对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新发展。同时，这一新论断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也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和发展目标。

一、马克思主义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探索历程。说起社会主义，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两个词:“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实际上，这是对社会主义的简单化理解。而且这个观念也给在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造成了极大灾难。为此，必须首先从理论上准确把握“什么是社会主义”。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社会主义起源于16世纪。“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最早出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笔下，原意是为了提高劳动群众的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的思想。如果从1516年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发表著名的《乌托邦》算起，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产生至今已有近500年的历史。空想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理想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色彩，尤其是19世纪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从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对未来理想社会进行了具体的描画，其中不乏天才和智慧的火花。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设想中，未来社会消灭了产生剥削的私有制，人们在大工业的基础上共同劳动，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他们描绘的未来社会蓝图无疑是美好的，但遗憾的是没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只是主观的臆想。

空想社会主义虽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但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没有或者说拒绝对未来社会的状况进行具体描述，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在他们看来，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未来社会作了具体的描述，当然也是主观的臆想的描述。虽然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是根据唯物史观，对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作出了预测或者说设想。首先，未来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作为代替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必然将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第二，未来社会是消灭私有制而实行公有制和按需分配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286在他们看来，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是未来社会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他们明确说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2］。第三，未来社会是实行计划生产和产品经济的社会。对于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后认为，未来社会应该是“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3］。第四，未来社会是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未来社会人的生存状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94当然，这里所说的未来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新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未来社会进行预测或者说设想的同时，反复告诫人们:不要试图教条式地预见未来，而是要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这个未来的新世界事实上将是什么样子，有待于人们通过活生生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去创造。恩格斯还特别强调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693

从后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看，任何脱离历史条件和具体国情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当作教条的做法都遭到了实践的严厉惩罚。俄国十月革命后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由于超越了俄国当时小农经济占优势地位的落后生产力水平，导致俄国经济陷入困境。面对严峻形势，列宁感叹道:“要论述一下社会主义，我们还办不到;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会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说。”［4］现实迫使列宁抛弃了在俄国这样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国家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念头。1921年在列宁倡议下，俄国实行了带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新经济政策”，并很快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此，列宁告诫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5］274但遗憾的是列宁去世不久，斯大林就抛弃了“新经济政策”，回到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化理解上，并逐步建立高度计划、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伴随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传入中国，并迅速得到广泛传播。实际上，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国开花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几千年来所追求的“大同社会”理想是相通的。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从孔子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一直是中国历代仁人志士毕生的奋斗目标。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大同社会”这个词，但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共产主义”同“大同社会”结合了起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他强调“一大二公”，开展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试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但由于违背了生产力发展规律，致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巨大挫折。由此可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虽然有带领全国人民迅速实现共同富裕的强烈愿望，但仅仅有美好的愿望是不够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仅靠热情，必须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必须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必须循序渐进。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必须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探索的现实问题。

二、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回答

鉴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惨痛教训，邓小平认为关键在于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为此，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反复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多次与外国朋友交流和探讨这个问题。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外宾时毫不避讳地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6］631985 年 4 月 15 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又一次明确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6］1161985 年 8 月 28 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再一次提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6］137

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考和探索中，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第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曾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6］1161987 年 4 月 26 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6］2251988年5月18日，针对莫桑比克等非洲国家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渴望，邓小平提醒说:“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6］261在邓小平看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力不发达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生产力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一方面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反复强调贫富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基于此，邓小平特别强调社会主义要实现的富裕与资本主义的富裕有根本区别。1984年6月23日，在邓小平会见日本人士时指出:“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6］641986 年 9 月 2日，邓小平在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提问时说:“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6］171-172因此，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要实现的富裕不是资本主义的富裕，即不是极少数资本家的富裕。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会议上又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6］110-111邓小平认为，如果中国的改革导致贫富两极分化，那中国的改革就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还充分认识到贫富两极分化将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就是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毁于一旦。1987年4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人士时明确地说:“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6］2291990 年12 月24 日，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6］364在邓小平看来，防止贫富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中国发展的唯一道路，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因此，是否能够实现走共同富裕，是否可以避免贫富两极分化是判断社会主义改革成败的根本标准和唯一标准。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明确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6］139

正是基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贫富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辩证认识，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邓小平开创性地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两步走”战略，并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第一次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追”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明确回答。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373这就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这一论断的发表标志着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全面形成。这一论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角度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界定。第一，社会主义是通过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生产力达到高度发达的社会。“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从生产力方面来界定社会主义的，再一次明确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始终认为，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无法体现出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第二，社会主义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这是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界定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论取向，又是社会主义的目的论取向。1988年5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6］2651990 年 12 月 24 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6］364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提出社会主义既是一个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这一论断坚持了过程论和目的论的统一，体现了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贫富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辩证思考。同时这一论断也摆脱了长期以来人们拘泥于社会主义具体模式而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从改革开放之初，到1992年“南方谈话”，从“两步走”战略的形成到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始终。在邓小平看来，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和本质，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从理论逻辑来看，共同富裕既是邓小平理论的出发点，也是邓小平理论落脚点。在这个意义上说，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核心。

三、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概括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两步走”的共同富裕战略，即第一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第二步让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强调要打破旧体制中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端，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从而激励先进，提高效率，鼓励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对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邓小平提出要发挥地区优势，让有条件的地方先发展起来。为此，中央开创性地实施了建设经济特区的政策。1986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明确说:“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6］155不久他又指出:“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6］166为此，邓小平强调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全国人民必须有大局意识，首先实行特殊政策让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就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内地必须顾全这一大局。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和如何实施共同富裕的第二步战略即“先富带后富”呢?邓小平实际上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6］364在 1992 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说:“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6］374这就是邓小平以前说的，到一定时候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和地区必须顾全共同富裕这个大局，大力帮助和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邓小平晚年最关心的、与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讲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1993年9月16日，在同弟弟邓垦的谈话中他再一次明确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7］邓小平认为，解决富裕起来以后的财富分配问题，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问题，比发展本身更难解决，必须采取各种方法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否则中国要出大乱子。由此可见，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人生最后岁月中最为关注的问题，也可以说这是他的政治交代。

当然，实现共同富裕是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艰难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极大改善，初步实现了邓小平“两步走”的共同富裕战略的第一步。但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中国也产生了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社会腐败等严重社会问题。2014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73。按照国际一般标准，基尼系数超过0.4表示社会收入差距较大。在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社会中开始出现了一些对邓小平理论的质疑声和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担心，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中国改革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的争论。不容否定的是，中国的改革目前进入了所谓的深水区，各种利益和矛盾交织在一起，改革的难度明显加大。如何在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是目前中国改革面临的最大难题。就像邓小平所说:“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6］111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20多年解决的是如何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问题，那么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着力解决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五个”关系，这既是解决中国目前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的方法，也是实现邓小平共同富裕第二步战略的内在要求。如果说邓小平理论主要解决了如何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问题，那么科学发展观则主要试图解决“先富带后富”的问题。

但是目前理论界需要注意的一个思想倾向是，面临中国社会出现的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等现实问题，有人把责任归咎于改革开放，也有人把责任归咎为邓小平，认为邓小平理论有问题，尤其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有问题。这一看法是不公允的，也是错误的。要科学评价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必须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唯物辩证方法，绝不能脱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来看问题。比如，不能根据当前中国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去判断中国的改革开放错了，更不能要求邓小平在30年前就把中国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措施提出来。如何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带后富”战略目标需要当代中国人的智慧去解决。

为此，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明确提出:“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8］虽然在党的重要会议和文献中“共同富裕”的概念早已出现，也贯穿在邓小平理论的始终，但把“共同富裕”明确表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新回答，也是对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新发展，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的新的理论概括。面对当前人们因中国社会出现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问题而产生的疑惑，这一新概括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明确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发展方向。这一新论断也再次明确，是否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判断中国改革成败的根本标准，也是判断中国的改革是否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标准。

2012年11月15日，在十八届政治局常委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说:“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明确提出要实现复兴中华民族的“中国梦”。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中国梦”既是每个中国人实现自由发展的梦，也是中华民族实现共同富裕的梦。可以说，共同富裕是“中国梦”的基本要义。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一次吹响了中国改革的号角。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3.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6.

［4］ 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0.

［5］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64.

［8］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