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与乡村治理

孔德永

(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做人要讲道德，做官要有官德。所谓官德，就是从政道德，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它包括干部的公德与私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特别强调对政治至善性的追求，认为权力在运行中合乎理想的道德境界所表明的是一切社会团体均以善业为目的。康德指出:“假如不以善良意志为出发点，这些特性就可能变成最大的恶。一个恶棍的沉着会使他更加危险，并且在人们眼里，比起没有这一特性更为可憎。”［1］政治与道德密不可分，政治具有道德的意蕴，道德是政治性的道德。为官者一旦政治上失德，公共权力的运行就会扭曲。官德作为乡村治理与政治运作的无形力量，是国家强制力所无法代替的。目前，国内关于乡村治理问题的研究过于强调精英治理和治理的技术手段，人们把乡村治理完全寄托在权力和制度的有效性上，忽视了乡村治理的文化道德基础，致使乡村治理困境不断地出现。

一、官德影响乡村的社会风气

人是道德存在物，德性是人的本质规定。人的道德生活是人类生活的实质内容，德是维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础。淳朴的民风是乡村治理的基础，而官德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直接影响民德和社会风气。古人云:“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2］“上有所好，下必甚焉。”［3］“上行下效，凡居高位者的习尚很快就导启众庶的风气。”［4］101特别是那些握有一定权力，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官职人员的道德沦丧，更容易引发社会价值体系的紊乱，甚至造成社会失序。这是因为“官”是一种特殊职业和特殊身份，有其特殊的道德要求，官德对一个社会的伦理和道义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为官者要以自身道德行为教育与感化大众。“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官德隆，民德昌;官德毁，民德降”，“德不胜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5］。治国先治吏，官员的道德高度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高度，官员的道德形象是党和政府权威确立的基础，官德是民德的基础。一个官员道德水平不高，甚至低于一般民众的道德水平，那么，其作用可能恰好相反，不仅破坏了制度，还会带坏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著名政治学家加埃塔诺·莫斯卡在《政治科学要义》中指出:“对于统治者，我们所能做的惟一要求就是他们在道德上不应该低于他们治下的社会的一般水准，他们应当在某种程度上将自身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统一起来，不要做有损自己在其所生活的社会中的声誉的任何事情。”［6］官德关系党和政府的道德形象，官德水平的高低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正如孔子所言:“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7］官只有正身修德，其人格、德行才能产生巨大感召力和示范作用。官德引导民德，如果官员不讲道德，不重视自身的修养，就不仅仅是其个人问题了，而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手段是长期的、它更加符合人性的调节方式，也是最根本的方式。中国古代存在着道德上“以吏为师”的心态，中国古代社会乡村治理主要运用了德化的治道，即伦理感召的社会整合方式和治理之道，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政府行为的道德和价值的楷模意义。民德的提升只能从官德的改善入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8］。

民无德不立，政无德不威。领导者的影响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权力性影响力，这是一种法定的职位权力;二是非权力性影响力，由领导者的品质、作风、知识、能力、榜样等非权力因素所形成的影响力。官德属于非权力性影响力范畴。“制度无论如何周全、正当，如果人们不具备良好的道德，也不可能对人的行为发生什么作用。”［9］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中认为，一旦“规则”取代“德性”成为道德的基础时，那么，我们只剩下一个破碎了的“道德传统”所遗留下来的残章断片。乡村整合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内容，乡村基层干部应该首先学会做人，然后再去做官。村官和乡官，虽然职位不高、权力不大，但由于其直接生活于群众之中，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对群众产生影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在民众的理解中，干部“德”的表现就是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7］“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7］上行下效是道德运行的一个基本规律。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农村基层流行“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群众看干部”的说法。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农民对乡村干部普遍视为恶人或坏人，当前中国农村最大的危机是由于官德缺失而导致民众对官员普遍的认同危机。官德败坏对民众的社会信任感冲击很大，导致整个社会弥漫着互不信任的社会心理。村民对村官、乡官的信任首先是源于道德主义的信任，而“道德主义信任的影响要比基于知识信任他人的影响大得多，道德主义信任是一种信息，它传播了人们的共有的价值和对他人的共有关注。它就是一把能打开许多锁的钥匙，即使对它的满足感不像鸡汤那样立刻见效。”［10］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而官德直接影响着党风与政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11］

二、官德制约着乡村治理的成效

一种公共权力只有合乎道德的价值取向，才能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信任，才能发挥实际效力。没有道德支持的公共权力，必然与社会成员的道德价值观念相背离。官德是权威存在和施展的基础，官德制约着乡村治理成效，官德是乡村治理必需的社会资本，它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治理成本。马克思·韦伯在其著作《经济与社会》中提出了魅力型统治概念，官德属于魅力型统治的重要内容。良好的官德会激发民众认同的巨大热情，一旦官德缺失，将直接导致基层治理合法性丧失和基层治理内卷化。官德属于乡村治理的宝贵的权威资源和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本源的基本特征之一，包括信任、合作、关爱等方面的制度规范和关系网络，它们能促使组织成员采取自发协调、相对最优的行动来提高组织效率，从而推动社会效率的提高”［12］。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乡村社会治理得益于宗族长老的显性权力和伦常道德隐性权力，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主要是通过教化权力进行的，乡村基层治理主要是依靠士绅模式进行，士绅与地方精英是维系乡村秩序的重要载体，乡村治理对于中国古代官员而言就是一种政治责任和政治道德，中国古代绅权是一种社会性权力，是法理权威和个人魅力权威的结合。“传统乡绅在乡村中的作用，一般是通过软性和间接的渠道实现的，他们的权力属于文化威权，来源于农村共同认可的文化氛围和资源，他们既不是村民的代理人，更不是经纪人，甚至不能说是村民的管理者。拥有正统的、道德性的文化知识，和保持一定的道德威望无疑是他们实现对乡村权力控制的必要前提。”［13］“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7］中国古代为政以德的德治，则是指通过为官者的人格魅力来感召与教化大众，这种做法有助于消解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政治中的随意性。如果官德缺失，会降低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有损地方政府形象。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曾断言，当一个政府或部门失去公信力时，不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良好的官德能够在民众与政府之间构建出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从而为政府在实践活动中维护国家统治和实现社会管理提供一种合法性。”［14］一个社会信任体系的缺损，始于官德缺损。现代乡村治理并不简单地适用科层制和技术性手段，农民并不完全用外部的政治因素约束自己，而是靠一套乡土逻辑来约束和调节的。乡下锣鼓乡下敲。现代司法在乡土社会的下沉面临多种力量的制约与阻隔，乡村纠纷调解的乡土逻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为官者的道德权威。人是复杂的存在，人既是一个事实世界，又是一个价值世界、情感世界。如果抛开民众对官员的道德上的信任，一味采取刚性的科层制运作的乡村政治运作方式势必要加大乡村治理的成本。权威是权力的合法化，它体现出受权力控制的人对权力拥有者的赞成和承认。良好的官德构成了乡村治理的权威基础，而乡镇权威是地方治理中的重要变量。一旦乡镇权威丧失，则容易导致地方公共政策执行的困难。官德是一种带有社会交换性的社会行为，它在乡村基层政治运作中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介质，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公共权力运作成本，因而理应成为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

三、官德影响着乡村的政治稳定

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对其所在政治系统的一种情感归属或心理依附。政治认同是政治稳定的前提，乡村的政治稳定依赖于村民的政治认同，而良好的官德则是赢得村民政治认同的关键。为民是官德的核心，官德正，则民心安;官德毁，则民心失。广大民众认识和评价执政党和基层政府，是从一个个领导干部的个体来认知的。基层干部的言行举止直接影响基层政府的形象，关乎党和政府的执政根基。19世纪法国政论家路易斯·博洛尔指出:“学问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15］道德是政治的基础，只有以道德的手段治理国家，才会有政治清明与社会稳定。以德施政，善待民众，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官德无小德，官德之力既可以成就一个时代，也可以摧毁一个王朝。中国人之间交往特别重视人的道德理性，领导干部的道德行为具有放大和示范效应，一旦官德败坏，就会出现民众认同大量流失的严重政治灾难。这是因为:“信任似乎是非常稀缺的社会资源，‘不信任文化’似乎是深深扎根于其中。而一旦信任的衰退达到这种文化的层次，不信任就变成有传染性的和自我增强的。”［16］“社会资本就像是一个齿轮，往一方转动容易，但从另一方去推动就显得倍加困难;政府施政很容易就能挥霍掉前人累积的社会资本，但想要重新聚集这样的资本，可说是难上加难。”［17］尼克拉斯·卢曼提出用信任来简化社会复杂性的观点，他指出:“要简化以或多或少不确定的复杂性为特征的未来，人们必须信任。”［18］信任是民众政治认同的基础与前提，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认同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一种政治情感。官员的任何背德行为都可能影响民众对官员个人以至政府的信任，一旦民众不认同乡村基层干部，那就预示着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这种政治认同危机具有潜在地转化为社会危机的可能性。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论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动乱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农民默许并认同现存的社会制度，他们就为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如果他们积极反对这个制度，它就会成为革命的载体。”［19］乡村基层政权如果缺乏支撑点，不仅会使基层治理严重弱化，也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稳定。根据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社关于“靠什么支撑中国基层政权”的问卷调查(有效样本7 006人)，有71%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基层政权“面临诸多问题”，只有1%选择“十分牢固”。在回答侵蚀基层政权的因素问题时，70%的受访者选择“腐败现象严重”，48%选择“干群关系紧张”。在回答您认为要巩固我国的基层政权，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64%的受访者选择“完善干部制度，使基层干部清正廉洁，为民办实事”［20］。乡村的一些干部出问题，主要不是在才上，而在德上;群众对有些干部不满意，也主要是对干部德行不满意，权力腐败也一般是从官员缺德开始的。“群众对自己不担任公职，不一定感觉懊恼，他们甚至乐于不问公务，专管家业，但一听到公务人员已在侵蚀公款，他们就深恶痛绝，他们因此感觉自己在名利两方面都有所损失了。”［4］269对官员腐败的深恶痛绝会形成“仇官”的社会心态，对社会政治稳定带来了潜在的威胁，甚至会导致官民之间的严重冲突。

目前，我国乡村干部越来越年轻化。一方面，年轻人有激情，有知识，有想法，精力充沛，能干出一番事业。另一方面，年轻人在干事业的同时，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的作用下，他们在最大限度追求个人权力、利益和为集体、村民谋利益的同时，却忽视了他们对社会或他者的道德责任或道德义务。上级布置的工作任务是完成了，但是，作为乡村治理宝贵资源的民心却丧失了，这样的结果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基于工具理性的刚性治理只能使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以往我们在干部选拔上要求德才兼备，但是，由于对“德”的规定比较抽象，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规定，实际上忽略了为政者的道德表现与道德责任，长期以往会对乡村基层政权产生较多的副作用。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处理人伦关系，也可起到弥补现代社会真情疏离、人际关系紧张的弊端，这一点对基层政治的良性运作非常有利。“百善孝为先”，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儒家学说中，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基础和发展前提，孝为人伦之本。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因此，作为乡官、村官首先应具备基本的道德情怀和人性关怀，要带头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和睦家庭，由此出发，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幼”，推动政务的公平正义，促进基层和谐，发展乡村文明。目前，乡村中人际关系的变迁由于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由伦理主导型的人际关系向利益主导型的人际关系的变迁，利益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亲情人伦关系。因此，构建乡村干部权力运行的道德基础，把传统的人伦(孝、仁、义、礼、智、信、廉、耻)等私德规范转变成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伦理制度，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国家不能仅仅从工具理性出发，而应从战略高度思考道德问题在乡村治理中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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