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传播研究述评

易显飞， 章雁超

(1.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北京100732;2.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114)

17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对于科学知识问题的思考在哲学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直到19世纪20年代西方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宣告了科学哲学学科的诞生。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启了近代化进程。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强国之路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三个层面上的“学西”过程，即物器层面、制度层面到精神层面;精神层面(即文化层面)的核心就是哲学，科学哲学理论也理所当然地被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传播到中国来。这些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开民智、树新风”的作用，促成了新的科学观与科学精神的成形;也使得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科学哲学实现了“从无到有”。科学哲学既包括“广义的科学哲学”，即关于科学的哲学，如进化主义思想;也包括“狭义的科学哲学”，科学的哲学，即一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哲学，如实验主义哲学以及维也纳学派的分析哲学。前者的研究对象仅限于科学或科学领域，后者则力求使哲学科学化，即追求科学方法在哲学中的运用，两种不同倾向的哲学都与科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相比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长久以来，对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一直是在一个很小的学术圈子里进行的，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对于建国前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传播及影响方面的专题研究目前亦尚未出现。本文拟对建国前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传播历史及其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并进行文献述评。

一、关于建国前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传播的相关论述

建国前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传播从内容以及输入时间顺序上来看，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进化主义思想、实验主义思想以及分析哲学。其中在当时产生较大反响的当属进化主义思想以及美国实验主义思想。而欧洲分析哲学不同于进化主义思想和实验主义思想，它在中国的传播没有立刻引起轰动性的效果，但却对中国有着细水长流的影响。

19世纪中期，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提出，在学术界和宗教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并导致了西方思想的重大变革。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人类学术史和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仅仅只是一种解释生物起源和演进的科学理论，同时还蕴含了丰富而又深刻的哲学内涵。生物进化论提出后不久，很快就超出生物学的范畴，演化成了一个巨大的理论复合体，形成了普遍进化主义、社会进化主义和进步主义，并传入中国。胡卫清提出，早在1877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就在其主编的中文杂志《格物汇编》上对进化论作了初步介绍;正式对达尔文及其进化论进行评论介绍的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他在1883年出版的中文书籍《西学考略》中最早系统地对进化论作了详细介绍［1］。他认为，19世纪末之前，西学的传播途径十分狭窄，各种学术专著寥寥无几。傅兰雅的《格物汇编》作为当时唯一的一种科学类杂志，成为晚清时期先进分子了解西学的一个重要渠道，而丁韪良的《西学考略》则使国内学者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了解了进化论。生物进化论传到中国后，形成中国式进化主义理论则主要归功于严复。王中江提出，尽管严复不是最早传播进化主义的人，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严复作为西学第一人的学术地位。从《天演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严复思想的象征符号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严复是中国进化主义的第一人。他认为，尽管从研究的专门性和系统性上来说，不乏后来居上者，但严复作为中国进化主义的鼻祖这一点却是公认的［2］61。

20世纪初，国内思想文化界与19世纪末最显著的不同就是，西学进一步以巨浪之势涌入中国。其中，实验主义是影响较大的一家，这和胡适的努力以及其师杜威的中国之行是分不开的。胡适在回国后的学术生涯中，以宣扬实验主义并把实验主义贯穿于其学术领域作为一项终生事业。对此，章清指出，胡适归国后，为迎接其师杜威的来华讲学，发表了《实验主义》长文，系统介绍了美国的实验主义哲学，并在此前后，在方法论层次上将杜威的实用主义和中国考据学的传统相融合，贯穿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国故学、历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和社会改造实践中［3］。胡适从近代以来科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实验主义哲学思想的科学性质。胡军指出，在胡适看来，近代以来科学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两个变化同实验主义哲学有着很大的关系，即科学家对科学律例的态度变迁以及进化论的观念［4］39-40。科学律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暂时最适用的假设”。物类不是一成不变的，实物的种类在不断地进化，真理也是在不断地变化，没有绝对的真理。徐国利在他的文章中指出，胡适将杜威的思想方法概括为著名的“十字真言”，即“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5］。

如果把实验主义哲学在当时中国传播的场景描述成“轰轰烈烈”，那么罗素的逻辑分析哲学则是“细水长流”。胡军认为，罗素讲学的社会反响虽不如杜威，但他的哲学思想在哲学领域内却产生了持久、深入的影响，与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中国现代哲学建构的方法基本上就是罗素所带来的逻辑分析法［4］1。罗素哲学的逻辑分析法在中国传播开来，张申府与金岳霖两位学者是功不可没的。其中，张申府对罗素的逻辑分析哲学作了原原本本的详细介绍，被誉为“罗素哲学在中国的代言人”。郭湛波认为，“自罗素来中国讲学后，数学逻辑始为人所注意;中国研究数学逻辑，要以张申府先生为代表，惜张先生关于数学逻辑的文章多未发表”［6］。曾在北京大学讲授数学逻辑的张拴平认为，张申府因受罗素的影响，亦十分重视逻辑分析方法。在张先生看来，分析的目的在于把意思弄清楚，使人不误会;现代逻辑，实是近代科学的自觉;哲学分析的求事理，总是求于迹象中的;科学的分析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更简单地说，便是“切实”二字［7］。因此罗素解析方法的特点是“实实在在、脚踏实地，不背离具体实际、切实、如实”。金岳霖先生则将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相融合，并运用逻辑分析法，完成了《逻辑》《论道》以及《知识论》三部巨著，构建了中国的分析哲学体系。周旋指出，金岳霖《逻辑》一书中主要介绍和评价的是传统演绎逻辑，而在《知识论》中集中解决的是归纳问题。金岳霖在对传统演绎逻辑介绍的过程中，除了对传统逻辑主要观点进行一般性宣传外，更多侧重考察传统逻辑学的缺失，从而为现代逻辑的导出埋下伏笔。徐水生指出，《论道》这本被贺麟先生赞为“中国最具独创性的玄学著作”，通过许多范畴的展开与联系，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其中“式”与“能”是《论道》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范畴，可谓全书范畴体系之纲［8］。用哲学术语来解释的话，他这里的“式”就相当于形式，而“能”则相当于质料。

分析哲学中的维也纳学派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末也开始传入中国，它之所以可以原原本本及时地传入中国，与洪谦先生密不可分。贺麟指出，洪谦师从维也纳学派领袖人物石里克，并于1937年学成归国后，几以宣扬石里克的哲学为其终身之志［9］52。因此，洪谦也被称为“维也纳学派在中国的传人”。江怡认为，维也纳学派在中国是与洪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洪谦主要是作为石里克的学生和维也纳学派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而为中国学人所知，但他在当代中国哲学中的意义已经不限于维也纳学派的中国代表，更重要的是作为西方哲学的科学精神在中国的象征［10］。在对洪谦先生所介绍的维也纳学派的理论理解上，黄见德提出，维也纳学派认为，哲学之所以为哲学，从其本质而言，并不在于它对实际知识或真理有所建树，仅在于它对实际知识或真理的逻辑意义能有所说明［11］342。即哲学并非一种理论科学，它不过是利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分析各种答案的意义以及明细语词的不同的一种活动。

二、关于建国前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传播影响的相关论述

总体上，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建国前在我国传播的科学哲学主要包括进化主义哲学、实验主义哲学以及逻辑分析哲学。这三种哲学在当时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思想启蒙和解放的作用，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发展与变革、哲学以及科学与文化等领域产生了较重要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零星散见于各种对整个哲学的西学东渐研究的论著中或者是哲学人物研究著作中。

(一)关于进化主义哲学在我国传播的影响。产生于西方的进化主义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融合体”，它包括生物进化主义、社会进化主义、实用进化主义、突变进化主义和进步主义等思想，这种理论上的多元性和复合性决定了它从各个方面对当时中国形成一定影响。王中江在其著作《进化主义在中国》中指出:“进化主义像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和慈善家一样，资助着一切事业。”［2］30由于进化主义这种无限的解释力，进化主义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的方方面面能够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关于对社会的影响，黄见德指出，严复以《天演论》向广大人民敲响了民族危亡的警钟，用来印证“不变法则必亡”的论断［11］64。他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进步观念，对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强有力挑战，受到“天演”观念的影响，“国本不可动摇、老祖宗家法不可变更”等守旧思想在民间乃至统治阶级内部也开始受到强烈冲击，使“变法”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关于对哲学方面的影响，张明国认为，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学者在传播进化主义之时不再是“照着讲”，而开始了“接着说”的过程。他指出，传播者在理解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斗争形式，创出了自己的革命进化论，并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进化论［12］。如当时的章太炎认为，原子是万物的本质、基始，坚持了唯物主义一元论。朱执信认为，精神依托于物质，是物质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陈天华主张“用革命除旧布新，使社会雄飞突步”。邹容则认为革命是“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去腐败存善良之武器、除奴隶而为主人之动力”。这些思想不仅为辛亥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此外，进化主义还从理论上清除了中国长期以来“夏夷之辨”的自高自大、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陈卫平指出，进化论告诉人们，人类有共同的起源，都是由动物进化而来，因此“夏夷”在根本上是没有界限的［13］。进化主义思想改变了中国以夏夷之辨为核心的传统民族主义思维，从而开启了以自强自立为核心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进程。

(二)关于实验主义哲学在我国传播的影响。建国前实验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通过胡适以及其师杜威先生在中国的讲学来进行的，这对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教育等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当时中国学界形成了一股实验主义热潮。在实验主义哲学对思想文化的影响方面，实验主义哲学成为当时人们批判腐朽封建思想、为学术界破旧立新的理论源泉。陈道德认为，在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中，实验主义起到了三点作用，其一，它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其二，它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其三，它培养了人们的一种怀疑精神［14］。贺麟认为，实验主义在五四运动前后10年里支配了整个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当时的青年思想，都直接间接受此思想的影响，而所谓“新文化运动”，更是这个思想的高潮［9］63。在实验主义哲学对史学研究的影响方面，元青认为，实用主义所体现的强调怀疑和实证的方法论为中国史学研究提供了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15］。正是借助实验主义哲学的方法论，胡适在考据学上取得了斐然的学术成绩。对此，顾颉刚也认为:“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16］关于实验主义哲学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影响，官守熙认为，这集中体现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爆发的“问题与主义”论战。围绕着是否应该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怎样改造中国社会的议题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同实验主义思潮进行的第一次论战［17］。由于实验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主张的是“点点滴滴改良、零零碎碎进步”的改良主义思想，注重一种理论在当下所能产生的实际效用，因而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所讲的都是大话、空话。对于这点，金岳霖曾评论指出，胡适有的只是人生观，而没有世界观，因而缺乏一种全局性的看法和意识。在“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过程中，胡适的“本意”是要遏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结果却出人意料地同时成为实验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行传播的“垫脚石”。实验主义哲学在教育影响方面，史云波指出，杜威在中国的众多演讲中，次数最多、影响最直接的当数教育哲学的演讲，导致了中国掀起一股教育改造的风潮，直接推动了中国平民教育改革的发展［18］。

(三)关于逻辑分析哲学在我国传播的影响。逻辑分析哲学因为其自身有着极强的专业性的特点，因此受众虽多，但真正理解者却少，因而其在我国传播的影响在总体上不如前面两种哲学那么迅速和强烈，但是它对中国的影响却有着比前面两种哲学更为持续长久的生命力。逻辑分析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近代化改造方面。冯友兰指出，中国需要近代化，中国哲学也需要近代化，然而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凭空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哲学，而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19］。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的近代化只能通过运用逻辑分析法，彻底解决中国传统哲学概念模糊不清的问题，使各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变得明晰起来，即通常所说的“接着讲”。西方逻辑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还影响和塑造了新式的哲学家，金岳霖就是这批哲学家中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化分析哲学体系的建构者。胡军指出，“分析就是哲学”是金岳霖的基本哲学立场，但是哲学的分析必须有一种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逻辑分析的方法［4］210。金岳霖先生正是在会通西方逻辑分析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才创造性地以《逻辑》《论道》和《知识论》三部巨著构建了自己的分析哲学体系，把中国传统哲学推向了新的境界，从而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近现代化。

三、研究述评

建国前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史属于整个西学东渐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回顾建国前科学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历史，对于理解科学哲学在我国的传播轨迹与动力，认识中国自身的科学哲学产生与发展过程，认清科学哲学未来的可能发展领域与方向，均具有重大意义。

应该说，关于建国前科学哲学在我国传播的已有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除了上述内容，这些研究成果还散见于各类西学东渐史的研究中。如谢地坤主编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哲学卷》(2012)，该书阐述了哲学各二级学科的百年发展脉络和主要成就，其中涉及科学哲学发展的重要事件、学科问题与论争，以及学术成就及其社会影响。汤一介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导论》(2011)和《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2002)两部著作，从宏观视野省察了西方哲学东传过程中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其中也涉及科学哲学的“东渐”与“本土化”问题。汝信、陈筠泉主编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哲学》(2002)，以学科研究、专题研究、学术人物、学术刊物等条目的形式，全面介绍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哲学研究状况，其中包括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状况，并指出中国科学哲学在新世纪的发展面临着一个“本土化”的问题，这种本土化应该强调与作为社会条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或开展有实质意义的比较科学哲学研究。王中江所著的《进化主义在中国》(2002)，对进化主义这个巨大的“理论复合体”在中国的演进路线作了较为深入详细的介绍。尹继佐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哲学卷》(2005)，综述了中国哲学在20世纪百年发展历程，概述了中国哲学百年发展中的重大论争，其中也分别论述了西方科学哲学发展和主要成就。胡军所著的《分析哲学在中国》(2007)，总结了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路径，认为冯友兰、金岳霖等试图通过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和现代逻辑分析的方法结合起来，运用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构建了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体系，为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寻找现代方法论的基础，从而为中国传统哲学注入新的活力。

整体上看来，已有研究在总体上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已有研究以研究科学哲学流派为主，多数学者选择以建国前的某位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哲学传播学者作为研究对象，在全面性与综合性研究方面略显不够;(2)已有研究习惯于纵向罗列科学哲学传播主体，对不同科学哲学传播主体的横向纵向对比分析研究方面尚存空间;(3)部分研究只是流于科学哲学传播的文献整理和史实陈述，从哲学层面和内在逻辑深层把握西方科学哲学传播的规律及动力机制方面，有待加强;(4)部分研究重传播历史研究，轻影响研究;并且对于科学哲学传播在中国产生的学术影响与社会影响，只是零星散见于各类西学东渐史、科学哲学史著作中，缺乏专门系统的论述。

建国前科学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存在着“地位高”与“受众少”的矛盾。一方面，受新文化运动推动的影响，“科学”在国内的地位被不断拔高，凡与“科学”相关联的学科都备受推崇，科学哲学作为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最高”指导，也受到相应“礼遇”;另一方面，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呈现出较强的专业性特征，其学科基础是扎实的自然科学功底与较强的逻辑分析哲学素养，而这又恰恰是当时中国社会甚至学者都比较缺乏的，这使得建国前科学哲学在中国传播又有着明显的“微受众”的特点。也正因为如此，被认为很“重要”的西方科学哲学却一直在较小的学术圈子中进行传播，取得的学术成果和进展在整个西学东渐“大家族”中也往往被学界所忽视。

对于当下的科学哲学研究与社会现实而言，进一步系统回顾西方科学哲学建国前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全面总结业已取得的成果和经验，深入研究其在中国传播产生的学术影响与社会影响，对于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培育国民的科学素养与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开拓中国科学哲学发展和繁荣的新局面，推进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等的对话和融通，实现科学哲学的中国化等，都至关重要。基于已有研究的上述不足及研究意义的重大性，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深化此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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