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令云小说的话语模式论析
——以《云兴街》为例

周 梅

（昭通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昭通 657000）

话语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语言活动。话语是具有连贯性的，即人们认为语言的使用是带有某种目的、意义和联系的。话语模式是指叙事与人物语言之间的关系，也即是叙事文中人物语言的表达方式，人物语言指叙事文中人物自身的讲话和思想，也包括由叙事者转述人物的讲话和思想。[1]（P.91）我 们 认 为 话 语 模 式 是 语 言 使 用 者 即叙事者如何将一段话语理解为一个意义整体的过程。

文本并不用语言来讲故事，而是把故事变成语言，语言成了故事的条件。[2]小说是一种有着丰富故事情节的文学体裁，那么语言就成为了小说的必备条件。通常人们所谓的信息，其实就是一个文本，而这个文本的内容就是一个层次复杂的话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语言是一种叙事形式，叙事也是一种语言，语言和叙事是相互以对方的形象来塑造自身的，我们认为语言本质上是叙事的。本文我们将语言作为一种叙事模式来理解，以《云兴街》为例，来探讨曾令云小说的话语模式。

话语模式从叙述者和人物语言的关系分为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四种话语模式。“在小说中，人物的话语则需由另一时空的叙述者转述给读者，叙述者可原原本本地引述人物的言词，也可仅概要转述人物话语的内容；可以用引号，也可以省去引号；可以在人物话语前加上引述句，也可省略引述句，如此等等。这种对人物语言进行编辑、加工的自由，无疑是小说家特有的专利。”[3]

其中以昭通近百年历史变迁为背景创作的长篇《云兴街》，是曾令云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对小说话语模式的研究能更好地把握人物语言的性质，还能使我们对人物语言的认识更丰富和深入。

一、直接引语

直接引语主要包括人物对话和独白。对话和独白在刻画人物性格、揭示内心、推动情节上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人物对话是直接展示人物事件的各种关系。有直接对话和含混对话两个类型。例如：

龙云频频点头，方继续说道：“恩溥，叫你到昭通当旅长，实在委屈于你，但叫你去昭通替你我弟兄还账，又非你莫属，你我对昭通的感情实在不一样啊！”安恩溥毅然决然地说道：“恩溥夙尝学问，敢不敬恭桑梓以抒主席宵旰之忧，为家乡父老，我愿赴汤蹈火，谈何委屈啊！”卢汉接过话去，亦诚恳地说道：“表哥，安旅长去了昭通，一定会在军务、政务之暇，关注民生，按你的意图兴水利、办学校、修公路、搞实业，建设几年，一定把昭通建设成让人人眼馋的小昆明。”[4]（P.17）

以上这些话语是龙云、安恩溥和卢汉三个人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这三个人物的感情很深厚，他们通过闲聊的交谈方式进一步对昭通的建设发展达成了共识。这些言辞都有比较明确的意思。这种直接型的人物对话有助于小说情节的展开和延续。再如：

龙云便有些嗔怒地说道：“永衡，你不是说昭通没有钱，既然如此，德化到哪儿想办法嘛，你岂不逼着牯子下儿”卢汉却诡谲地笑了，但不忙着说话，呷了两口茶水，方侧过头去问安恩溥道：“德化，拟新辟的那条街规模如何，投资概算大约需多少钱？”……卢汉认真地听后，又在心里反复盘算后，方几分兴奋地说道：“主席，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不知当说不当说。”龙云一听，便嗔怒地说道：“永衡，该你爽爽快快说话的时候，你却故意弯弯酸酸的，像个婆娘，叫人哭笑不得。”[4]（P.81－82）

这段人物对话属于含混型的，人物的话语包含多重意思或者可做多种理解，人物在对话中没有进行正面交流，话里有话，弦外有音，对话虽然是在进行，但是算不上是在沟通。这种含混型的人物对话很真实地表现了当时话语双方矛盾的心理活动。显得人物形象鲜明生动。

人物独白，包括戏剧独白和自白两类。

戏剧独白是指人物与想象中的另一个人在对话，只是对方不在身边，也就是说这种独白是说给某个人听的。举例来看：

龙云还没有把电报看完，突然大叫一声，便……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脯和脑壳，呼天抢地呜咽道：“志桢，我不是人……阿哥对不起你啊……”龙云仍悲哀地呜咽道：“志桢阿妹，你只有四十九岁，阿哥对不起你啊……”[4]（P.86）

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对话中，可以看出，龙云这些话是说给他已经去世的妹妹听的，显然不在身边，属于自言自语，这种戏剧独白把龙云当时得知胞妹仙逝时的悲痛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把握得很到位。让读者都进入到了这种悲痛之中。

自白，是人物将自身的看法、理解、判断和感受说给自己听，是自己沉思默想，自言自语。这种自白虽不乏主观想象，但由于有叙述者的暗中操作，仍是一种有条理的、思维清楚与结构严密的话语，自白这种方式还常常用于表现人物自身的对立，说话者将另一个自我当做“你”来欣赏、嘲弄或者折磨，显示出说话的“我”与听话的“我”之间的分裂。[1]（P.92）来看这个例子：

心里感概道：因龙云当了省主席，他便把昭通城变成小昆明，才有了云兴街和过街楼，才让自己开了洋荤，这才叫过日子啊……[4]（P.122）。

这段就是典型的自白，人物自己说给自己听，借助这样的表达来强化人物对生活发生改变后的感叹。进一步把故事情节向前推移。

我们在《云兴街》的人物对话中可以找到很多人物对话和独白的例子，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很好地分析曾令云小说创作中话语模式的特点，作者将自己的感情也融入到了人物形象中，通过人物形象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二、间接引语

间接引语是指叙述者转述人物的话语和思想，也就是小说叙述者的讲述。[5]间接引语没有引号，一般使用的是第三人称来进行讲述。叙述者直接把自己的主观意识放在人物的语言中，用自己的言语风格对人物语言进行加工、处理。我们认为间接引语是特殊的叙述者的话语。叙述者在保留人物语言的原意的基础上，又加入自身的理解和感受，对人物话语进行调整和润色。会不知不觉地带上叙述者的言说风格。

在《云兴街》这部长篇小说中，间接引语俯拾即是，通过作者的转述，我们看到了曾令云小说创作中的特色。比如：

卢汉得知张群和三个军长将即刻回到昆明，起义之事不宜再拖，随即召开紧急会议，安排相关事宜。他觉得，重庆、成都已解放，广州也岌岌可危，四面楚歌，张群来去匆匆，一定为蒋介石打前站来了，贵州那边，解放军已过盘县、威宁，看来时机业已成熟，于是大声而庄严地宣布道……[6]（P.69）

这一段话就是作者的叙述，作者揣摩卢汉在云南起义之前的心思，将他当时的心里的想法用叙述者的身份阐述出来，让我们看到更理智，更果敢的卢汉形象。再来看这段话：

过街楼茶馆的老板王正发一早起来，觉得世道变了，他来不及挂五星红旗，一路小跑地到杂货铺买了十饼鞭炮，用竹竿栓了，伸出二楼的窗口，便点燃了……听到鞭炮声的街坊都跑到街上看热闹，才知道云南和平解放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垮了，云南变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也纷纷向王正发靠齐，买来鞭炮以示庆祝，转瞬之间，云兴街便成了欢乐的海洋……[6]（P.76）

这段话是叙述者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云南解放后云兴街上的人民欢欣鼓舞的场景，叙述者也融入到了这种欢乐的气氛中，整个叙述的场景也一起热闹起来了，这种间接的引语使叙述者利用自己之口来传达人物之言。间接引语给了叙述者很大的发挥的空间，使小说的话语有了很大的弹性和张力，这个是直接引语所无法比拟的。

三、自由直接引语

自由直接引语是无提示、无引号、无引导词，抹掉叙述者的声音，由说话人自身说话。叙述者隐匿了，只剩下人物的声音，因而需要读者自己去判断、解释和重建。[1]（P.97）例如：

吓出一身冷汗，想不到舒璇这杂种，竟然躲过一劫，活着回来了。解放后，他经历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知道一些内情，若把他捅出去，子啊社会上影响很大，更为恼火的事情，是乱了我们的阵脚，你我都是死路一条。[7]（P.3）

这里人物直接言说不明显，也看不出叙述者的参与，属于典型的自由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再现的是连续不断的意识活动，不一定按照严格的语法规范和言说条理，但正是这种意识流才显得真切、形象、生动，同时也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无尽的解读可能。人物的思维可以在这样的话语中自由转换而不显得突兀。

显然，自由直接引语是显得自由而灵活，可以轻松自如地进行言说，借此来传递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诗歌需要这种独特的话语模式，小说更需要这种模式。

四、自由间接引语

自由间接引语是一种以第三人称从人物的视角叙述人物的语言、感受、思想的话语模式。“自由间接引语具有较强的双声性或多声性特征，当叙述者的观点反映或吸收人物的声音时，读者的阅读意向同时受到人物和叙述者双重权威的影响，不由自主地会认同这种双重声音，从而产生同情”[8]反之亦然。自由间接引语介于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之间，它包容了叙述者和人物两种声音，叙述者承担了人物的话语，人物通过叙述者之口来讲话，人物和叙述者合二为一。比如：

“早晨六点起床，进行的是体质训练，负重跑步，往往从北兵营跑到闸心场，来回四五十里，还得背着十多斤重的枪支弹药、行李和干粮，激烈运动达两三个小时以上。有时边跑步，边喊着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口号

这一段，既可以理解为“邱毛四被整编后他自己在说自己的军营生活片段”，也可以理解为“叙述者亲眼看到他们跑步的整个场景”，两种情况的理解都是合情合理的，这样一来，字里行间既有人物亲临讲述的亲切，也有叙述者观察后的感受，就将人物和叙述者融为一体了，这是小说话语模式的最高境界。可以理解为有生命的话语，人性化的话语。曾令云曾说：“小说就是写人性，写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和七情六欲，写人的命运。”他还说：“写作，是我生命的一种活法。喜欢它，生命就是充实的。只要还能拿得动笔，我就要为生我、养我的昭通竭尽所能，直到生命的最后。”在他的《云兴街》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带着生命和人性的“话语模式”的写作。

结语

曾令云小说创作的话语模式涵盖了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四种模式，四种模式的交叉运用，不同的话语模式产生不同的话语效果。曾令云借助这些话语模式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展现了疏密有致的结构特点，也表现了其生动形象的语言特点。《云兴街》通过变换人物话语模式来控制叙述角度和叙述距离，变换人物的语气和感情色彩。进一步展示云兴街的兴衰更替，云兴街人的命运际遇。……”[6]（P.97）

[1]胡亚敏.叙事学[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1、92、97.

[2]安德列·布林克.小说的语言和叙事：从塞万提斯到卡尔维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

[3]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 （第2版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71.

[4]曾令云.云兴街（上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5]托多洛夫.文学作品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61.

[6]曾令云.云兴街（中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7]曾令云.云兴街（下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8]王素英.从《在海湾》看曼斯菲尔德小说的叙事话语模式[J].作家杂志，2012，（6）：6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