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笔下农村妇女形象的再审视
——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

李家富， 陈 俐

（昭通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昭通 657000）

在一个历史的变革时期以描绘“三农”见长的赵树理，承接着“五四”之后鲁迅及一批乡土作家反封建的传统，以“男权”固有的思维模式和道德标准塑造出了一系列“无名无姓”及“有名有姓”的农村妇女形象。但从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评论界对赵树理在特定的历史变革时期所建构的这些农村妇女形象的确认却一直是处在褒贬毁誉之间。立足于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重新审视这些农村妇女形象，我们不难发现赵树理笔下的农村妇女形象无疑是作家当时用心观照生活的产物。这些农村妇女形象真切地反应出了当时女性在男权文化中的生存困境。

一、无名无姓偏于审美的妇女形象

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赵树理带着他一套既定的妇女观成功地建构出了一系列的农村妇女形象。从这些农村妇女形象与社会生活和家庭所建立的不同关系来看，作家着墨最多、最具审美价值的却是作品中那些无名无姓的女性形象。这些无名无姓的女性形象往往只有绰号，在文本中是被嘲讽的对象，但她们却更多地承载着作者“负面”审美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诉求。《孟祥英翻身》中孟祥英的婆婆、《传家宝》中的李成娘、《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便是这类妇女形象中的典型。

《孟祥英翻身》中孟祥英的婆婆是个地地道道的根据老规矩办事的女人。她的治家哲学就是恪守规矩：“当媳妇的时候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不然的话，就不像个婆婆的派头；男人对付女人：‘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1]（P.56）孟祥英婆婆除了恪守这些老规矩，在对媳妇的要求方面她又有“新规矩”，即“头上梳个笤帚把，下边两只粽子脚，沏茶做饭，碾米磨面，端汤捧水，扫地抹桌……从早起倒尿壶，到晚上铺被子，时刻不离，唤着就到，见个生人，马上躲开，要自己不宣传，外人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媳妇……”[1]（P.67）作者通过“规矩”的建构让孟祥英婆婆变成了一个“恶婆婆”，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压迫者”。而在孟祥英的婆婆变成“恶婆婆”、成为“压迫者”的这一个过程中，作者还让家中的男人基本上成了“在场的回避者”。他们仅仅是在叙事语言中被提及，并没有真正进场。在行文中，更为有意思的是作者还给孟祥英的丈夫取了个女性化的名字，以“弱化”他的身份，来“强化”他妈妈的身份。对此，传统意识形态的解构却似乎认同了这样一种理解：奴役妇女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自己。其实，只要我们更深层次地解读孟祥英的婆婆这一人物形象，就能够清楚地看出孟祥英的婆婆只不过是“男权”的工具，而真正罪恶的根源仍是男权文化。

《传家宝》中的李成娘，这个来自于儿子李成的称呼本身就象征着权力。在家庭生活这个小圈子里，她和孟祥英婆婆一样拥有绝对的权力，要求媳妇遵守代代相因的“妇道”。但是，媳妇金桂与孟祥英相比更“不像个媳妇”，媳妇金桂的一举一动在她看来都不顺眼：“她自己两只手提起个空水桶来，走一步路还得叉开腿，金桂提满桶水的时候，也才只用一只手；她一辈子常是用碗往锅里舀水，金桂用的大瓢一瓢就可以添满她的小锅；这怎么像个女人？她洗一棵白菜只用一碗水，金桂差不多就用半桶……。”[1]（P.333）甚至被李成娘视为最重要的针线活，媳妇金桂也是不屑一顾，最后干脆把传家宝贝（一箱破旧的布料和工具）扔到床底下，真把婆婆气坏了……金桂简直成了个大逆不道的儿媳妇。除此之外，作者在建构李成娘与金桂之间的婆媳关系时，仍然是避免“男人”的介入，由于没有“男人”的介入，李成这个儿子（丈夫）在文本中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个“回避者”，李成娘自然也就成了罪恶的根源，而“男权”却逃脱了道德赋予的责任。

《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则是一个因装神弄鬼、宣传封建迷信思想而闻名的特殊人物。文本中的她被作者以夸张的手法塑造成了一个不同于一般农村已婚妇女的女人：她不守妇道，是个老来俏，四十五岁了，还想引起年轻小伙子的注意，不像长辈。在三仙姑这个人物形象的建构过程中，作者同样也给她安排了一个像梅妮一样软弱的丈夫，同样以“男人回避”的模式巧妙地避免了男人嫉妒的问题。此外，作者还以“救赎”的方式颠覆传统，成功地实现了三仙姑形象塑造的两极转化，让三仙姑“把自己的打扮从顶到底换了一遍，弄得像个当长辈人的样子，把30年来装神弄鬼的那张香案也悄悄拆去。”[2]（P.77）这从审美与意识形态的视域来讲，作者安排的这种完全依靠外在力量的“救赎”并没有触及深层的女性意识，因为真正的“救赎者”仍是“男权”。当然，也有人这样认为：“三仙姑才是这个村里活得更有滋味的、最能反叛男权中心意识的人”。[2]（P.77）

二、有名有姓偏于意识形态的妇女形象

在赵树理建构的农村妇女形象这一画廊里，除了无名无姓的妇女形象外，另一类就是有名有姓的妇女形象。相对于无名无姓的妇女形象，有名有姓的妇女形象或经历了翻身的过程、或已是翻了身的媳妇，在社会生活中她们已成长为开始掌握自己命运的女干部、劳动英雄。在文本建构中，她们更多的是为了满足了作者意识形态的构建，是作者理想的 “新女性”。《孟祥英翻身》中的孟祥英、《传家宝》中的金桂、《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就是这类妇女形象中的典型。

《孟祥英翻身》中的孟祥英，作为翻身解放的新女性，在作者的笔下被构建得精明能干，对未来充满希望。解放前，她只是个孤苦伶仃、普普通通的农村媳妇，在婆家受尽了屈辱和磨难。解放后，被村里提名当了妇救会主任。从此，她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带领妇女反对丈夫、婆婆的打骂，提倡放足，并和男人一样干活，最终得到了村中妇女的爱戴，成了反封建的代言人。作品中孟祥英之所以能够实现性格的大逆转，其主要的原因并非是自觉的女性意识，而是因为她拥有了革命的新政权，一种超越了任何权威的政治力量。但在文本中代表这革命新政权的仅仅是一个“工作员”，一个作者用叙述语言建构的象征性的符号。这个符号虽然与孟祥英的丈夫以及三仙姑的丈夫一样没有话语和个性，但他却是一个“本不该在场的在场者”代替“回避”的丈夫或儿子掌控着妇女的命运。

《传家宝》中的金桂，由于作者在文本中没有交待她过去的生活经历，所以有关她在新社会的变化就没有像孟祥英那样具有戏剧性。文本中，因为她拥有妇联主席的头衔，所以在村里她就可以自由活动，在家里就能我行我素甚至敢与婆婆对抗。在与婆婆的抗争中，凭借其识字、会算账：“‘合作社的来往帐上，咱欠人家六万一。他收过咱二斗大麻子，一万六一斗，二斗是三万二。咱还该分两三万块钱红，等分了红以后你好跟他清算吧！互助组里去年冬天羊踩粪……’金桂婆婆则：‘实在麻烦，我不管了！你弄成什么算什么！我吃上个清净饭拉倒！’”[1]（P.343－344）获得了胜利。其实在这里，金桂凭借识字、会算账所获得的胜利仅仅是一种假象，而真正战胜婆婆的力量不仅仅是来源于“男权”更主要的是来源于“政权”，即她那上级兼姐夫的力量。

《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与三仙姑在文本中是“天使”与“魔女”两极化的艺术形象。在对小芹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中的，作者始终是把她摆在三仙姑的对立面上进行建构。在她不守妇道的母亲的对照下，小芹更是显得纯洁和忠贞：“小芹却不跟三仙姑一样，表面上虽然也跟大家说说笑笑，实际上却不跟人乱来，近二三年，只是跟小二黑好一点。”[2]（P.77）在追求婚姻恋 爱自由的过程中，对母亲的威逼小芹并没有选择妥协而是选择了坚强和勇敢：“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1]（P.9）在面对流氓恶霸的威逼时，她又是那样的“不卑不亢”：“金旺哥！咱们以后说话规矩些！你也是娶媳妇的大汉了。”[1]（P.5）由此可见，小芹这一人物形象与孟祥英和金桂完全不同，她所负载的并非仅仅是对“男权”的颠覆与反叛，而更为主要的是她寄托了作者对两性道德的美好愿望。

三、男性文化观照下的农村妇女形象

综观赵树理有关“三农”问题的文本，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虽然对传统弱势群体的妇女给予了热情的关注，但是，透过其笔下的农村妇女形象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作者那最具“中国特色”的男权中心的传统意识。在具体的农村妇女形象的建构中，作者始终是以男权中心意识来审视和确认农村妇女与家庭的关系，所以，在有关婚姻家庭问题的文本中，作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了两性关系的矛盾，更多地从社会结构的维度去构建，这样就难免造成农村妇女形象建构的片面性，最终导致对压迫妇女非常重要的因素——男权文化的缺失。我们都知道，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妇女对男人的绝对服从以及依附性，使她们长期被排斥于大众生活之外，所以，家庭妇女特别是婆媳之间的矛盾，往往是源于两代女性生存空间的争夺，而此时能给予她们生存价值的同一个男人（儿子、丈夫）可能是矛盾的聚焦点、调解器。所以，作者只有通过对两性关系（而非社会结构的维度）的构建，审美与意识形态并重，才能让读者合情合理地解构和重构问题的核心。

赵树理在无名无姓偏于审美的妇女形象的建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安排本该“在场”的男人在文本中却理所当然地“回避”。这证明他在反封建这一主流的过程中还是缺少一种对男权文化更多的批判意识，这样，他也就不可能对自己笔下“负面”（偏于审美）的妇女形象给予更多意识形态的观照；在有名有姓偏于意识形态的妇女形象的建构过程中，作者完全受制于他的意识形态：媳妇之所以能从封建的婆媳关系中解脱出来，是由于得到了代表新政权力量的男人的“拯救”。基于此，本该“回避”的男人却理所当然地“在场”并显得更有权威。可以说，最终在赵树理的文本中由“男权意识”引出的妇女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而是被一种更具意识形态的力量所消解。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缺乏一种对男权文化彻底的颠覆与反叛的意识，赵树理笔下的农村妇女形象，最终还是没有脱离男性中心意识的影响，生存于“男权”困境中的农村妇女终究还是没有真正走向人性的自觉。

[1]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