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与昭通地名中的农耕文化

傅奠基， 王向红

（昭通学院 管理学院， 云南 昭通 657000）

民谚曰：“一年春作首，六畜牛为先”，考古学发现，畜牧史上牛的驯化要比马早得多。牛自从进入人类生活以来，便被广泛用于运输、耕田、战争、饮食、医药、娱乐等领域。正如法国博物学家布丰所言：“它体现农业的全部力量。它是国家富足的基础。”牛作为祭品、礼品、贡品、奖品、商品乃至武器，在中国历史上均有过突出表现。明代兽医经典《元亨疗马集》总结说：

田猎战阵，马绩为良；任载力田，牛劳莫巨；诚富国之能材，宏家之桢干也。[1]

《说文》释“物”为：“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牛，不仅是先民崇拜之神物，而且负重笃行，耕田耘地，在大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地名印记。在昭通农耕文化发展史上，形成了数以千记的田地、土壤地名，以及两百余个带“牛”字的地名。探析这些地名产生的区域环境与人文因素，有助于认识先民的生存状况，丰富昭通地名文化的内涵。

一、从庙堂之上到田亩之间——中国牛文化概览

牛最先作为食物，为原始人类所追逐，而后被王公贵族用于祭祀与宴享，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牛最广泛的用途，则是成为耕田犁地的主力，推动农业文明的发展。《唐书·张廷珪传》载：

君所恃者在民，民所恃者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民亡，则何恃为君。

古代战争中，马驰骋沙场，牛负运辎重。牛有时亦能冲锋陷阵，成为克敌制胜的奇兵，如战国齐将田单发明的“火牛阵”，就因神勇破敌而名传千古。史籍中也有骑牛征战的记录，《后汉书》载：“光武初骑牛，杀新野尉乃得马”。《岭表录异》载：“琼州不产驴马，人多骑黄牛，亦饰以鞍鞯，加之衔勒。可骑者即自小习其步骤，亦甚有稳快者。”

牛不仅关乎国运，维系民生，而且对宗教及文化艺术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易经》以牛为坤卦之象，取其厚德载物之意，且卦爻辞中凡得“牛”者便“吉”，失“牛”则凶。《庄子》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而“汗牛充栋”正是以牛车载书的典故。《吕氏春秋》记述远古先民的乐舞场面为：“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

《尚书·武成》载：“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卖剑买牛的田园牧歌乃是古代和平繁荣的象征，而战争带来的痛苦则如杜甫《兵车行》所云：“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牛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得到历代统治者和百姓的重视与爱护。民间有一首广为流传的《耕牛歌》，直白地表达了对牛的爱惜之情：

世人听我说理由，兽中最苦是耕牛。春夏秋冬出苦力，四时耕种求全收。惜衣方有衣服穿，爱牛才有五谷收。奉劝世人惜耕牛，人畜两旺乐悠悠。

牛曾是上古先民崇拜的图腾之一，被认为是具有神性的灵物。《山海经》中多处提到“其状如牛”的神怪之兽，史传人文始祖神农炎帝的形象正是“人身牛首”。古代尊为“战神”的蚩尤则是“人身牛蹄”。商周青铜器饕餮纹中，有些即为抽象的牛头图案，可能是远古牛图腾崇拜的余绪。先秦时期，牛为“祭天地宗庙之牲”。《初学记·卷二十九》载：

《周官》曰：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政令，祭祀供享牛求牛，宾客供积膳牛；军事供犒牛，丧事供奠牛，军旅供兵车之牛。

牛与军戎之事及庙堂礼乐都有密切关系。就军备而言，牛筋用以制弓，牛皮制鼓，牛角制号。鼙鼓催征程，《邶风·击鼓》曰：“伐鼓渊渊，振旅阗阗”。牛角曾是“抵人”的武器，后来演化为巫师作法的号角。击鼓也是宗庙祭祀的重要仪式，《商颂·那》云：“奏鼓简简，衍我烈祖。”《礼记·曲礼下》载：“凡祭，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且“诸侯无故不杀牛”。《汉书·五行志》云：“牛，大畜，祭天尊物也。”对于“牺牲”之牛的崇高地位及悲剧命运，庄子有过深刻而独到的论述：

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牛骨与中华文字的形成亦有着某种神秘关系，商代记录占卜之辞的甲骨，多采自牛骨，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王侯贵族的私人生活，都要占卜问卦。《管子》曰：“黄帝得蚩尤而明乎天道”。有学者解读为黄帝从蚩尤那里学到了占卜方法。杨方《五经钩沉》曰：“东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示吉凶，无往不中。牛非含智之物，骨有若此之效。”[2]

二、牧牛耕耘留下的烙印——昭通地名中的农耕文化

早在狩猎为生的原始时代，人类就已追寻着动物的足迹四海为家了。正如科尔所言：“在石器时代，人类必须利用野生动物踩出的足迹作为道路；在新石器时代，人们沿着他们放牧的牛和羊踩出的小道前进。”[3]其实，孟子在论述洪荒时期的环境时，早就提出“草木畅茂……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的卓识。

有趣的是，至今昭通还留有野鸡路、熊路、牛路、牛路沟等，因“兽蹄鸟迹之道”而产生的地名。昭阳区车路村，是因为民国八年第一次通牛车，从此出现牛车路，故名；巧家车路塆也是因牛车路而得名。彝良车盘沟，则是过去在此伐木，制作牛车车盘（车架）出售得名。还有记录道路险峻而导致牛滚坡掉岩的地名。如：牛滚岩、牛落洞、牛落坡等。

兽蹄鸟迹交中土，沟壑坎坷觅牛路。某些动物踩踏而形成的路径，正是人类最安全和便捷的通道。如与镇雄、彝良接壤的贵州赫章县四方乡，山形险峻，道路崎岖，直到20世纪50年代，其道路情形仍然是：一般除“牲口路”较宽外，其余多是散布山间、谷地或岩坡之上的羊肠小道。[4]镇雄伙牛路，就是因该地仅有一条较宽的道路，牛马牲畜都须汇集于此上山放牧，故名。齐白石诗云：“不愁忘归路，幸有牛蹄迹”，昭通与牛路相关的地名有：

牛路、牛路口、牛路沟、牛路湾、牛路坪、牛路沟梁子等。

吴大勋《滇南见闻录》云：“农民之家养牛最多，其农功止于耕犁，……而一切驼货驾车全用牛只。盖人则农而兼商，物则以牛代马，且牛之生息蕃盛，每过村庄，必有童牛几许寝卧墙下也。”[5]宋长宏在《中国牛文化》一书中写道：

云南地区旧时的“马帮”，是人所共知的。实际上，那里也有“牛帮”。“牛帮”的组织形式与马帮相似。他们用黄牛来运送货物，每帮至少有几十头牛，驮运距离一般在二三百公里左右。驮牛一般没有店栈投宿，运输途中和到达目的地，均在野外露宿。[6]

昭通地名中，恰好有永善茂林乡的上驼牛、下驼牛两个记录以牛为驮运工具的地名。事实上，云南所产之牛并非全为耕牛，其中亦不乏善走者。《滇海虞衡志》云：“《尔雅·释牛》分犘、犦、犤、犩、犣、犝、犑凡七种，……皆非耕牛。惟犦牛健行，日三百余里，则任载之牛也。”[7]

昭通全市以“牛”字打头的地名共计154个，此外还有数十个诸如：放牛坪、看牛湾子、关牛沟、雷打牛、困牛石、埋牛坪等与牛相关的地名。永善有18个以牛字打头的地名，彝良县有4个牛坪子，3处放牛坪。彝良县除了有汉语放牛地名外，还有彝语牧牛地名，如“老主寨”即彝语“鲁佐”的音译，鲁：牛；佐：头目，意为管牛官员所住寨子；勒熊（彝语）是指管牛的地方官所住之地。永善的冷米（彝语）也是放牛的地方。牛是中国农民赖以为生的命根子，其形象在昭通地名中留下了许多鲜活的印记：俗通义》记：“牛乃农耕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中国人素来具有爱牛、敬牛、拜牛的传统习俗。民谚有“一头牛半个家”的说法，刘崧《养牛叹》亦曰：“田家养牛如养子”。俗语云：“点灯省油，耕田爱牛”。可见，农民对牛的感情极为深厚。《陈旉农书》说：

牛的整体性形象地名——九条牛、白牛坪、牛儿岩、牛石岩、牛石坡、牛石、石牛、牛吃水；

牛的头部地名——牛脑壳、牛头寨、牛角寨、牛角湾、牛角岩、牛角包、牛鼻子、牛鼻洞、牛孔岩、黄牛咀、牛舌头；

牛的颈部地名——牛项包、牛卡颈、牛汗包梁子（山峰似牛项下之汗包）；

牛的躯干地名——牛肩包、老牛肩头、牛背上；

牛的四肢地名——牛脚迹、牛脚龙；

牛的脏腑地名——牛心山、牛心包、牛心子老包等。

视牛之饥渴，犹己之饥渴。视牛之困苦羸瘠，犹己之困苦羸瘠。视牛之疫疠，若己之有疾也。

《本草纲目》载：“南人以水牛为牛，北人以黄牛为牛”。昭通以黄牛居多，但在一些气候热湿的县区，也适合饲养水牛。如盐津三处牛滚氹，大关四处牛滚氹，巧家牛滚塘、牛滚荡、牛泥塘等，均是因水牛在塘氹中戏水得名，而巧家黄牛咀，则直接反映了黄牛的形象。

昭通除家牛之外，还有记录野牛、犀牛出没的地名。如野牛坝、野牛塘、野牛坪等。其实，汉武帝开西南夷，在云南设置最早的郡级政区——犍为郡（包括昭通市境域）时，其名称就和牛有关。《华阳国志·蜀志》载：“鄨，故犍为地也。鄨有犍山。”任乃强注释说：“犍，野牛。其山盖今遵义之娄山，古以产野牛，称为犍山。为，治也。”[8]《说文解字》释“犍”为“犗牛也。从牛建声。亦郡名。”而“犗牛”则是指阉割过的公牛或健壮之牛。《集韵》说“犍”是“兽名。似牛”。

（一）农夫把锄犁，禾生陇亩间——农具与田土地名

牛作役畜，先用于拉车，后用于挽犁耕地。相传夏代时，商人先祖“王亥服牛”。《管子·轻重》篇亦云“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皂”是喂牛马的槽，“牢”是养牛用的圈。昭通现在仍有马槽沟、石马槽、牛圈等地名。

牛耕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国语》云：“宗庙之牲，为畎亩之勤”。《周礼·月令》谓：“出土牛，以送寒气，……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经汉代治粟都尉赵过大力推广，牛耕逐渐普及。《风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牛耕技术与铁农具的使用，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农桑衣食撮要》谓：“一牛可代七人之力”。有学者指出：“牛拉犁的意义就在于，人类首次能利用自身体力以外的力量作动力。从这一意义上说，犁是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和核分裂反应堆的先驱。”[9]牛耕可分为牛踩田与牛犁田两个阶段，犁耕又可分为人拉犁与牛拉犁两个阶段；犁的材质，亦可分为竹犁、木犁与带铜、铁犁头与铧的金属犁两个阶段。[10]

犁、铧的发明是牛耕的关键，铧头是安装在犁上用来破土的尖状或圆形铁质部件。犁作为重要的耕田工具，在昭通地名中也留下了清晰的印迹。如威信罗布犁渊沟，该地一山沟的形状如耕地的犁辕，后异写为犁渊沟。盐津犁辕坝、枷担沱（牛轭）、枷担塆等也是因象形得名；鲁甸火德红大犁口，村旁有一大岔道，形似犁铧的刃口，故名。犁辕有优美的曲线，犁铧也有不同的形态，除实用功能外，犁还有审美情趣。故昭通地名中有不少犁铧地名：

彝良铧口山、铧口营、小铧田，镇雄上铧铁、下铧铁、铧头山、铧咀上、铧头咀、铧匠寨、铧头嘴，盐津小铧田、铧咀上、铧尖坝，威信铧锏沟等。

除了犁、铧、轭之外，碾子、石磨也是最具生命力的农耕用具之一。其祖型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今日许多地方依然在使用。石碾子除了用于谷物加工之外，也可由牛牵引碾压田地，起到抗旱保墒的作用。昭通亦有碾子塆、磨盘山、磨子岩、磨盘石、磨槽塆、腰磨岗、打磨冲、水磨等地名。此外，昭通地名中的农具，诸如锄头、镰刀、扁担、撮箕、筛子、水车、水碓、车辆、水桶等，排灌、收割、运输、谷物加工工具等也一应俱全：

锄头沟、抬担梁子、扁担石、扁担角、弯刀卡、刀口塆、白刀岭、簸箕坎、簸箕坝、簸箕寨、筲箕坪、筲箕塆、包兜岩、撮箕河、撮箕口、扁桶山、桶子沟；

大水车、车子湾（水车）、车子坝、车坝、筒车坝、高笕（渡槽）、卷槽湾、高卷槽、石笕槽、笕槽边、笕槽沟、笕槽湾、涧上（水槽）、大枧（枧同笕）、过水桥；

水碓沟、碓窝坪、碓窝堡、碓臼坪、水碓溪、打厂坡、打场坪子、课车（清朝牛车停放地，方言谓放置为课kuò）等。

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老百姓对此特别关切。威信母留坝，原名补牛坝，该坝主人卖地时，还要求买主另加一头牛作为补偿而得名。正是由于对田地归宿的重视，出现了许多带有姓氏的田地地名：

邓家田、杨家田、杨家地、余家田、钟家田、冯家田、冯家地、肖家田、海家田、唐家田、高家田、管家田、管家地、毛家田、鲁纳田、董家田、张大田、郭田塝、安家地、郑家地、蔡家田坝、蔡家地、鲍家地、陈家地、戴家地、朱家大地、王家田坝、任家田坝、董家田坝、巫家田坝、陈家大地等。

历代大兴屯田，所需耕牛均由政府购买征调，租借给屯垦者使用。清朝改土归流后，云贵总督鄂尔泰对“逃亡及被胁从者，概令招抚……，复给与田土，助与耕牛，资以谷种，俾得各安生业。”[14]（P.781）继任者高其倬在《委员赴昭办理开垦疏》中提出恢复昭通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方略仍是：“田水肥腴，宜于稼穑开垦一事，实为先务。”他写道：

转瞬春耕时又将届。……招募习于耕稼之农民一千户，限于正月二十日以内到昭。另委储之盘等，将昭通所有之田详细查看，分为水、旱、生、熟四项。

每户给田二十亩。……给田之处，先尽熟水田给垦，熟水田给完，再尽生水田给垦，生水田又完，然后与旱田给垦。……此开垦各项之用，约需一万数千金。[11]（P.79－80）

许多农民因家庭贫困，没有耕牛，只好向地主或富裕的人家租用耕牛。若用谷物支付牛租则称“牛米”。陆游《村兴》云：“园丁上牛米，村婢博蚕盐。”彝良牵牛地，就是因过去该村耕种时，需从他处牵牛（借用）耕地而得名。

昭通地名中，除民田、民地之外，也少不了诸如官田、官坝田、官田坝、官地、官地头、官地坪等官家田地地名。在昭通土壤地名中，“田”与“地”是有明显区别的，“田”是指有水源保障种植稻谷的水田，“地”是指因缺水而种植杂粮的旱地。此外，田地的形状、位置、大小、数量、出产等也经常被老百姓用作命名的依据：

方田、长地、立田、大田、小田、梯子田、月亮田、簸箕田、甘田、一锄地、三块田、三丘田、三坵田、三七地、三台地、五环地、六块田、七块田、九块田。

田心、田嘴、坳田、槽田口、大塝田、旱谷地、四方地、台子田（梯田）、转转田、秧田冲、秧田坪子、团田、园田、干田坝、水田坝、挑水田、大鱼田、长田湾等。?

昭通大地上数以千计的田地土壤地名，充分表达了老百姓对土地的重视和喜爱之情。仅镇雄一县就有80余处田坝、田坝头、田坎上等以田字开头的地名，大地、大地头等地名多达46处；镇雄端阳田，是因为每年端午节开始插秧而得名。永善有8处大火地（放火烧荒之地）、五处新田。盐津也有25个田坝开头的地名，该县“老母田”，属于当地最早开辟的一块水田，故获得了水田之母的名称。更为独特的是，镇雄的田地地名中，不仅有田母子（1958年开两丘水田，试种稻成功），还有田儿子（民国时期开有三丘水田，因面积较小而得名）。

（二）远草平中见牛背——牛的放牧饲养地名

周代专门划拨“牛田”以养公家之牛。《周礼·地官》云：“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牧牛之田地后称为“牛田”。《小雅·无羊》描绘一幅牛羊放牧图，表达了对牛羊繁盛，人丁兴旺的美好生活之向往和祝愿。其诗云：

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

这种放牛牧羊的场景，在昭通地名中也有着丰富多彩的记录。如大关“大牧场”就是直接反映人类畜牧和养殖活动的地名。永善马圈房，巧家大牛圈，昭阳区大羊窝亦属此类。此外，放马坝、羊棚子、牛棚子（全市有10个）、放牛坪等地名，各县比比皆是。

《小雅·无羊》又云：“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诗中提到的“糇”是牧人自带的干粮，据说巧家炒面沟这一地名，就是因此地有一股清泉，牧人或挑夫多在此就着清泉吃自带的炒面而得名。昭通的干粮地名还有：炒米坡、粑粑店、粑粑厂、锅巴厂等。“蓑”、“笠”都是野外放牧牛羊必备的劳保用品。对此，昭通地名中也有相关的记录：

斗笠山、蓑衣岩、斗篷山、帽盖子、帽盒山、一把伞、伞棚梁子、楠伞岩。

高启《牧牛词》云：“日斜草远牛行迟，牛劳牛饥唯我知。”先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荒种地，放牛牧马首先关注的是草山草坡。镇雄县有马草坡，威信县则有牛青山（青草茂盛放牛之地），巧家县亦有三处“牛青山”的地名，全市各县区均有许多带草字或与牧草密切相关的地名：

青草坪、青草坡、黄草坝、黄草坪、红草坪子、白草坪、大白草坪、白蒿坪、白茅草地、草皮地、草山、草子坪、草子地、草子坡、杂草沟、扯草坪、百草坪、百草梁子。

豆瓣湾、油草坪、灯草平、灯草、臭草坪、茅坡、茅坡营、茅背坡、茅草坡、芭茅坡、芭茅山、茅坡脚、秧草坝、鹅儿坪（鹅儿草）、坝荒地上、荒山、荒草坪等。

这些众多的“百草”地名中，有许多是牛、羊喜爱的草种，众多的草山草坡，不惟过去，今天依然是昭通畜牧业的物质基础。若遇天下承平，在这满目青山，百草丛生的山坡沟谷中，田父耕耘、牧童放牛，到确有几分“试问太平乐事，夕阳牛背青山”的韵味了。除了上述草场地名之外，还有许多牛栏、牛棚、牛场等养牛的圈舍及牧场地名：

牛栏坳、牛栏沟、牛栏江、牛栏塆、牛栏箐、牛栏坪、牛栏岗、牛坡坎、牛儿坡、牛落洞、牛场坝、牛场坪、牛场坡、牛棚子、牛坪子、牛厂头、牛盐巴、牛牛场、敞牛坝、牛场梁子、看牛湾子、关牛沟、牛洞、牛塘、牛儿垭口等。

“牛是农家宝，耕田少不了”。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千百年来农民安居乐业的经典表述。历代统治者也十分重视保护耕牛，居延汉简载：“府移使者所诏书，毋得屠杀牛马”。清太宗亦曾下诏：“马骡以备驱驰，牛驴以资负载，羊豕牲畜以供食用，各有所宜，非可任情宰杀也。”

许多农民不吃牛肉，甚至有牛死后要埋葬的习俗，如昭阳区埋牛坪子即因埋葬过一头被雷电击死的牛而得名。牛一旦出现伤亡，对农民而言乃是天大的事故，因而昭通亦有记录牛意外伤亡的地名，如永善雷打牛、镇雄打牛地均是因为发生过雷电击死牛而得名；牛卡颈则是因一头牛曾在此地一棵树叉上擦痒，颈部被卡住窒息死亡而得名。

（三）牛耕年丰——昭通地名中的民生梦想

昭阳区省耕堂，后因该地修建水库，遂改为“省耕塘”。时任昭通镇总兵徐成贞《省耕堂碑序》云：“昭郡北郭，一望沃野。其中平岗一带，周环荒土万亩，即余奏明皇上，赏给拨戍新疆兵丁，余以生息银两开垦之处。越四年，土渐成熟。……于此处适中 建 一 堂。 额 其 名 曰 “省 耕”。[11]（P.82）《孟子·梁惠王下》说：“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省耕”乃是表示古代帝王劝农、重农之辞。康熙十八年（1679年）曾开“博学鸿词制科”，其策论题目就是“以天下为一家，论省耕”。

“土中生白玉，地内出黄金”。昭通有多处土壤田地地名，使人强烈地感觉到先民们是以喜悦的心情，赞美土地肥沃，夸耀出产丰富。如良田、米团包、万担坪梁子、富家山（人畜兴旺，家庭富裕）、八石种（播种八石洋芋种）、饱甑寨（土肥粮多，甑子里的饭足够吃饱）、龙富坝（原为湖泊，传说有龙，水干后成为丰产田）、宝山（土地肥沃，出产较好）、安乐村等。镇雄沙仓，原为一片沙滩，改成耕地后，以粮食满仓之意命名。有的干脆以黄金直呼其名，如彝良金子槽，是说当地土肥庄稼好，胜如黄金。大关金盆，地形似盆，出产富饶。如此质朴而又不失生动的地名，把世代种田为生的农民对丰衣足食的理想，表达得淋漓尽致。

肥田沃土固然使人感到骄傲和自豪，但现实中还有更多的薄田瘠地需要辛勤耕耘。大关生地塆，盐津瘦坪，巧家瘦坪子，鲁甸荒冲、荒田、瘦老包、瘦大地、大荒地，永善的荒坪子，镇雄荒草坪、荒地上、荒土坪、大皮坡等都是因土地贫瘠而得名。威信的黄金塝，土地贫瘠，但老百姓面对薄田瘦地，却满怀希望地说道：“瘦大出黄金，就怕不用心”，并以此自勉而得名。关于农民对土地的挚爱之情，学者张善余写道：

那块生他养他的土地，无论多么荒凉贫瘠，在他们的心目中总是世界上最美好最神圣的地方。只要有一线生机，他们就不会离开，有些人宁愿饿死，也不愿离别乡土。正如崔寔所言：农民“宁就饥馁，无适乐土虑”。劳动者和劳动对象，被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这是在其他生产方式下很少见的。[12]（P.21）

昭通乡镇地名中，以该地突出的土壤、植被特征作为命名的就有36个。如高田、水田、艾田、田坝、细沙、黄坪、红山、花山、药山、荞麦地、青岗岭、苞谷垴乡及旧圃镇等。盐津县普洱镇的龙拖田，传说一对僰人老夫妇，终身勤劳修埝造田，感动了地脉龙神，现身施法，将荒地变成了良田。透过这则与《愚公移山》异曲同工的传说，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先民们改天换地的精神和勇气。只有饱尝艰辛，勤劳一生的中国农民，才会对土地有如此深厚的感情！

三、意在言外——神牛演绎的传奇地名

斯塔夫阿里诺斯指出：“土地耕种者的新生活也意味着新的神——新的宗教信仰开始出现。过去狩猎者所崇拜的神灵和巫术这时已不合时宜。农夫们开始需要并设想了种种能保护他们的田地、牲畜和家庭的新的神灵。”[9]中国古人认为六畜之中，牛、马都是上应天星者，马为“天驷”之精，即“房星”，牛为“斗牛”之精，对应“牵牛”和“北斗”，牛成了一种神秘力量的化身。如苗族民间传说，最初耕地用狗拉犁，人只能三日一餐；后来天王派水牛下界，帮人拉犁，生活才渐有保障。蚩尤与黄帝之战后，苗族被迫由水乡泽国迁住干旱山区，天王又遣黄牛下界，帮助他们重建家园。

古人认为牛耕田犁地，具有土的属性，按照“土能克水”的五行学说牛亦能镇水，故多地都有设置铜牛、铁牛以镇服水魔的习俗。汉族、苗族、畲族、布依族、白族、彝族等都有祭祀牛神、牛王的节日。汉族牛王节在正月初五，每逢牛王节，不仅禁用耕牛，还要给牛喂养米、面乃至肉类等“美食”，并祈求牛神保佑耕牛。彝良花桥乡的牛王庙，就是因清代在此修建祭祀牛王的庙宇而得名。

苗族有敲牛皮鼓为死者之灵送行的葬俗。传说苗族每个部落都有一部天神传下来的经书，记载着祖先的名字和居住地以及迁徙路线，人死后念经书，其灵魂才能返回故乡。后来，经书被一头神牛吃掉并化成牛肚皮，于是天神告诉人们，只要将牛皮做成鼓敲打，死者的灵魂听着鼓声便能回到祖先身边。镇雄坡头乡的打牛坪，就是因为苗族曾在此打牛祭祀天地、神灵和祖先而得名。此外，还有反映民间杀牛盟誓的地名，如盐津牛皮寨，据传为调解民族纠纷，曾在此杀牛剥皮盟誓而得名。

自从老子乘青牛出关之后，“青牛”便成为神仙道士之坐骑。《玄中记》云：“千岁树精为青羊，万岁树精为青牛”。牛的神迹在昭通地名中亦有记录。如永善牛脚龙，传说当地一次走龙（山洪），在沟中大石上发现形如牛蹄的迹印。威信牛路，传说有一对犀牛从山上下来，一头进了花鱼洞、一头遁入土中，得名牛落，后讹为牛路。骡子沟，传说骡子与犀牛争夺此沟，引起山洪爆发。

《蜀王本纪》载：“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蜀王听信“石牛粪金”的传言，命令开凿运送石牛的道路，此即“石牛道”，也称“金牛道”。最终秦军利用石牛道伐灭了蜀国。所谓“金牛”即“粪金之牛”，长沙西南亦有“金牛冈”。《湘中记》说：

汉武帝时，有一田父牵赤牛。告渔人欲渡，……人牛俱上，及半江，牛粪于船。田父曰：以此相赠。既渡，渔人怒其污船，以桡拨粪弃水，欲尽，方觉是金。

有趣的是，除“粪金之牛”外，尚有“遗粪皆银”的银牛。《酉阳杂俎》曰：“太原县北有银牛山。汉建武二十一年，有人骑白牛蹊人田，田父诃诘之，乃曰：吾北海使，将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寻至山上，唯见牛迹，遗粪皆为银也”。牛能便金粪银，自然成为财富的象征。由于“白牛粪银”的典故，所以云南有许多银矿都取名为“白牛厂”。如蒙自白牛厂，清初在此开采银矿，传说银子显现如牛，故得名。巧家的白牛厂、白牛坪，虽然是开采铅锌矿而得名的，但其命名缘由，同样是希望其矿山如金牛、银牛，带来滚滚财富。

昭通地名中亦有“牛粪”地名，威信牛屎坪这一地名的来历，据说有一猎人在此下套，拴住了一头神牛，待猎人赶到此地后，只见牛粪不见牛！有趣的是拉粪的既非金牛，也非银牛，而是犀牛。但犀牛在百姓心目中，同样是带有几分神性的奇牛。《滇海虞衡志》谓：“野牛、犀牛、兕牛，皆牛也，滇多有之。野牛能斗虎，割其肉即复生，所谓视肉也。犀牛伏于潭。兕嗜丛棘，兕角为觥，祝射皆用之，……犀夜出有光，见之者不利。……越睒杀犀，震雷暴雨，真灵物也。[7]昭通全市共有12处犀牛地名，考其由来都与传说发现过犀牛有关：

盐津的犀牛洞、犀牛山，镇雄的犀牛洞、3个犀牛塘、犀牛水，威信的2个犀牛池、犀牛山，永善的犀牛、犀牛村。

中国境内的犀牛大约在20世纪中叶才绝迹。据邹逸麟、张修桂主编的《中国历史自然地理》载，云南境内1945年还有人猎获到犀牛，此后，中国境内不再见有野生犀牛的报道。据《威信县志》载，该县两合岩的溶洞中曾发现过犀牛化石。《本草经集注》也记录南朝时期，宁州郡治附近高山一带产犀牛，说明今滇东北一带犀牛多有分布。此外，昭通威信以及周边的筠连、会理、黔西等地都有考古发现或文献记载犀牛的存在。如果我们据此大胆推测，也许明、清时期的昭通境内还有少量野生犀牛活动。

除了神牛外，昭通另有一些记录马、牛、羊等普通家畜粪便的地名，亦不可因其难登大雅之堂，就避而不谈，如：

牛屎坪、牛粪坪、马尿洞（因村内岩口有水下流，远看似马撒尿）、马尿河、羊粪田、猪屎坝、猪屎沱、大粪沟。

据《本草纲目》记载：牛粪，气味苦、寒、无毒，亦能治多种疾病。暂且抛开牛粪的神性、药效不说。仅就传统农业而论，诚如农谚所言“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牛粪、羊粪等也是不可或缺的宝贵生产资料。西汉农学家氾胜之说：“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 早获”。[13]（P.21）《陈旉农书》指出：“土之骍刚者粪宜用牛，赤缇者粪宜用羊，……以所宜粪而粪之，斯得其理矣。俚谚谓之粪药，以言用粪犹药也。”[14]（P.33－34）

“粪是庄稼宝，少了长不好”，“耕地没巧，粪要上饱”则是老农的经验之谈。和谐的生态系统中没有垃圾和废物，在近年热透全球的所谓“绿色”、“无公害”生态农业中，动物粪肥也是必不可少的“有机肥料”。中国农谚对粪肥的推崇与看重，令人震撼：

地是宝，牛是宝，粪是宝，没有三宝农民活不了。

牛粪冷，马粪热，羊粪能得二年力。

粪是劲，水是命。

爱粪如爱金，才算庄稼人。

成家子，粪如宝；败家子，钱如草。

农民对粪肥功效最直白的表达就是“尿是银，粪是金”，也不乏幽默委婉的提醒：“一堆粪，一堆粮；一个粪蛋蛋，一碗米饭饭”。而“庄稼佬闻见粪香”的农谚，则堪与庄子“道在屎溺”之论比肩矣。牛粪也曾是高寒山区农家常用的燃料。因此，当我们看到昭通地名中有牛粪、马尿之类的乡土地名时，完全没有必要自惭形秽，假装斯文，故作掩鼻之态。“卑贱者最高贵”，这些看似“粗俗”的“粪土”地名，其实散发着乡土的芬芳！

四、结语

千百年来，牛的精神气质和形象已同中国农民合二为一，在“高贵者”眼里，其卑贱、脆弱的一面，也经常受到嘲笑和贬损。因此，牛与农夫既获得无数“勤劳憨厚”的赞誉，又频遭“愚笨无知”的讥讽。

“老牛破车”难登大雅之堂，牛与庄稼汉为伍，终日劳作，辛勤耕耘，其装饰与用具更多的是牛衣、犁耙、牛轭等简陋农具。牛衣，也叫“牛被”，即给牛御寒的“衣被”，以草、麻编织而成。颜师古释“牛衣”为：“编乱麻为之，即今俗呼为龙具者。”王先谦引《演繁露》云：“牛衣，编草使暖，以被牛体，盖蓑衣之类。”农家的“牛衣”与达官贵人五花马、千金裘、宝马雕鞍的奢华判若天壤。谢迈《喜雨》诗云：“锄犁不入土，龙具挂壁墙。”过去贫穷人家也常以牛衣御寒，故“牛衣对泣”的典故，成了“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真实概括。《陈旉农书》就问道：“何马之贵重如彼，而牛之轻慢如此？”其回答和结论是：

牛之为物，驾车之外，独用于农夫之事耳。牧之于蒿莱之地，用之于田野之间。勤者尚或顾省之，惰者漫不加省，饥渴不之知也，寒暑不之避也，疫疠不之治也，困踣不之恤也。岂知农者天下之大本，衣食财用之所从出，非牛无以成其事耶！……马必待富足，然后可以养治。由此推之，牛之功多于马也审矣。[14]（P.47）

对于牛的重要性，陈旉特别强调：“夫欲播种而不深耕熟耰之，则食用何自而出。食用乏绝，即养生何所赖”。当然，历代对牛和农民遭遇打抱不平的也大有人在，如李纲《病牛》诗：“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其实就是同情农人，针砭时弊的“病农”诗；孙平仲《禾熟》云：“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山头卧夕阳”，也堪称饱含真情的“悯农”之言。

地名是人类对历史的怀念，地名文化的交流是思想的交流，是过去和现在心灵的感应。区域地名研究，为我们追寻历史文脉，触摸祖先的灵魂，感悟生命的奇迹，倾听历史的足音，领略文化的风采，回味乡土的气息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过上述昭通地名中，牛与农耕文化如此丰富和厚重的生活史实，有谁还会再说地名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呢？

注：本文所引地名及考释主要源自昭通市11个县区的地名调查资料，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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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昭通旧志汇编编辑委员会.昭通旧志汇编（一）[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

[12]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20.

[13]万国鼎.氾胜之书辑释[M].北京：农业出版社，1957.

[14]万国鼎.陈旉农书校释[M].北京：农业出版社，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