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范式：价值观变迁中的中国德育应对之路

崔华勇

（昭通学院 管理学院， 云南 昭通 657000）

价值观念反映着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价值目标和价值尺度等价值判断的总评价和总看法。马克思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1]在人类文明和思维水平发展到现在，当然不需要过多思考就可得出：价值观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本身及存在其中的客观事物的不断发展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亦随着变化。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各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为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变迁和重构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也规定了其演变的历史逻辑和轨迹。

我们不仅要研究价值观的变迁，更为重要的是研究道德教育在价值观变迁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实现其功能，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课题如何可能，首先，社会价值观念的现有状况为道德教育提供了现实语境，为道德教育设定了特定的语言空间和行为空间；其次，人们的价值观念的现有状况是当前开展道德教育的前提；再次，价值观的发展方向是制定将来德育策略的导向依据。所以，当代中国道德教育必须放到价值观变迁的宏观背景下加以审视，准确把握我国价值观的历史演变与当前形态，深刻认识对传统道德教育以及当前不合时宜的道德教育问题进行批判、扬弃和构建，提出符合世情、国情的道德教育应对策略，才能真正实现在道德教育领域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马克思预言。

一、中国德育的存在语境：价值观的历史演变及其当前形态

（一）价值观的历史演变

当代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领域日益彰显出不同以往的现代特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秉持已久的传统观念，“即从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从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的转变，从理想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的转变，从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的转变。”[2]这基本反映了我国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的演变逻辑和主要构成，以“多元化、世俗化、个体性、功利性”为新特征的当代价值观具有鲜明的市场经济特点，这种价值观以经济领域为起始点和突破口，改变了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引起竖立其上的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价值观变化。

（二）价值观的当前形态

首先，由于社会转型，导致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出现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同利益主体对事物的价值审视多样化，加上国外思潮涌入的推波助澜，让这种价值观多元化图景更加复杂。

其次，中国当代价值观的全新形态目前极具变动性，在整个历史演变过程中处于重组阶段，这和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是契合的。根据马克思关于事物发展静中有变，变中有静的观点，我们可以从复杂的变动中看到一些现阶段的基本特质和相对稳定的形态。传统价值观以“同质性”为主要特征，“同质性”表现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功能和需要上缺乏自主性和互补性，没有形成以充分分工和自主发展为基础的、开放的自愿联合，社会的整合主要依赖于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政治权威来实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处于一种无差别、无个性的机械统一状况之中。”[3]因此，传统价值观是一种“类存在”，“类存在”限制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价值审视的多元化，使之停留在社会主导价值观的权威里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相对呆板，权威价值观对“公共生活领域”的绝对垄断抑制了“私人生活领域”的极度萎缩，即使“中国人对‘人’下的定义，正好是将明确的‘自我’境域铲除的，而这个定义就是‘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4]这种“同质性”和 “公共空间”至上的观念直到近代才开始有所改变，但变化是缓慢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这种价值观的“同质性”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瓦解，人们的价值观才从一元转向多元，整体转向个体，理想转向世俗，精神转向物质，“私人空间”才渐入人们视野并慢慢获得合法性发展和关注。

再次，这种价值观的变化是激烈而巨大的。根据中科院研究员何传启的观点，中国正经历着由第一次现代化向第二次现代化转变，从二次现代化的内涵看：“何传启等人对中国现代化的乐观估计不仅仅是依据经济增长，也考虑了福利化、理性化、教育传媒以及知识化、信息化、休闲化、高等教育和终身学习等因素，而这些都是同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有直接联系的因素。”[5]第一次现代化向第二次现代化转变是如此突然而迅猛，第二次现代化给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之所以巨大是因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处于“时空压缩”的紧张转换状态之中，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加速转型。加速转型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时空压缩’。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时空压缩’的特点，一般理解和概括为在同一个时空范围内呈现出了传统社会的前现代性、现代工业社会的现代性和后工业社会的后现代性的共存。共存的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分别具有相应的价值观内涵。”[6]这些价值观内涵表现为：市场经济的确立催生了以世俗化追求和物质追求为主的社会心态，主体意识的觉醒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人们对政治权利的强烈期盼，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发展助长了自由个性的发展，因此，经济领域价值观转变为对“公平”和“效率”的普遍认同和追求，政治领域价值观转变为对“正义”和“民主”的普遍认同和追求，文化领域价值观转变为对“自由”和“个性”的普遍认同和追求。而且，这些新兴价值观已获得较为稳定的形态并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效应，道德教育也随着价值观变迁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以往的德育范式日渐衰弱，新德育范式应运而生。

二、对中国道德教育传统范式和当前范式的“再认识”

在多元价值观的现实语境下，德育旧法渐弱，新法未立，欲立新法，必须对旧法进行扬弃，必须加强对德育传统范式和当前范式的“再认识”。

（一）对中国传统德育范式的“再认识”

我国传统道德教育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国现代德育范式的构建必须要正确面对传统德育思想宝库，批判地继承其中的科学因素，坚持科学性与阶级性相统一的原则。

中国传统德育经历了萌芽阶段、“百家争鸣”阶段、“大一统”阶段和兼收并蓄阶段。在萌芽阶段，提倡以德配天，惟德是辅，为中国德育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开启了中国德育思想之源，在“百家争鸣”阶段出现了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大繁荣，为后世德育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在“大一统”阶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了基本统一的中国传统德育的经典范式，在兼收并蓄阶段，阳儒阴法，王霸结合，儒释道杂揉相济，形成了自成体系、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德育范式，对后世德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方面，中国传统德育培育了国人的“道德基因”，以儒家道德思想为主干的传统德育思想，提出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道德内容构成，以内圣外王为主的道德修炼方法，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施教理念，这些共同构成了传统德育的主干部分；另一方面，传统德育孕育于中国封建社会，带有强烈的封建统治色彩，必须对传统范式进行扬弃：首先要对德育理念进行扬弃，消解德育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以伦理纲常钳制人们道德思想行为的理念；其次要对德育内容进行扬弃，消除封建道德残余思想，破除严格的道德等级观念，改造传统意义上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道德束缚；再次要对德育方式进行扬弃，破解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主从关系，打破以内省式和灌输式为主的僵化模式；最后要对德育管理进行扬弃，禁止把道德问题泛化，特别是泛化为政治问题，对待人民的道德问题要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为指导。

（二）对当前道德教育范式的“再认识”

对当前道德教育的“再认识”是构建德育新范式的重要前提，当前道德教育的现状可以归结为：国家高度重视，建立了自上而下的道德教育系统，道德教育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道德教育也存在很多需要破解的困境，道德教育低效化，道德教育理念、内容、方法等方面有待改进。我国历来重视道德教育工作，从建国后至今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建设经历了52方案、54方案、61方案、78方案、79方案、86方案、98方案、05方案的不断调整完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就经过至少4次较大的调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了《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试行）》、《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等重要指导意见，为了加强贯彻落实，各地方、各单位结合自己实际制定实施意见，并要求基层单位党委书记亲自挂帅推动工作，应该说，全国的道德教育体系从上到下是建立起来的，道德教育成就明显。但是也有值得深思的问题，道德教育面临很多困境：教育观念的更新、教育内容的选择、教育方法的改进、教育环境的创建等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有些应对迟缓，已经不能实现其功能完整化，甚至有些困境是难以以“自救”来破解的，比如道德教育的环境改善，道德教育社会功能的整合等。

当前德育范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首先是道德理念层面，大体可分为人本化理念、主体性理念、民主化理念、生活化理念等，当前德育的理念恰恰片面化甚至忽视人本化、主体性、民主化、生活化等时代要求，大体可归纳为：把人抽离道德论域，进行抽象的道德说教，视道德教育对象为被动接受道德灌输的客体，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被剥夺，无视政治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民主意识增强，依然我行我素。其次是道德内容层面，当前德育漠视日渐丰富的道德教育素材，教育内容去生活化，“阳春白雪”颇多；另外，有把政治教育内容等同于道德教育内容的情况，教育内容泛政治化严重。最后是道德方法层面，目前德育以主客二分法、单向式灌输为主，即使有人提出应大力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也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另外，对现代教育方法的运用也不够重视。这些弊端可总结为：“德育理念存在明显的‘物化’倾向，德育思维方式简单化，德育目标‘圣化’，德育内容抽象化、理论化，德育方法说教化，课堂教学‘独语’化。”[7]当前德育“失节于功利主义大潮、屈服于政治压力、迷失于科学主义惯性、与生活相疏离和主知主义。”[8]因此，道德教育正面临着道德教育理念、过程、内容和方法的解构与构建。

三、德育新范式的构建

学界对德育范式的当代选择意见分歧很大，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多种德育范式，有主体际性德育范式、人本德育范式、生活德育范式、社会化德育范式、环境化德育范式、开放德育范式、交往实践范式、知情型—生活化—整体性德育范式等。[9]这些范式是在对更早的主客体两分德育范式、主体性德育范式、知识论德育范式、认识论德育范式、科学化德育范式等范式扬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观点纷繁复杂，如何选择成为一个困难而重要的问题。因此，应该坚持这样的原则，即基于中国的特有国情，对众多范式进行整合，构建一种包容性德育范式，这种范式应该兼具目前最新范式与以往范式融合的特性，融合历史因素、当下需求与未来方向，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对德育范式的构成要素进行建构。

（一）新范式构建之德育理念

德育理念的新范式构建是德育范式构建中的基础性工程，当前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言，有学者提出中国传统德育范式是以人伦秩序为规约，“在源头上就秉承了‘人伦’秩序规范下的教育理念和思维方式。”[10]这种理念强调人的等级秩序在道德教育和道德养成中的内在尺度作用和规定性。有学者提出以积极道德教育理念取代消极道德教育理念，因为“在消极取向道德教育作用下，教师、家长等教育者普遍关注受教育者身上存在的品德问题，而对他们身上的积极品质、发展潜能关注不够。”[11]这种理念倡导积极引导在整个德育过程中的贯穿性及教化作用。有学者认为当前道德教育理念“脱离‘人性’的根基，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无具体内容和无生命意义，人人‘正襟危坐’，个个‘道貌岸然’，对人生的领悟、对生命的珍视、对生存的体验以及对生活环境的解读都无从实现。”[12]这种理念抨击了物化教育，要求还德育以人性，要求回归“以人为本”的德育。有人认为德育是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大力提倡；也有人认为德育是一种政治行为，有违个人应该自由发展的原则。甚至有人对“西方德育范式浪漫化，同时对中国德育范式妖魔化。”“伴随浪漫化和妖魔化的，是对中国和西方德育范式的一系列误解。”[13]《辞海》中对“理念”一词有两条解释：一是看法、思想，即思维活动的结果；二是观念，通常指思想。所以，我们在讨论德育理念时，应该注重对德育这一现象的看法和思想，德育理念范式的构建应该首先回答如何看待德育这一活动的问题。目前最需要及时澄清和纠正的是德育泛政治化问题、师生不平等、灌输“有罪”以及对自由、平等、民主、美德等概念的片面理解。新德育理念范式要帮助人们正确理解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灌输理论与内生理论的关系等，从而正确理解一系列容易误读的德育问题，所以德育理念新范式应该包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提高道德理解力，建立德育合法性基础等。

（二）新范式构建之德育过程

传统的德育过程以灌输和转化为主要模式，认为道德只有通过外部力量传导到受教育内心，通过“知、情、意、信、行”最终内化于心，见诸于行。有学者把这种灌输转化的过程形象地比喻为充实“美德袋”，把人看成是被动接收美德的器皿，只要把器皿装满，美德自然不少。价值澄清学派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教育不应给人判断，而是教人认知，认为个人自己可以作出道德选择，事实证明，这必将导致道德丛林法则泛滥，所以无论是灌输转化范式还是价值澄清范式，抑或内在生长范式等，都没有真正体现道德教育过程的真实状态，道德教育的过程通常表现为矛盾与和谐交互出现的情境，某些过程不可避免地要用灌输和转化，某些过程又需要进行价值澄清，某些过程又不得不让其“自然内生”，割裂灌输转化范式与价值澄清范式等范式的关联性是一种机械理解。所以，当前德育过程的范式构建应该具有融合性，只有融合性德育过程范式才能真正反映并适应真实的德育过程。

（三）新范式构建之德育内容

德育内容的构成在学界历来争论不休。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包括政治观、世界观、道德观、法纪观等，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包括世界观、道德价值观、道德原则和具体道德规范等。这些观点主要争论在道德内容是否应该去政治化，当前德育范式中的德育内容构成往往被人所诟病的就是政治内容与道德内容的混合；其次，当前德育范式的内容传授具有明显的显性特征，为了更加迎合当前主体性教育需要，有学者提出：“由显性德目向缄默意义及生活实践转型”的重要命题，即内容要由书本向意义世界和生活世界转移。

如何确定德育内容，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的理论，道德作为上层建筑必然反映一定的经济基础，在阶级社会中，没有完全超阶级的道德存在，所以道德要完全去政治化是不现实的，即使西方德育也无处不充斥着政治因素，因此，德育内容除了人类所应共同遵循的德性之外，还应包含”政治性“道德。另外，德育内容由书本向意义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延生也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这种兼具普遍道德内容与“政治性”内容、显性德目内容与意义世界和生活世界内容的多维性德育内容，应该是构建德育内容新范式应该持有基本态度。

（四）新范式构建之德育方法

德育方法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德育过程中为达成德育目标所采取的活动方式和手段的组合。我国当前德育方法以单向式的“授—受”方法为主，虽然社会各界提出要注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发挥，目前由于缺乏严格而科学的德育评价机制，加之这种方法成本低、可控性好，所以“授—受”方法一直是德育工作者最喜欢的选择之一，但这种德育方法明显不能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要求，据调查：“85.2%的调查对象认为，方法简单、陈旧、枯燥”，“88.5%的调查对象反对灌输教育”。[14]所以德育方法应该由单向式的“授—受”方式向多维“授—受”方式转变，所谓多维即单向式与民主互动式相结合的方式。有的学者彻底否定“授—受”方式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也必然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结合了单向式的“授—受”方式和民主互动式的“授—受”方式是有其现实基础的，人们在接受道德教育的过程中会遇到道德知识的学习、道德情感的体悟、道德价值的判断、道德行为的选择等多层次学习、体会、生成过程，不同层次的不同过程都选择同一种教育方法，显然和实际操作是不相符合的。另外，个体道德形成规律的整个过程也要求在不同的个体成长阶段选择不同的教育方法，正所谓教育有法，教无定法。所以，新德育方法范式应该融单向式“授—受”方法和民主交互式“授—受”方法为一体，构建多维“授—受”德育范式。

四、结语

价值观的变迁通常会带来德育范式的改革，两种相生相随的变革在我国历史上主要经历了四大阶段：“中国传统主流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儒家德育范式的构建阶段；‘西学东渐’与传统德育的近代转型阶段；价值观念的深层变革与现代德育的兴起阶段；‘改革开放’国策下回归本体的当代德育阶段。”[15]现在应该是初步进入了第五个阶段，此阶段的特点是多元价值观背景下的多元选择共存，这一阶段正经历着阵痛、摸索、适应、构建的过程，当前道德教育由于长久以来形成的固有思维、过程、内容和方法等已经处境尴尬，其效低迷、其功不显、其气不振已经严重影响德育功能的发挥，德育新范式的构建已经成为当前不能避开的话题。加强德育新范式的构建意义重大，对人们的信心恢复，对德育的合法性地位巩固，对德育的实效增强，对德育功能的发挥等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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