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变形女性形象悲剧溯源

陈 娟，王 博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变形，《辞海》中的定义是指艺术中对表现对象的性质、形式、色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畸变。[1]本文所提及的变形主要指作家在创作中对人物、情节、环境所做的突破常规的曲折表现。在中国现代小说的舞台上，一幕幕女性变形悲剧戏已不分昼夜的上演:老舍《骆驼祥子》中的女主人公虎妞，正常的人性被漠视，最终走向变形悲剧;张爱玲笔下《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带着变形病态残缺心理，一步步丧失人性，最终走进暗无光日的世界;林海音《烛》中的主人公韩太太，自身的变形悲剧致使她一辈子瘫倒在床;凌淑华《花之寺》中，女主人公燕倩最终造成人格分裂，变形悲剧深刻且引人警醒。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现代小说舞台的女性变形悲剧戏，也正是中国现代社会大多数妇女的真实写照。本文主要以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变形女性形象为探讨对象，试作一番探析。

一、变形女性的特征

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变形女性形象各不相同，无论身份背景、时代环境亦或生活经历，但是纵观整体我们还是可以总结归纳出变形女性的明显特征，即以下所阐述的三点特征。

(一)反抗目的模糊

恩格斯指出:“每个人都追求幸福，向外部世界与自身的存在寻求幸福，这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凝聚和积淀起来的一种意识和感情。”[2]反抗是为了避免不幸，追求幸福。在现代小说这个舞台中，许多女性形象都能勇于反抗，追逐幸福，这无疑是可贵的，但往往由于反抗目的模糊使其与幸福失之交臂，而走向更多遍布不幸的道路，最终导致女性变形悲剧。

老舍《骆驼祥子》中，女主人公虎妞，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不顾一切的挑战传统伦理主动跑去追求祥子，正如她想像的:“跟着祥子的快活，又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3]可祥子对虎妞却没有所谓的爱情，这种无目的的反抗也是扭曲的性欲导致的。同样，在对父亲刘四的反抗中，虎妞并不是因为他剥夺了自己的自由不满而反抗，而是为了与祥子的幸福。张爱玲笔下《金锁记》主人公曹七巧的反抗方式是激烈而勇敢的，但反抗目的模糊性却致使她采取了极具破坏性的手段。情欲得不到满足是曹七巧反抗的内在动因，三少爷姜季泽严守叔嫂之防，致使曹七巧采取了用金钱压制情欲的方法来获取替代性的满足，但这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疏导方法:曹七巧情欲得不到满足，于是疯狂追求金钱，但金钱不仅成为她未能满足情欲的替代品，更成为一副沉重的枷锁，不仅害了自己，还害了周遭的人。更甚的是，曹七巧反抗目的的模糊直接造成了下一代的不幸，曹七巧的变形悲剧正是在反抗的模糊中体现的。同样，林海音《烛》的主人公韩太太面对丈夫启福迎娶小妾秋姑娘的这件事，没有采取明确的反抗之路，而是装病，来折磨他们，让丈夫心存愧疚。这正是一个女性变形悲剧的显现。没想到，韩太太最后却瘫痪在床，导致腿部肌肉萎缩。可她却没有吸取教训，仍用自己这种模糊的反抗来继续面对下一代，天天喊着“我晕，我晕哪!”[4]，致使孙子鑫鑫都习以为常的说:“别那么大惊小怪行不行，她喊了几十年了。”[5]最终一辈子瘫倒在床。凌淑华《花之寺》中，燕倩虽然身为新式妇女，但反抗目的仍是模糊的，她并没有采取新式有效的方法解决矛盾。燕倩的变形悲剧也正是体现在这种模糊性上，最终造成人格分裂。

反抗目的模糊性是女性变形悲剧人物的明显特征。对于女性反抗的对象而言，究其根本，中国现代社会的封建性无疑是最大的阻挠，可就女性自身来说，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她们的反抗不过是“困兽之斗”。对于女性整个群体来说，在中国现代社会中，相较于男性也处于劣势地位，女性无论如何反抗都无法推翻封建男权的压制，她们只能在家庭这个威胁生存的狭小范围内拼死挣扎，更多的走向变形悲剧，而中国现代社会的封建本质却并无大的动摇。女性反抗的道路，不仅需要社会与个人的双重努力，同样也需要男性群体给予女性以尊重与平等，为尽早使女性获得个性解放，远离变形悲剧。

(二)畸形的金钱观

现代小说中的变形女性形象，大多是被金钱俘虏的奴隶:她们对现实社会中金钱的好处有着清晰的认识，支撑她们在这个世界生存的思想便是占有金钱的欲望。随着这一欲望的加深，人性也走向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爱情、亲情、友情统统淹没在拜金主义计较之中，最终导致人性扭曲的变形悲剧。

《骆驼祥子》中的女主角虎妞，视财如命的本色，使她在内心深处从来没有将祥子真正看起过，祥子不过是她的一个猎物与宠物。这种变态的金钱观使她心安理得的认为:她花了钱，在婚姻中就拥有了主宰权。而一旦祥子有违背她意愿的行为，她对祥子恶毒与刻薄的情绪就掩饰不住地流露出来，如咒骂祥子是“臭拉车的”，对小福子的恶意侮辱等。同样，张爱玲曾这样诉说她笔下著名小说《金锁记》里的主人公曹七巧:“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6](P367)从《金锁记》原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曹七巧对金钱的变态追逐:“去年她戴了丈夫的孝，今年婆婆又过世了。现在正式挽了叔公九老太爷出来为他们分家。今天是她嫁到姜家来之后一切幻想的集中点。这些年了，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可是连金子的边都啃不到，这以后就不同了。七巧穿着白香云纱衫，黑裙子，然而她脸上像抹了胭脂似的，从那揉红了的眼圈儿到烧热的颧骨。”[7](P340－341)曹七巧首先是一个被买卖婚姻制度迫害的女性，但明知道婚姻是陷阱，是带着“黄金枷锁”的牢狱，她也愿意往里跳。因为她喜欢金钱，所不同的是她一边陷落反抗，一边挣扎报复，对金钱疯狂的追求使得她成了心理既残缺又畸形变态的女性形象。此后，她变得残忍，开始以一种变态的方式报复周围的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儿女。她对女儿长安说:“天下的男子都是一样混账，你自己要晓得当心，谁不想你的钱?”[8](P349)并因为金钱大骂自己的女儿为“天生的败家精”。正因为曹七巧的生活中有这样强烈的金钱欲，又无法摆脱封建婚姻制度，才使她把封建吃人的本性和对现代物质生活的欲望扭结在一起，迸发出比封建时代更可怕的能量:她不但疯狂地葬送了自己，也毁掉了别人。张爱玲现代小说中类似的女性形象还有很多，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由一个天真无邪的学生蜕变为一个堕落的交际花。纸醉金迷的“金钱”世界像一个大染缸，侵染原本纯洁的女性，“她深知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却又无力自拔，”[9](P145)挡不住侵蚀诱惑，最终沦为金钱的阶下囚。到最后，她甚至还嘲笑“为了爱而结婚的人”，像“把云装在罐子里的人一样傻。”[10](P150)价值观、人生观产生了极大的扭曲。

现代小说中描述的女性畸形金钱观，实际上正是处于现代社会中的女性，面临种种不公平待遇，价值观、人生观遭受扭曲，最终选择的一条畸形道路。她们甚至错误地认为，只有金钱才能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免除所处的不平等待遇，这种畸形的金钱观无疑会把女性引至更深的黑暗。女性畸形金钱观的根源，无非是冷酷的封建婚姻以及男权社会导致女性的悲凉境遇。因此通过获得女性解放，使女性掌握一定的经济权，实现自身价值，帮助女性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是必要的。

(三)变态的情欲

情欲，是人的各种情感和本能的欲望。当情欲这种欲望不能通过正常方式来满足时它便转了方向，长期的期望和冲动的压抑必将产生变态和畸形的宣泄，演变成变态的情欲，最终导致女性发生变形悲剧。

《骆驼祥子》中虎妞对祥子的“爱”，是因为祥子年轻力壮，易于控制。她从自身需求出发，企图从祥子身上弥补逝去的青春。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使出全身本领:肉体、苦肉计，甚至屈就。她引诱祥子，假装怀孕，迫使祥子就犯。虎妞在性压抑和苦闷释放的过程中赤裸裸的暴露着她变态的情欲。无爱婚姻如一把锁，锁住了女性活生生的欲望。曹七巧无法从瘫痪的丈夫那里获得正常的婚姻生活，她对姜季泽充满了爱意，但却得不到季泽的真情回报，当曹七巧识破姜季泽的金钱诡计后，终于残存的最后丁点人性也消失殆尽。曹七巧强烈的情欲不可能得到满足。外在环境的压迫和内在的心理痼疾终导致曹七巧变形为非人，疯狂地报复别人和扼杀他人的幸福。她的人性得以完全丧失和泯灭，并踏上了万劫不复的变形悲剧——把深深地哀怨和浓厚的报复欲转嫁给了下一代:从曹七巧干涉儿子的私生活、逼死儿媳妇，断送女儿的幸福中，都可以感受她变态的情欲。《烛》的主人公韩太太回忆起以前痛苦的酝酿过程(同样也正是她发生变形悲剧的过程)。当年她生产坐月子时，丈夫娶了来帮忙的秋姑娘，就这样她被丈夫从感情上抛弃了。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啊，但她仍然要装出正室的宽容大度。可她终究只是一个心中充满嫉妒的女人，她听不得丈夫启福和秋姑娘的笑声，于是开始装病，来折磨他们，来让丈夫心存那么点愧疚。没想到，最后也害了自己，真的瘫痪在床。导致如今“从全身的比例看来，她的腿特别退步，细而硬的两条小棍子，顶端是像两只剥了皮的冬笋似的小脚，缠过的。”[11]在凌淑华的小说《花之寺》中，我们惊奇的发现，小说中性格迥异的两名女性竟是由一个人扮演的。表面上来看，燕倩的自我分裂只是一种迫于无奈的小伎俩，而究其本质，则是女性本能的被男性话语强迫而为了迎合男性、适应男性的不同需求所做出的改变，是受过教育的新式妇女在婚姻问题上所面临的新困境，即如何跟上丈夫不断变化的脚步。

变态的情欲，无疑加深了女性的变形悲剧。在中国现代社会，通常大多数男性的观念里，只把女性看成是性客体和性工具，这直接危害到女性的人格尊严和社会地位的确立，引起女性思想观念的变化，价值观、人生观逐渐扭曲，间接导致女性变形惨剧的发生。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仍屡见不鲜，正确引导这种畸形的情欲，减少女性变形惨剧的发生，是迫在眉睫的，中国女性性别歧视问题亟待社会关注与重视。

二、女性变形悲剧原因

(一)男权使女性难有权力

“女性批评学”的开创者肖瓦尔特曾说:“疯狂本身是一种策略，是一种交流形式，是妇女对在父权社会所面临的关于女性气之矛盾观念和要求做出的反映。”[12]“人民艺术家”老舍的代表作品《骆驼祥子》中，虎妞这一变形女性形象，是男权文化的产物。她首先受到“父权”的压制:刘四爷所扮演的封建家庭家长的角色，牢牢掌控虎妞的命运。“婚姻是获得生存的保障，谋爱是为了谋生。”[13]虎妞接下来，又受到“夫权”的隐性迫害。《骆驼祥子》中，祥子第一次与虎妞偷情后，他却觉得“她把他由乡间带来的那点清凉劲儿毁尽了，他现在成了个偷娘们的人!”[14](P112)这里，祥子显然也是充满欲望的性主体，两人在性关系中是互为主客体的，是平等的，但事后祥子却把这一切归罪于虎妞。这显然是继承了“男权文化”观念中把性归罪于女人的思路，最终受到“夫权”、“父权”双重迫害的虎妞由于正常的人性被漠视导致性压抑和释放的变形悲剧。同样，《金锁记》中的变形女性曹七巧也是夫权社会的牺牲品。曹七巧父母双亡，要遵守“父死从兄”的封建伦理纲常。所以她的命运，首先掌握在了象征男权统治的兄长手里。而曹七巧的兄长，却把她当做商品，交易给了依仗家族权势为瘫痪儿子娶妻的姜家。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曹七巧无论逆来顺受，还是反抗命运，都会陷入困境两难的境地。她的变态金钱欲和情欲，是受男权社会压抑的结果，最终曹七巧以金钱和权力为栖身之地，并用情欲对男权社会提出反叛，但她最后又皈依了男权社会，最终成为男权社会的祭品。

林海音用女性特有的视角，来审视传统大家族中作为特殊群体的妻妾们的精神世界。她在现代小说作品《烛》中揭示了妻妾制度对女性身心的变形摧残。主人公韩太太“一辈子躺在满是污垢的破蚊帐里，白夏布的蚊帐是有很长的时间没洗换了，变成了黑炭的颜色。床头里面的部分溅满了油渍，那是混和了饮食、身体和蜡烛所遗留或排泄出来的污痕。一条四季不换的被头，也是同样的情形。”[15]主人公韩太太的变形悲剧，根本原因正是男权社会导致的女性变形悲剧。凌淑华笔下的新式女性大部分都不必为生存挣扎，她们聪明且有思想。然而我们最终悲哀的发现，新式女性也逃脱不掉男权的婚姻围城。在凌淑华的小说《花之寺》中，燕倩的自我分裂表面上是一种迫于无奈的小伎俩，而究其本质，正是为了迎合男性，凌淑华《花之寺》笔下的燕倩最终也走上了隐性的人格分裂变形悲剧。陈学勇在《论凌淑华小说创作》中曾写道:“冯沅君吹响振聋发聩的号角，凌叔华则长鸣发人深思的警笛。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历史当然更需要促成交替的战士，然而时过境迁，于渐进的社会，余音尚存的还是警笛。”[16]

古往今来，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来看，男性与女性都是不一样的。同样，正是由于这个“不一样”，导致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书写女性变形形象时，即使在观点相同:都认为“男权”是造成女性变形悲剧主要原因的条件下，感情色彩也会不自觉的产生较大不同。恰恰，也正是由于这个“不一样”，才造成现实社会中男性眼里的女性与女性眼里女性的不同。现实社会中的女性变形悲剧，大抵也是由此而来。“这个走兽特别的厉害，要一刻不离地守着他，向他瞪眼，向他发笑，而且能紧紧地抱住他，把他所有的力量吸尽。”[17](P148)这是老舍在《骆驼祥子》中对虎妞的描写，从中不难看出作者本人对其的厌恶。老舍在对传统女性的歌颂与批评中，不时陷入男性中心立场而压抑女性主体性。另外，在老舍的深层性别意识中，还存在着对气势压人的恶女人的强烈厌憎并存的心理格局。这一切，都充分展示了一个现代男性作家在理解女性世界与维护男性主体霸权之间徘徊的矛盾心态。而这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男权思想正是导致现代女性发生变形悲剧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现代社会，对于女性来说，真正的悲哀必是作为男权社会附属性的存在，在男权文化中，女性只有自觉维护夫权制原则，掩藏作为人的主体性与生命需求，才能在男权制的夹缝中苟且生存。毋庸置疑，男权已严重造成女性身心的双重压抑。因此，若女性不从心理中除去几千年的奴性意识，争取与男性地位的平等，并注重自我的价值表现，挖掘并发挥女性的社会力量，为社会各阶层女性的思想与行为解放而努力，那么女性最终也将无法彻底地摆脱掉因男权社会所带来的变形悲剧。

(二)资本主义金钱观

“金钱”这一关键词无论在现代还是当今都是导致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发生巨大改变的重要因素，处理不好，就会发生变形悲剧。女性，更亦如此。

《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她是一个从小生活在剥削者家庭沾染了不少庸俗与丑陋品性的人。虎妞对祥子，确有真挚喜爱的成分，祥子的诚实、勤劳、木讷以及高大的身躯，都使虎妞由衷喜欢。但是，她的喜欢中掺杂着太多动物性的占有欲望，显然比较粗俗。而且，由于虎妞所处的阶级属性和她持有的变形金钱观，使她在内心深处从来没有将祥子真正看起过，这些都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金钱观对她心灵的腐蚀。

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使我们看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金钱观念是如何一步步的把女性推向变形悲剧的深渊，她成功的描写了洋场社会中旧式家庭女性的爱情婚姻和道德心理是如何在资本主义金钱观念侵蚀下发生变形扭曲。在曹七巧身上，就展示了被金钱欲望扭曲的人性，也昭示出女性内心深处被毒化的惨痛变形悲剧。曹七巧是一个在特殊的文化环境中滋生的女性，也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枷锁中的女人，是一个由金钱的牺牲品逐渐沦为金钱的奴隶、一步步丧失了人性的女人。曹七巧与姜二爷的婚姻实质是以姜家的地位和金钱去换取曹七巧的青春和健康。贪婪的兄嫂把曹七巧当作摇钱树卖给了高门大户的姜家，使七巧在姜家受尽奚落。由于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废人”，没有能力支撑起这个家，所以她不得不为自己以后的生活着想。于是，当丈夫和婆婆相继死后，曹七巧只有靠争夺夫家财产为将来打算。就这样，曹七巧一生都戴着封建的镣铐，披着沉重的黄金枷，压抑着情欲，一步一步走近暗无光日的世界。但是，她最后却无法平衡那种因金钱欲导致的变形病态残缺心理，终戴着黄金的枷锁老此一生。而张爱玲的另一部现代小说作品《倾城之恋》中，也揭示了女主人公白流苏所处的洋场社会中的旧式家庭受“西洋文明”——拜金主义的影响，在原有的封建女性上，又增加了一层资本主义色彩。主人公白流苏是把寻找经济靠山作为择爱的目标和标准，资本主金钱观支配了她的灵魂和价值观念。在封建婚姻制度下，女性往往把婚姻当做自己惟一的出路与依靠，以青春作婚姻的代价，又以金钱为目的，最终沦为了金钱的奴隶。

(三)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

众所周知，文学创作来源于生活，同样，现代小说中变形女性形象的创作亦是如此，它与作家的生命体验密不可分。作家独特生命体验的形成和他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成长、个性心理等综合因素密不可分，要想审视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就必须回到作家生长的历史语境中，做一次历史的探索回顾。

老舍是出身于底层社会，一辈子牵念于贫寒下层人们生存状况的作家。他在大杂院里度过了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刻得知他们的喜怒哀乐。而这些，都在他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老舍写《骆驼祥子》，切入点是城市贫民的生计问题;而落脚点，则是下层市民的精神归宿。正因为老舍处于这样的阶级，自然会把自己的全部同情与悲愤赋予祥子。而对于处在剥削压迫阶层的女性形象虎妞，老舍将她的外貌刻画得如此丑陋，显然老舍对虎妞是没有好感的。同样，中国现代社会是男性占绝对统治的社会，老舍生活的时代背景，也使他不可避免地受到“以男性为中心”观点的影响，在思考男性婚姻问题时，老舍在理性层面上，往往从男性中心的家庭观念出发，这都间接造成了老舍笔下的虎妞人物形象变形悲剧。张爱玲在我国现代女性文学中，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她出生于封建贵族世家。所以她不可避免地濡染了贵族文化浓重的末世情调:贵族世家的没落、世事的沧桑，使她形成了敏感、悲观的心理;中西文化冲突使张爱玲形成了中西杂糅的文化人格。同样，张爱玲创作的小说时代背景大多是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正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和新旧交替的时代。当时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封建性的因素对人的价值观念还在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上海又是一个开放型的大都市，外来文化首先从这里侵入，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观念也是从这里涌入的，它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这两种意识形态相互排斥但又相互渗透，产生的内在矛盾推动着人们走向了腐化和堕落。这样的年代，女性深陷在封建礼教和人性压迫的困境中，爱是浅面的，谋生才是“爱”的本质，正是由于封建意识的侵蚀、性的压迫和金钱的异化作用，使得女性远离“人道”而趋近“兽道”。张爱玲毫不隐瞒自己是“拜金主义者”，在她的作品《童言无忌》中也说明了自己对金钱的态度:“我喜欢钱……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18]连与自己母亲，张爱玲也试图做到“两不相欠”:张爱玲大约花了母亲三两金子，她一直存心要还清，在某日一起喝下午茶的愉快时刻，拿出金子还母亲，惹得母亲大哭一场。连张爱玲认为懂得自己的胡兰成，也说其“一钱如命”。这样一个爱钱的人，不可避免地在小说创作中也会夹带一丝金钱的味道。贝尔切夫尼曾说过:“女性有关女性的写作是她们与母亲内在关系象征的再现，在某种程度上，自再造自身。从作者现实生活中与其母亲的关系来考察。”[19]张爱玲笔下“变形母亲”形象的塑造，同样与作家成长过程中母爱的缺失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生命是一个过程，那么文学则是书写生命的体验。凌淑华与张爱玲都属于大家闺秀，出身落寞的旧式家庭，早期人生经历也较为相似。对旧式家庭女性这一“世态一角”的深刻理解，成为她创作的有力基础。自幼生活在深深庭院里的凌淑华，熟悉那里女人的言行举止，了解她们内心的喜怒哀乐。在走出家门读书时，适逢五四运动的新观念冲击。“中国女作家太少，所以中国好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20]凌淑华掀开了高门望族生活的隐蔽面纱，让世人开始了解旧式家庭女性的变形悲剧。作家林海音是台湾作家中最早在作品中为女性的不幸命运呐喊和抗争的人。她的作品往往以封建家庭为背景，抒写女性在此下的不幸、反抗及变形悲剧。林海音家族同样也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她的丈夫家也是名副其实的大家庭。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成为她日后创作的来源。林海音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变形悲剧形象几乎都是以她所见的人物为原型。文学作品，大多影射生活，作家笔下的女性变形悲剧同样如此，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女性变形悲剧，是作家所见所闻、所感所悟，亦是中国现代社会广大女性生活的真实写照。现代社会女性地位如若不能尽早得到提升，女性问题得不到重视，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变形悲剧则终将无法落幕。在中国现代社会这个复杂背景影响下涌现的一大批关于变形的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变形人物往往都具有独一无二的悲惨遭遇。以上所述，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漆黑历史天空下女性变形血淋淋的惨剧。

三、变形女性悲剧启示

文学不仅仅是愉悦读者的纯文学，女性变形文学同样如此，无论从“变形”这一概念本身来看，还是从“中国女性变形悲剧”这一主题上看，它亦有多重价值并能予人以深刻启示。

(一)文学价值

变形在文学作品中是作家经常表现的主题，通过探讨变形的文学创作价值，能更好地带动当前文学创作，丰富文学的发展。首先，“变形”给文学作品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变形的运用不仅增加了文学作品内容的可读性，同时也提升了文学作品所带来的反思性，在文学作品可读性的前提下兼顾了精神追求，使文学作品亦充满文化底蕴，富含深度。其次，现代作家有意识亦或无意识的书写了一个个变形悲剧形象，通过对女性变形悲剧形象的阅读，也能引起读者共鸣，以唤醒人类麻木的灵魂。最后，通过对变形悲剧文学作品的研究，对二十一世纪快节奏生活下产生的快餐文学也有一定警醒作用，对思索作家创作文学作品是否应来源于现实这一重要问题也有指示价值。

此外，当前学界对女性变形现象的研究还处于单个零散的状态，本文所探讨的女性变形悲剧形象是从整体上进行的系统研究，对拓展和丰富现代文学领域也有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现实启示

人类历史帷幕上的女性悲歌已演奏了太多，正因如此，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才不能只是在纸质上哭泣的文字。如若想避免亦或改变女性的变形悲剧，不仅需要外界的支援，同时也需要女性自身的努力。

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大地上，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落后地区，女性变形悲剧在那里也体现得尤为明显:女性提早辍学、重男轻女、冥婚、童养媳、家庭暴力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引发变形悲剧的导火索;而在中国相对发达的都市，女性变形悲剧却也没有减缓之势:小三的潜在刺激、拜金主义等现象此起彼伏。各行各业:娱乐圈的潜规则、大学生的吧台女、“马诺”现象、“干露露”现象、“郭美美”事件等无不高声控诉着女性的变形悲剧。中国当代社会，在大方向坚持落实十八大关于文化、民生、教育、生态文明等项目的基础上，提高“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和社会文明程度。小方面也要自觉从自身做起，树立好明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而如何切实维护好女性的权利避免女性发生变形悲剧也该引发更多人的深思:女性受教育问题、女性性别歧视问题、对女性的性骚扰问题、女性就业与再就业问题、家庭暴力问题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都刻不容缓。也旨在通过对变形女性悲剧溯源的研究，给人们以警示和指导作用，以和谐大众生活，迎接一个全新的美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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