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眺望原乡”解读——以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与《边界望乡》为例

帅 震

(山东财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汉乐府《悲歌》中有这样的诗句“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写出了天涯游子思乡而不得归的深切悲恸，也呈现出思乡者独具一格的情感结构和人生境遇:唯有欲泣，所以悲歌;唯不能归，所以远望。悠悠思乡悲歌流转了2 000余年，在20世纪中国台湾文学中又有了一个呼应，其中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与《边界望乡》两篇作品均出现了“眺望原乡”这一经典性场景。《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是於梨华的代表作，它写于1966年，展示了“无根的一代”内心的迷惘和孤寂，成为当代台湾留学生小说的滥觞。《边界望乡》为创世纪诗人洛夫1979年所写，并一举成为抒发乡愁的经典诗作。两部作品虽然写作时间跨度甚大，所依持的文体、视角和旨归也大异其趣，但其中衍生的诸多精神意涵，无不加深、丰富着我们对当代台湾文学的想象和认识。

一、时间的错置

王德威在《原乡神话的追逐者》中认为，由作者的创作意识切入，透过“时序错置”和“空间位移”来透析原乡书写的成因，“与其说原乡作品是要重现另一地理环境下的种种风貌，不如说它展现了‘时空交错’ (chronological)的复杂人文关系。意即故乡乃是折射某一历史情境中人事杂错的又一焦点符号。”［1］因此，原乡书写中所要展现的并非故乡写实的心愿，而是透过“时间”和“空间”这两个要素来形构原乡想象中复杂的流动关系，借此为书写策略，展示作者对于原乡图像折射与失落背后的深度意义。

原乡的意义建立在时间失落的前提之上，它的存在意味着现实家园的不复存在，不在原乡的作家只能依凭记忆追寻失落的家园。然而回忆和现实之间根深蒂固的差异，致使记忆想象与现实情境之间不断产生着裂痕，突显着时间对人物精神上的创伤。《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的牟天磊去国10年却始终和美国格格不入，取得博士头衔后，他却“仅是惶然，仅是空茫”，而“把头倒垂在床沿上，把一个拳头塞在嘴里，无声塞噎地恸哭起来”。当他终于回到台湾乡土，融在亲人中间时，却发现盲目崇美的情绪已在这个小岛弥散开来，一种强烈的“陌生”感受油然而生，“回来之后，觉得自己仍是一个客人，并不属于这个地方”。当他为了寻求心灵的真正依托来到金门“前线”，面对着暌违已久的原乡故国，刹那间复活于脑海的偏偏是无法忘却的历史记忆。作为一种追寻逝去的时间的方式，记忆往往成为主人公确证并且建构自身存在的有效手段。在牟天磊自发召唤出来的记忆碎片中，充斥着“战前小镇里宁静得单调的、没有柏油的大街” “战时炸塌了的房屋、闷气而潮湿的防空洞”“战后回乡西北道的宝鸡潼关洛阳的荒凉”等意象。有意味的是，这些围绕战争而衍生的破败意象却代表着主人公生命“有意义”的过去，他所寄身的当下在时间的错动中反而消遁了。可以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一书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当下”。对于牟天磊而言，过去不仅代表着异国留学生涯的虚空中最根本的情感慰藉，更是他寻求意义的最终归宿。而眺望原乡时所摄取到的模糊风景根本无法与自己的温暖回忆进行对接，过去的生命已然消逝，愈加显示出当下的空洞和无意义。于是，牟天磊只能成为一个永恒的“异乡人”，无法承载时间的创痛，更失去了现实生活中的位置和勇气。这种时间上的错置之痛还呈现在小说中的主要意象——棕榈树在主人公内心迥然有别的投影上。牟天磊也有过奋发和激烈的年轻时代，倔强少年时的他面对着高大的棕榈树许愿要“挺直无畏出人头地”，二者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同构，凸显出一种无所畏惧的“强力意志”。经过时间之流的冲刷，牟天磊早已变得沧桑倦怠，而“在黑夜向天空毫不畏缩的伸展着”的棕榈却以恒定不变的风姿与未老先衰的主人公形成鲜明的对比，并用一种强烈的反讽语调映衬出他的无所依归，使他终至陷入“无根的一代”的自我孤绝深渊:“我是一个岛，岛上全是沙，每颗沙都是寂寞”。

洛夫在写《边界望乡》时已和大陆原乡的父母兄弟离别了整整30年，当他怀着灼热的乡愁冲动和好友余光中一起来到落马洲边界，当望远镜中的故国山河依稀可见时，诗人便无法自控地“手掌开始生汗”。但是这一次的原乡经验并不美好，甫一遭遇便被撞成“严重的内伤”。记忆与感受之间的差别，形成了现实性故乡种种难以言尽的内涵，“这令人失望的图景，使故乡成为记忆或想象的他者，从而一举获得其现时性，实在感，或者说现实意义。”［2］原乡的现实既是如此的歧异难明，诗人只能从本能的记忆中寻求依持。恍惚之间，诗人来到了一个纯美的传统诗性之域，以“凋残的杜鹃”兀自“咯血”自况，诉说自己凄婉哀怨的故国之思和有家难归的负面感受，而那块“禁止越界”的告示牌则又不断强化着诗人迥异于古人的现实存在感。这时，“鹧鸪以火发音”，用“冒烟的啼声”烧得诗人“双目尽赤，血脉贲张”，既抒发了诗人身受时间灼伤之烈，又将历史与现实交缠在一起，共同增加了这种伤痛的历史纵深感。原乡书写的一大特色便是对传统情境与乐园主题的呈现，《边界望乡》中，诗人在现实情境的异己背后建构了一个自足的中国传统诗词文化的美好乐园，但以自足性回忆来作为一种追寻失落时空的手段时，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还是导致文字书写与现实世界之间无止尽的缝隙与竞逐。诗人最终还是坠落到现实的偿愿无望，在时间的错动中原乡故土的形象消失于无形，收获的仅是游子咫尺天涯的伤痛、落寞和无奈。原乡终于无法真正触摸，现在只是不得已而寄身的异己时空，处处皆是无法摆脱的永恒的时间之伤。从此，书写失落的原乡时空，同时也凸显着对于现实世界的遁逃欲望，由过去找寻现在，就回忆敷衍现实，已然成为洛夫原乡书写的一个固定路径。

二、空间的位移

就人的一般感受力而言，空间感总是较时间感更为敏锐，尤其当一个乡愁者无可奈何地面对着身处异乡的困顿，自觉而又深刻地意识到无家可归的现实处境之后，不在场的原乡空间往往成为他们祛除焦虑、移情解脱的依归。个人的情感、生命经验与家园的地景、空间变迁之间，也因此产生紧密的叠加，呈现出丰富的情感内涵。

在《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遭遇到从大陆到台湾，又从台湾到美国的双重放逐，牟天磊拥有的只有不再完整的家国记忆，他只有以回忆不复存在的原乡风物来做心理上的调整。几乎完全负面的原乡意象丛林承载了人物正面的乡愁情感，这一切都曾“反复在他美国地下室的日子里出现”，“一切都美得可爱”，它们不但形成了诠释原乡的角度，更规约了原乡想象的限度，成为主人公无法逾越现实困境的四面墙。然而原乡看近实远，记忆似亲实疏，自闭性的原乡和漂泊者的情感既有着同构关系，又分明产生着疏离，导致牟天磊的原乡情结朝一个臧否难分、褒贬莫辨的方向转变，而祖国原乡由在国外的寂寞中“一个抽象的、想起来的时候心里充满着哀伤又欢喜的乡思的一种凌空的梦境”蜕变为现实中“一个没有实质而仅有回忆的梦境”，竟是如此的迅即!与原乡的仓促对接竟成为对原乡记忆的破坏与否定，不同时间维度的两个主人公构成了回还往复的对话关系，意欲自我建构的生命存在此时变成自我解构。正因为如此，“眺望原乡”所呈现的不仅仅是沉重的家国之思，还透露出荒谬悲凉的意味。于是，早已丧失了自信和憧憬的牟天磊出现了既无法认同现实、也无法认同自我的内心状态，“突然被几百个问号扭在一起”，于是，他拒绝用“可以看到街上的行人”的望远镜对大陆做进一步的探视，而是“猝然地转过身来，用背对着他原来属于的地方”。牟天磊面对着原乡时产生了强烈的虚无感知，在事实上已经消解了回溯行为的全部意义。这种在空间位移中呈现出的原乡形象无疑是遭受几度放逐的主人公特有的心灵体验。荣格认为，“任何丧失了历史的象征而又不能满足于那些替代物的人都确定无疑地处在一种异常困难的位置上:他的面前伸展着一片空虚，他于恐怖中转过脸去，背对着这空虚的景象。”［3］远眺家园终是难偿心愿，而现实世界又是无所归依，牟天磊终于无法挣脱孤绝的命运。

原乡的书写往往不局限于地理上的位置感，它更承载着生命存在的意义。洛夫的《边界望乡》中的“边界”应该指一种临界点，它既意味着地理意义上的远和近，更能辨别出心理意义上的亲与疏。对于洛夫来说，自己所寄身的只是一个“异地”，完全没有感情的投入，而原乡则是亲情和永恒的具体场所和精神象征。他对原乡的返顾与叙述充满了诗意，然而这种想象性补偿毕竟不是原乡本身，作为乡愁的生发基础，原乡被虚化而推离了主体，成为了另外一种存在——一个无言的沉默的大地。自我与原乡母体的迷失曾使诗人慨叹，老来思归而家国重隔，无根的流浪和浩渺的哀恸交织在一起，在《边界望乡》中呈现为一种“寻求家园”与“徒劳无获”相缠绕的悲怆苦情。30年的人生暌离和身心两隔的故园之痛，对所居客地的疏离隔膜与落叶归根的回归冲动，一落笔，便是浓得化不开的“乡愁之恨”。“我”不断调试望远镜的距离，在灼热的乡愁激发下竟至“调整到令我心跳的程度”，而此时，“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严重的内伤”。眺望原乡，似乎是偿还乡愁、纾解宿怨的最佳办法，却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暴力形式，给诗人留下永恒的心灵创伤——河山不堪恋，恋即伤心;故乡似近在咫尺，却犹在天涯。诗人激情迸发，却就此烙下伤痛，近乡情怯遂一翻而为“山河犹在血亲断绝”的不堪体验。“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但我抓回来的是一掌冷雾”，情感的纠缠产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悖谬性感受。于是，诗人的诸种体验和表现，无不是这种悖谬性感受的衍射和外化。在“三月的春寒”天气，“我”却“被烧得双目尽赤，血脉贲张”，“你”却问“我”， “冷，还是/不冷?”这种特殊的生命感受竟连诗人的知己好友也无从辨别。这是“我”与现实故乡30年来的第一次对视，充满了伤痛、失落和歧异。“眺望原乡”这一行为本身即带有验证的作用，诗人远离故国后的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流放所造成的“空间位移”感受，在诗歌中演化为一种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悲情挣扎，并成为其“时间之伤”的深刻根由。

“除了思乡，台湾放逐文学里的诗中人或叙述者经常陷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心中交杂连串难以化解的问题:‘回去或不回去'以及‘回去哪里’。”［4］《边界望乡》以自身鲜明的张力，传达出诗人对原乡可望而不可及的彻骨悲哀，空间上的位移使得故园不堪望，一望成愁。洛夫对当下的生活因疏离而格格不入，对暌离的原乡欲亲和而不得其所，均呈现出同样的心灵症结。诗人在大雾中调整望远镜的看视距离，何尝不是在调整自己的心理距离?家园的遗失与寻找，胶结着难以言传的茫然和伤痛，正是失去家园的被放逐者不得其所的心境写照。

三、原乡的追寻

时空观念是原乡书写的基本要素之一，它体现了书写者试图在时间上逃逸“当今”以及在空间上避离“当地”的企图。应该说，这两篇作品中眺望大陆原乡的场景是当代台湾文学奉献给我们至为精彩的段落，两个经典场景中的主人公均站在可以远眺原乡却无法跨越的临界点上，所展示出来的家国之思、时空交叠以及错乱感受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从这些书写中可以看出，原乡记忆与作家的个体生命有着与生俱来的血脉牵连，不仅先验地限定了他们本能的乡愁流向，也成为他们想象的共同体以及理想的寄托之地。他们或写实或抒情，或从历史或从记忆等不同层面呈现了不一样的原乡情结，抒发了情感深度相类、质感却迥然有别的“乡愁”。这种“乡愁”并非局限于个人层次，而是由“苦难记忆”延伸而来的“情结记忆”。简政珍在《语言与文学空间》中提及:“时空的变化引发游子思乡，人脱离原有时空后，试图在新时空中找到自我的定位，但旧有的时空虽然在外在的空间消失，却在心灵的空间驻足。”［5］因此，每一位书写者都有着双重心结，一方面是现实的阻断造成的难以跨越的现实和心理距离感，另一方面又试图跨越原乡和在地的距离而不断地迂回徘徊，正构成了其文本所要召唤的原乡的全部意义。

在当代台湾文学中，对原乡的追寻已经形成一种具有内在整合能力的精神趋同性。不论是缅怀个人的成长经历或探本溯源的文化追寻，原乡都成为作家自我生命的根源，原乡书写也可以视为寻求归属的一种欲望展现，能够提供情感的认同归属。将原乡书写放置于精神与历史双向互动的“知识空间”中进行审视，就会发现它并不仅仅是作家一段寥落心事的表达，更触及到了中国的离乱历史，其中蕴含着复杂的离愁别绪和历史感伤，而一段破碎的历史记忆则成为作家共通的情感来源。正如台湾乡土作家钟理和写于1958年的《原乡人》所展示出的，日据时期殖民者有意识地割断台湾与祖国历史的天然联系，他们按照自己的政治设计，强迫台湾人民祛除原乡记忆，那片生养了他们祖先的原乡被殖民者丑化、诬蔑成一个落后的、令人感到耻辱的“他者”，“支那代表衰老破败;支那人代表鸦片鬼，卑鄙肮脏的人种;支那兵代表怯弱，不负责等等”。［6］但被强权扭曲下的原乡形象终有拨乱反正之日，基于理智的觉醒，促成了小说主人公认同原乡的契机，完成了生命属性的体认，“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通过原乡的认同最终达到自我归属感的确证。

同时，原乡也是族群历史与文化的源头，是作家凝聚认同、维系文化血脉的重要着眼点，它与经历了多次离变的人的心灵产生了呼应，并容纳了他们的回溯意识、历史感喟、源头意识乃至生命轮回的希冀。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民族国家是一个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但它并非是虚构的，“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7］陈映真写于1964年的《将军族》在台湾文坛一出现就引起强烈震撼，就在于“他对于寄寓在台湾的大陆人的沧桑的传奇，以及在台湾的流寓底层和本地中国人之间的人的关系所显示的兴趣和关怀。”［8］小说中两个并不完美的人物，一个是肉体饱经摧残而精神未被异化的小瘦丫头，另外一个是流落到海岛上的大陆老兵，出于对生存母体——大地的皈依使得两人勇敢地迎向了死亡，彰显了对于原乡意义的追溯。作为情感寄托的认同空间，原乡能够提供纯粹的心灵安顿。这样深具生命意义的原乡想象，是每个人心灵版图中都存在的一个已逝却永恒的精神家园。原乡成为人们心灵的终极停靠点，它承载着人们生命循环和精神救赎的最终意义。

于是，这个藉由个人记忆怀想与族群意识形塑的原乡空间，朝向着某种“原来的故乡”概念呈现。从於梨华、洛夫的原乡书写中，我们不难看到深藏的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一方面是与所在地的无法融入，另一方面是与原乡故土的渐行渐远，离散的境遇并未改变他们对原乡的自我认同，异己的环境反而强化了他们的回归意识，这些精神向度都或显或隐地贯穿了他们的写作。家国记忆与原乡情结是他们保持故土认同、在眺望原乡时保持如此炽烈激情的内在原因，虽然不免胶结着破碎的回忆和难言的苦楚，但难以舍弃的民族情感和家国记忆促使他们自觉地追根溯源，它是先天的、普遍一致的。因此，无论是叙事人物牟天磊还是抒情主体“我”，均超越了一己悲欢，成为一个“离散群体”的代言人。有论者认为乡愁情结包含着四个要素:历史的衰落感、整体破碎感、丧失表现感和失去个人自主性的感觉。［9］这恰恰从另一方面验证了这些漂泊者的特殊感受，他们虽然苦心寻求家园，但终究无法确证自我是身为历史中的中国人。如果说“原乡文学”的题旨主要着眼于游动在城市的异乡人向故乡的一次次回顾，而产生对故乡生生不息般的追忆缅怀和强烈的归乡意绪的话，《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与《边界望乡》更加入了历史归属感缺失这一向度。作品中“眺望原乡”这一姿态开始于寻根式的冲动，结束于对宿命的认定，与其说是一种真实情绪的展示，毋宁说是借一特殊场景来诉说自我的孤绝感受。因此，这种特殊的原乡感受自身具备了高度的精神张力，并构成了当代台湾文学中一种挥之不去的沉重话语。

［1］王德威.原乡神话的追逐者 ［M］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1998:227.

［2］唐小兵.现代经验与内在家园:鲁迅《故乡》精读［M］ //唐小兵.英雄和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50.

［3］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64.

［4］简政珍.放逐诗学——台湾放逐文学初探［J］.中外文学，1991(11):4－24.

［5］简政珍.语言与文学空间［M］.台北:汉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9:51.

［6］钟理和.原乡人 ［M］ //钟铁民.钟理和全集.高雄:高雄县立文化中心，1997:7.

［7］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3:18.

［8］许南村.试论陈映真［M］ //陈映真.第一件差事.台北:远景出版社，1975:29.

［9］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M］.梁光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