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多边外交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现实路径

李 丹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多边外交是指数个行为体通过建立国际组织、缔结国际条约、举行国际会议等所开展的各个领域的合作。［1］多边外交基于多个国家或国际社会共同建构的体系、制度、规则、机制而展开，通常是指3个以上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常设的或特别的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合作中的互动。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利用国际舞台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吸引力，是中国推动构建和谐世界的有效路径，也是我国越来越重视的外交方针。2005年，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在阐述建设和谐世界的具体途径时提出了四点倡议: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2］其中把坚持多边外交放在首位。近几年随着“大国是重点，周边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舞台”外交方针的确立，中国多边外交日益大放光彩。“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领导人出席多边外交活动大约也就是6次;然而，2005年一年，中国领导人出席多边外交活动多达13次，一年内出席多边外交活动的次数就相当于从1949年到 1978年这 30年间的两倍以上”。［3］2006年，上合组织峰会、中国与东盟峰会、中非峰会三大峰会相继召开，标志着中国多边外交进入驾轻就熟、左右逢源的阶段。2008年奥运之年使中国再次收获了多边外交的累累硕果，2010年世博会召开又迎来了中国多边外交的鼎盛之年。近几年，随着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日益深入地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中国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通过不同形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多边外交，为推动和谐世界构建了现实合作框架。

一、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是中国开展和谐世界外交的中心舞台

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际组织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任何地区性或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国际组织的参与。而主权国家也越来越把国际组织作为实现国家利益、树立国家形象、参与国际事务、发挥国际影响的基本途径。“衡量一个国家的对外交往能力是否充实，一个政府的对外政策是否成熟，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视其对国际组织的理解和参与程度”。［4］21联合国外交无疑是国际组织外交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是实践多边主义的最佳场所，是集体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有效平台，应该继续成为维护和平的使者，推动发展的先驱”。［5］建设和谐世界这一倡议就是在联合国这一最大的国际组织上提出来的，“胡锦涛主席选择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向世界郑重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绝非偶然，表明多边外交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平台”。［3］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为中国在联合国开展多边外交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本着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参加联合国对重大国际事务的处理，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推动共同发展和国际合作进行着始终不懈的努力。一是建设性参与国际难点、热点问题的解决进程;二是认真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三是支持和推动联合国改革以及国际金融体制等改革，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四是积极参加非传统安全领域多边合作，在反恐、维和、救灾、防病、打击海盗等方面贡献出中国的力量;五是创设理念、制定并遵从国际规则。中国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建议和主张，包括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理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民主化，新安全观，互利共赢等等，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和好评。［6］再如，在能源、资源与环保等方面，中国参与制定和执行一系列全球治理规则。中国参与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起草和讨论。公约通过后，中国即严格履行公约规定，并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以期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发挥大国应有的负责任作用。联合国是最具广泛代表性的世界集会场所，是倡导国际新理念的最重要讲坛，是全球各种行为体合作互动的中心枢纽。中国在联合国中大有可为，我们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头羊”的实际地位，在重要国际事务中也是不可缺少的参与者，虽然还不是主导者，但中国的参与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而是可以起到平衡各国力量、协调南北矛盾的关键参与者。和谐世界的目标与联合国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都是推动世界和平稳定发展。2012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第67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耶雷米奇时指出，中国将一如既往加强同联合国合作，致力于同各国一道，推动实现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公平正义。

二、以周边为腹地的多边外交是中国建设和谐亚太的地区平台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处理好周边关系是首要前提。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面临很多挑战。一个是主权纠纷。例如，中国与日本围绕东海划界和钓鱼岛归属有争端;中国与东南亚五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在南中国海及北部湾一带存在主权纠纷;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着总面积约12.5万平方公里争议领土;中国与韩国在黄海的某些水域上有分歧。二是经济竞争。这些年来，中国经济赶德超日，所向披靡，一些周边国家看着中国的快速列车疾驰而过，疑虑重重，不能确定崛起后的中国是友是敌，于是防范之心、戒备之心不断增加。三是“中国威胁论”。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轮番上演，至今余孽未消，在周边国家那里得到了强烈持久的呼应，美日等国与个别周边国家互相利用，试图损害中国的名声，遏制中国的影响。此外，历史问题、民族情感问题也是影响中国与邻国关系的重要因素。“稳定周边”是中国“立足亚太、走向世界”的可靠依托，是中国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基本阵地。如何与周边国家缩小分歧，化解矛盾，强化合作，是中国的现实之虞。

以周边为腹地的地区机制是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重要平台，是中国建设和谐周边、和谐亚洲的地区框架。东亚一体化是中国与相关周边国家共同达成的最大规模的周边制度安排，主要体现在中国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上。2003年10月，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巩固了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政治和法律基础。中国支持并推动建立了以东盟为中心和主导的东亚地区性机制，积极参与了东盟倡导的东盟地区论坛、“10+1”“10+3” “10+6”、东亚峰会 (EAS)等机制。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当年贸易就高达2 927.8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37.5%。目前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2年，双边贸易额已达4 001亿美元。［7］在中亚，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重要平台。多边外交成效首先体现在“上海精神”政治共识的达成。通过近十年的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确立了新安全观——相互信任和共同安全;确立了新国家关系模式——结伴而不结盟、开放和透明;确立了新区域合作模式——平等的伙伴关系、协商一致、共同倡导、安全先行和互利协作。其次，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与中亚国家开展多边经济合作。其基本思路是:依托上合组织首先为贸易投资便利化建设扫清障碍;然后深化经贸合作使各方受益，最后在适当的时候建立自由贸易区。2012年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额达到459.4亿美元，与1992年建交之初相比10年增长了近100倍。［8］上海合作组织为依托的欧亚大市场，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上海合作组织产生了富有建设性的地区安全和跨领域互动效应，在保障成员国之间的军事互信、打击恐怖主义、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三股势力、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合作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9］在东北亚，中国促成了中美朝韩日俄“六方会谈”，开创了解决朝核问题的新机制。中国在其中的重要性日渐显现，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元和独特——朝鲜政权继续存在的支持者、韩国发展中经济的合作者、南北朝鲜对立的平衡者、六方会谈的调和者、朝鲜政权改革开放的指导者、以及防止日本崛起的同盟军，［10］中国强调通过多边机制实现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西亚，中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海合会)的战略对话及中阿合作机制为推动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亚太经合组织 (APEC)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多边合作机制，是中国大周边外交的关键一环;亚洲合作对话 (ACD)是2002年建立的面向全亚洲的官方合作与对话机制，旨在推动亚洲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博鳌亚洲论坛是定址中国海南的非官方国际会议组织，为亚洲各国提供了一个共商亚洲发展大计的场所。这些都是中国开展地区多边外交的有效平台。

三、跨地区、跨洲际多边外交是中国实施和谐战略的有效框架

跨地区、跨洲际合作是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重要形式，是中国开展全方位交往、实施和谐世界战略的创新手段。“金砖四国”“发展中五国”“基础四国”等组合，中非、中拉、中阿等南南合作机制，举世瞩目的“G8(八国集团)+5”“东盟+3+欧盟”的亚欧会议、金融危机中崛起的G20等南北合作机制，都是跨地区、跨洲际全球性合作形式。中国作为其中重要一员，近几年来利用这些平台开展了多姿多彩的多边外交。

亚欧会议是中国较早参与的跨地区多边外交机制。东盟是发展中国家的联合，欧盟是发达国家的一体化机构，中、日分别是亚洲最大发展中国家和亚洲最发达国家，因此，亚欧会议这一组合在南北洲际合作中颇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到2010年第八届亚欧峰会时，亚欧会议成员已增至48个，成为亚洲和欧洲之间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政府间论坛。尽管一直有声音批评会议机制松散、议题较为务虚，但由于亚洲政治形势总体稳定，是世界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欧洲一体化深入推进，成就非凡，亚欧会议机制的价值不断凸显。中国一直是亚欧合作进程的积极倡导者和建设性参与者，先后提出建立亚欧新型伙伴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及加强政治对话与磋商、提升经贸关系、加强环境与农业领域合作、拓展文化文明对话、推动青年交流等主张。中国倡议和主办了多个部长级会议和其他重要活动，充分显示了建设性作用。亚欧会议是我国和谐世界外交的重要场所，有利于在亚欧大陆推动建立公正合理和民主的南北关系。“我国多边外交应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和亚欧会议 (ASEM)这两个组织上花大力气。在这两个组织里，第一，没有霸权和特权，大家都是平等的伙伴;第二，尽管有矛盾和利益冲突，但不搞对抗，不强加于人，而是寻求对话、合作和共同繁荣”。［11］

“G8+5”是中国等五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与八国集团的对话机制。2003年，中国首次参加第29届八国峰会，胡锦涛就提出要加强多边合作，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充实南北合作等实质性倡导。2008年在日本举行的八国峰会上，胡锦涛呼吁国际社会要致力于建设可持续的世界经济体系、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公平有效的全球发展体系。意大利媒体称，中国是这次峰会中除八国以外的最重要参与者，人民币升值、气候变化、朝核问题、中日关系等等问题，离开中国都谈不了。这届峰会已经成为事实上的首届“G9”会议。［12］G8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对话有利于促进多边主义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推动建立平等、互利、共赢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中国在参加包括八国峰会在内的多边会议中，既提升了影响力，同时也将和谐世界的理念传播到世界，平衡了一些国家因为中国实力上升而产生的不必要的疑虑和担心”。［13］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沃尔德·米德曾说:“中国提出的加强南北对话、共建和谐世界等主张，与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许多国家也越来越多地这样去做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对话，是南北对话的重要环节，反映了世界经济新的平衡。”［14］

洲际对话与合作还突出体现在金融危机大显身手的20国集团。G20由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组成，占世界人口的2/3和全球经济总量的90%、世界贸易总额的80%，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重要国际经济论坛。中国视G20为协调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立场的重要平台。借助这一全新平台，中国得以施展新时期多边外交的智慧和力量。在中国提议下，匹兹堡峰会达成一致意见，将5%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投票权、3%的世界银行投票权从发达国家转给新兴经济体的国家，表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崛起和话语权的提高。经调整，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2.77%扩大到4.42%，成为第三大股东国，超过了英国、法国和德国。中国在IMF中也成为第三大成员国，中国人朱民成功出任IMF的第四位副总裁，这是进入该机构最高管理层的第一位中国籍人士。中国在G20的积极作为，为未来在更广阔的平台上参与全球治理、维护自身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法利益提供了可能。

四、议题性、论坛式多边外交是中国推进和谐治理的现实载体

“多边主义以国际会议和国际机制为主要的工作形式。多边主义所具有的共识、利益共享和合作特性决定了它离不开国际会议和国际机制……多边主义因其具有特定的且可公开的议程，并有多方参与和相对民主化的行动原则，无论是临时性特定性议题还是固定性、连续性议题，多以固定化的国际多边会议作为主要的工作形式”。［15］随着大量全球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国际社会加强协商，共迎挑战的需要增加，国际议题越来越多，全球性论坛接连不断，各种会议络绎不绝，各国领导人频频聚首，甚至边双边会晤也“顺便”在这种场合交互安插进行。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亲自参加的各种专题性峰会，更是发挥着调音、定调、拍板的关键作用，成为全球治理的高规格顶尖平台。因此，参与不同议题的国际会议、全球论坛①国际会议、全球论坛一般并无特别的区分。国际会议是指为解决某一具体问题而召开的由相关多国参加的正式会议。在大部分情况下，国际会议比较正式，程序更加规范，目标指向性更明确。国际会议通常由主要领导人参加，有正式的外交礼仪、议程安排和会议进展。非政府组织代表和民众等虽然可以参加，但他们大多不直接参加正式会议，而是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另行召开会议，与正式会议形成呼应或施加压力;全球论坛指为商讨特定的国际公共问题而召开或举办的国际性讲坛，有关各方，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都可以发表自己的主张，阐述对问题的看法并展开相互谈判和磋商。在这个意义上用“全球论坛”比“国际论坛”更合适。参考刘胜湘《国际政治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6页)对国际论坛与国际会议的论述，在此基础上对二者进行了称谓上的区分(国际会议、全球论坛)。成为中国开展多边外交、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现实载体。“中国要发展，就必须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发展起来，就必须做负责任的世界大国”。［16］这要求我们要与其他国家合作协商，共同解决各种国际问题，而参与、承办、创建、倡导国际会议、全球论坛则是必要前提和重要标志。为此，中国积极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倡导六方会谈，调解印巴冲突、介入巴以和谈，热心举办世界银行全球扶贫会议、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香港世界贸易组织年会、中国经济与全球商贸高峰论坛、《财富》全球论坛、夏季达沃斯论坛……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更是将中国继续推向世界多边舞台的中心。

国际论坛往往为形成国际惯例奠定基础性工作，国际会议更进一步，是国际机制出现的前奏，而与此紧密相联的国际组织则是制订国际制度、产出国际规范的母体。为解决特定性议题而召开的国际会议如果进展良好，就有可能在议题解决后逐渐演变成相应的多边机制安排。如，如果通过六方会谈顺利解决朝核危机，那么，六方会谈就有可能成为东北亚安全协作的某种多边制度安排，从而正式化、制度化。上海合作组织就是沿着达成反对“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的议题→举行五国会晤→形成六国定期会晤机制→产生具有宗旨原则、组织结构、运作形式的正式组织→产出反恐、能源、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合作机制这一路径发生发展的。中国在对不同议题的商讨中、在对各种议程的参与下，已签署了300多个国际条约，参加了130多个国际组织，并在军备控制、贸易投资、气候变化、反恐反毒、能源与环境合作、热点冲突治理等国际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还积极倡导、创设新的合作理念与治理原则，对国际治理机制的制度设计起到了良性的塑造作用，在相应的议题领域改进了地区及全球治理结构的合理性。如中国在国际环境谈判中积极倡导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治理原则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融入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国际环境机制的制度设计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治理原则的成功引入，使环境领域的全球治理结构具备了更加合理的内涵，中国对此可谓功不可没。博鳌亚洲论坛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作为唯一定址在中国的非官方、非营利的高层国际会议组织，在中国多边外交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每年都有大量外国元首、商界领袖、专家学者来到博鳌论坛，为地区与世界发展建言献策。

中国对国际议程的深度参与，使它与国际社会构成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深入地融进了现行国际体系。中国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国际体系的批判者、观望者、游离者、慎用者、有限参与者发展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17］在现行国际秩序中，中国实现了和平发展，增强了关系性权力和国际性社会资本，成为总体上的受益国。但中国在现行秩序中仍面临着一些“结构性困难”，“我们多边外交中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自身在多边组织中的两难地位。我们在政治上的利益和占世界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不完全一致;经济上，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认为我们与他们利益一致;军事上的核国家地位使我们与无核国家利益有所不同。这使得我们在国际组织中，在多数情况下难以找到强有力的基点。美国是超级大国，不怕被多数国家认为是异类，但我国不同，所以应该最大范围地寻找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共同点”。［18］因此，中国需要增强多边外交力度，利用更多的场合、渠道和手段，加强沟通，增信释疑，化解分歧。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理论，目的就在于此，它要求我们不仅要与不同类型的国家建设和谐的外交关系，更重要的是要推动创设和谐的国际秩序环境，从而能塑造引导国际社会的理念导向和行为偏好。因此，和谐世界理论，“是中国参与多边外交，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总纲”，［19］多边外交是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的重要舞台。“我们将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0］

［1］李宝俊.当代中国外交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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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建民.多边外交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平台——重新认识多边外交［J］.外交评论，2006(4):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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