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选之学
——清诗总集的编辑观念

刘和文 康 琳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徽芜湖 241002）

诗选之学
——清诗总集的编辑观念

刘和文 康 琳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徽芜湖 241002）

清诗总集；“诗选之学”；编辑观念

清诗总集是编辑者按自己的编辑标准从清人作品中辑选出相应的诗歌，按一定的编排体例编排的诗歌作品集，与以前各朝人编辑同时代诗歌总集相比较，清人编辑的清诗总集经过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一支编辑队伍。他们通过对诗歌总集编纂之利弊得失的总结，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诗选之学”，表现出了编纂者强烈的专业意识，具体为三个方向：提出了选诗难于作诗的普遍认识，指出这既是辑者个人能力所限，又是由于编选同时代人之诗受诸多因素而限；总结了辑者素养的基本要求，指出既要具备诗人所具备的“才”、“胆”、“识”和“力”四个方面素质要求，又须具备编辑者所具备的“才”、“学”、“识”三个基本素质要求；与前代诗歌总集编辑者相比较，清人表现出了铸造精品的理念，即辑者具有强烈的自我批判精神，突出地表现为学唐、学宋之争，是否辑录存世者之诗，诗歌总集评点之争等方面。

诗歌总集的编辑往往会经历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唐宋时期诗歌总集的编辑虽具初形，但体例等方面还很不完善；明代诗歌走模仿唐人之道，虽然诗歌总集的编辑数量较前代多，但成就不高，仍处于自发状态。与明代相比较，清人编辑的清诗总集开始追求完善，具有自觉性的特点。在清代，诗歌总集的编辑虽未形成系统理论，但出现了一支辑选者队伍，他们通过对诗歌总集编辑的利弊得失的总结，形成了一定的诗歌总集编辑观念，建立了粗具规模的“诗选之学”。编辑者除了编有诗歌总集之外，还撰有其他诗学著作，这为他们编辑诗歌总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且以诗歌批评者身份选诗，在选诗上具有卓识，能自觉地追求总集的质量。这种自觉性突出地表现为三个方面：选诗难于作诗的认识、辑者素养的基本要求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

一、选诗难于作诗的认识

明代李东阳早就提出“选诗难于做诗”，他说：“选诗诚难，必识足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一代不数人，一人不数篇，而欲以一代选之，不亦难乎。”［1］清人对选诗之难有着更清醒的认识，认为这种难处，一方面是由于辑者个人能力所限，另一方面是由于编选同时代人之诗受限因素很多。

由于众口难调，一人之心力难以迎合众人之趣尚，在清代，诗歌总集编辑者普遍认为选诗难于作诗。清初诗人江祥云：“自陈风之典不行于朝廷，而诗教之微权，往往寄诸草野操选者之手。故代必有作，作必有选，选也者，非仅汰芜收华，取悦世俗已也；要必无悖宣圣删订之旨，使读者见其美足以兴起，见其刺足以垂戒，其庶几于人心世道有所裨益。是故作者难，而操选政为尤难也。”［2］（江祥《国朝诗的序》）李周望亦深有同感：“予谓选诗亦难言矣。于鳞《唐诗选》，争气体而未极研精。竟陵《诗归》，好幽诡而有乖中正。其它卑卑诸子，所谓自桧以下无讥者。夫以一人之心力，搜剔古人之精华，而又下合千百世文人之手眼，岂不难哉？”［3］（李周望《清诗大雅序》）陈以刚亦感到编辑总集非一人之力所及，故曰：“将欲等其品流，擅文囿之撰，以成一代巨观，良非易事。……谓生同时者，如一井之中，共言溝洫，阡陌曲直之数，非道路人推测比。”［4］（陈以刚《国朝诗品序》）施闰章也曾说过：“今欲以一人之目，尽见天下之诗，一人之可否，定天下诗人之得失，其势有所不能。”［5］（施闰章《扶轮续集序》）尽管如此，精于辑选者还是会考虑多种因素，能合于众人之口味，陈允衡所辑《国雅初集》即是，喻周序云：“吾观于伯玑，益知选者之难其人也。……合而成体，散而成章，则神龙之变化耳。精于选者，何以异是？”［6］正因为清代诗歌总集的选家普遍意识到“选诗难于做诗”，所以清人编纂诗歌总集很慎重，既要遵循自己的审判旨趣，又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因此，清诗总集从遴选到正式出版，比较重视合作，如《过日集》的编辑从收集到校对由多人共同完成，其《凡例》云：“此集计十年而后成，非惟剞劂之云难，良亦辑校之不易。将伯之助，幸有其人。”［7］

选诗难，然而编选同时代人诗歌总集更难。清初著名选家魏宪曾云：“唐人之选唐诗者六家，各矜所尚，原不相袭，故能并行天壤。今之选家，动相诋毁，曰某也以显贵登，某也以师友录，某某多，而某某少，如聚讼焉。故是集所选，得之先辈遗稿者十之三，得之寒士逸篇者十之七。其他大家有专集行世者，宁以见少获罪，亦甚避此讪谤矣。”［8］（《诗持一集凡例》）作为一个诗歌总集的编辑者，不仅要面对单纯的作品，即根据诗人的诗歌创作成就以及诗作本身的质量选诗，还要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考虑诗人当时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选诗。如陈鹏年序《国朝诗的》曰：“诗之有选，犹物之有权衡也。无权，则衡百货者无以得轻重；无选，则言六义者无以定优劣。然论诗于远代易，论诗于近代难。远代褒议予夺，可以指麾略定；近代则触手忌讳，回护之意胜，则淘汰之功浅。”［9］这种现象在清代诗坛上屡见不鲜，曾灿有感于这种不良风气，他在编辑《过日集》时曾引周亮工的话警示世人曰：“今之操诗选者，于风雅一道，本无所窥，不过藉以媚时贵耳。”［10］针对清诗总集中出现的这种不良之风，清初朱彝尊就曾批评云：“近来论诗专序爵，不及归田七品官。直待书坊有陈起，江湖诸集庶齐刊。”［11］（朱彝尊《近来二首》）胡天游也对将诗名和官职挂钩的现象表示了不满：“名誉即须官并贵，英雄未信语堪传。”［12］（《杂书》）因此，诗歌总集的辑选者必须本着裁定风雅的精神，保持相对独立的意识，方能编选出启人心智的诗歌总集，发挥良好的社会作用。但由于辑选者处于纠结繁杂的人际关系中，裁定“当代”诗歌，编辑“当代”诗歌总集，实有排列诗人座次、确立文学权威的意义。所以，选哪个人的诗，选哪一首诗，都必须小心翼翼，细心裁定，否则，就可能引起争端。关于这一点，清初人魏宪体会甚深，并总结出了八“难”：

作诗非难也，选诗难；选亦非难也，选今人之诗难。同生天壤，不能无所爱憎，而去取实爱憎之媒，一难。阖户自修，深山养晦，箧中之秘，觅之无由，二难。诗学日替，名实不敷，我以名收，世以实求，无其实焉，匪阿则瞽，三难。载质而来，绍介以进，忤之不可，许之不能，四难。纵笔讥嘲，触冒忌讳，作固有罪，选亦与均，五难。本属名流，或娴无韵，不娴有韵，因无韵而及有韵，快于人不快于己，六难。幅员之广，词人无数，得者一而失者百，七难。甚至不为诗而抡诗，名似爱才，心实网利，妒与谤交，八难。当此八难，而欲强为负荷，得毋霆击蠡测，为识者所诮让哉？［13］（《诗持三集自序》）

如果说魏宪认为选“当代”诗难，只是潜在的内心感受；那么沈德潜编选《国朝诗别裁集》则是切身地体验到选“当代”诗之难，当时沈氏受到乾隆的严厉斥责：“谦益诸人，为忠乎？为孝乎？德潜宜深知此义，今之所选，非其宿昔言诗之道也，岂其年而耄荒？子又不克家，六下士依草附本者流，无达大义，具巨眼人捉刀所为，德潜不及细检乎？此书出，则德潜一生读书之名坏。朕方为德潜惜之，何能阿所好而为之序？又钱名世者，皇考所谓‘名教罪人’，是更不宜入选。而慎郡王，则朕之叔父也。虽诸王自奏及朝廷章疏署名，此乃国家典制。然平时朕尚不忍名之。德潜本朝臣子，岂宜直书其名？至于世次先后倒置者，益不可枚举。”［14］（《御制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集序》）可以清楚地看到，沈德潜在选诗时所面对的是复杂的政治环境。从沈德潜耗费半生精力辑成的这部诗歌总集看，他既要排除政治意识、社会关系等因素对诗歌总集编辑的干扰，又要坚持其对传统“诗教”的执着。无怪乎在清人看来选诗比作诗更难。

二、辑选者素养的基本要求

“选诗难于做诗”对辑选者自身素养的直接要求，清人在总结前人编纂诗歌总集经验的基础上，开创了诗歌总集编纂的新局面，总结出诗歌总编纂者的基本素质要求，并对其作出了明确界定。诗歌总集编纂者既要具备一般著书立说者的素质要求，又要具有诗人的素养。

关于诗人创作的主观要求，叶燮概述为“才”、“胆”、“识”和“力”四个方面，即“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无不待于此而为之发宣昭著；此举在我者而为言，而无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其优于天者，四者具足”［15］（叶燮《原诗内篇》下）。对于学诗者而言，也必具有“才思”、“学力”方可入门，薛雪曾指出：“学诗须有才思，有学力，尤要有志气，方能卓然自立，与古人抗衡。若一步一趋，描写古人，已属寄人篱下。何况学汉、魏则拾汉、魏之唾余；学唐、宋则啜唐、宋之残膏，非无才思学力，直自无志气耳。”［16］（薛雪《一瓢诗话》）我们统计过，清诗总集的辑者大多是诗人，毫无疑问具有选家必备的素养。

其次，总集的编选家与著述立说者一样，必须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学识等基本素质，如清初学者计六奇说：“甚矣，书之不易成也！昔读书者必有三资四助。三资者，才、学、识……落笔惊人，才也；博览群书，学也；论断千古，识也。四助为何？一曰势，倚借圣贤；二曰力，所需随致；三曰友，参订折衷；四曰时，神旺心闲。”［17］（计六奇《明季南略跋》，第523页）因此，“才”、“学”、“识”是著述者自身必备的基本要求，作为诗歌总集的编纂者也应该必备。

清诗总集是指编辑按照自己的编辑标准，从清人作品中辑录出相应的诗歌，按一定编排体例编排的诗歌作品集。因此，清代编辑出版清诗总集者普遍认为，诗歌总集的编辑须具备“才”、“学”、“识”三个基本素质要求：

由梁萧统氏以来，诗于是乎有选。其始也，意盖主于录赋，他文与诗，特附及之。其后所选之诗，人遂拟以为体，唐有选而未成巨观，宋无选而各行专集。后之从事于斯者，恒有矣，或以寡，或以多，或以人收，或以代举，其要归诸去取者之心目而已。目明则不眩于妍媸，心公则不移于憎爱。然非有论世之具，谈艺之能，独造之力，兼到之识，则亦不能审其第而定其衡也。［18］（陈鹏年《国朝诗的序》）

韦布之士，伏处衡茅，取海内之篇章，丹黄甲乙，出己意以论定之，似无关斯世轻重之数。然选在一室，而风行乎十五国。选在一日，而观感夫千百年，责綦重矣。盖选诗更难于作诗，作诗不过一时之兴会，选诗则存乎生平之学识。识不精不能辨析毫芒，学不深不能会通渊奥。求其学识兼优，一书甫出，举世奉为金科玉律，诚戛戛乎其难之。［19］（丁灦《诗乘初集序》）

即有古逸，寥寥无多。选则存，不选则亡。诗之有赖于选。岂偶然哉？自宋以后，诗赋不列于制举。……而选家又复高自位置，逞月旦之口。曰若者连城，若者洞光，若者瑊功鱼目，摘抉爬梳，俨深文老吏然。予谓必胸罗万卷，具八叉七步之才，玉衡冰鉴之识，然后扬搉品题，不差累黍。否则蒙瞍之操埏埴耳。［20］（沈荃《蒪阁诗藏序》）

由此可见，清人对清诗总集的辑选者的修养、素质提出了极高要求，“才”、“学”、“识”皆具方可编纂总集，如钱良择所说有才方能“尊其创格”，有学方能“存其面目”，有识方能“汰其熟调”。［21］（《唐音审体例言》）辑选者的基本要求中“识”是其关键。要求有“兼到之识”、“生平之学识”、“玉衡冰鉴之识”等。可借用许炳对编辑家陶煊的评价来总结：“编辑今人诗，名家恣搜剔。侧寓文选楼，千年继芳迹。评隲何惨澹，此事实重责。意匠失毫芒，观者易指摘。正如闲情赋，乳臭讥在昔。取舍惟寸心，雠绎劳晨夕。伪体既别裁，风雅复分晰。所采咸精华，糟粕务洗滌。卓识抗古今，沧海岂蠡测。”［22］（许炳《国朝诗的序》）

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

清诗总集是“编纂”而成的作品集，充分体现了编纂者的个性特征，即编辑者不同的审美理想、艺术追求和编辑思想。与前代诗歌总集编辑者相比较，清人表现出了铸造精品的理念，即辑者具有强烈的自我批判精神，如《清诗初集》的编辑翁介眉说：“诗之盛也，莫今日若；诗之滥也，亦莫今日若。惟其盛，故不能无滥；惟其滥，故不得无选，而别其次第之体裁。”［23］（翁介眉《清诗初集序》）翁介眉认为，清诗创作呈现过多过滥的态势，辑者对诗歌进行清理、筛选、淘汰，辑成总集成为必然要求。而其要求总集的编纂要“别其次第之体裁”，言下之意，对于那些未达此要求的诗歌总集则有批评意见，充分体现出了清诗总集编辑者高度的专业意识，这种专业性批判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在清代，学唐、学宋之争颇为激烈，这在清人编纂的诗歌总集中有突出表现。《太仓十子诗选》有明显的学唐倾向，被《四库全书总目》指责为：“盖犹明季诗社余风也。”［24］这里所说的明季诗社之余风，就是指学唐诗之风。《过日集》的辑选者曾灿批评曰：“今人论诗，必宗汉唐，至以道理议论胜者，斥为宋诗，虽佳不录。此亦过也。宋诗到至处，虽格调不及，亦自天地间不可磨灭。且如李山甫‘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是道理也。杜牧之‘江东子弟皆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是议论也。何尝非唐人诗耶？至方外诗，东坡所谓蔬笋气，固属可厌。而一切禅悦参悟之言，仅可载于语录。即儒者诗，如邵子‘天向一中生造化，人从心上起经纶’，岂不精微？亦是语录当存，何可登之风雅也？近日僧诗，如无可、月函、石潮、蒲菴、筠士、梵林诸诗，浮炼矜贵，可谓脱尽宗门蹊径矣。”［25］（《过日集凡例》）曾灿将宋诗与唐诗并重，认为宋诗亦源于唐诗。对于复古派只在形式上学习唐诗而缺乏性情，也提出批评：“近世率攻钟、谭，虞山比之为诗妖。然钟、谭贬王、李太过，今人又贬钟、谭太过。”而要求《过日集》的编纂应该“不论其为汉魏六朝、初盛中晚、宋元明之诗，而要归于沉雄典雅”［26］（《过日集凡例》）。《国朝松陵诗征》辑者袁景辂亦云：“宗宋祧唐固属悖论，尊唐斥宋亦为偏见，予生平愿学乃在唐贤，此集所收不拘一律，盖前辈面目不同，则或唐或宋，只求一是，何必定从吾好耶。惟温柔乡语最足惑人，沉溺其中有害心术，虽传诵之作概不敢登。”［27］（袁景辂《国朝松陵诗征例言》）曾灿、袁景辂从各自的诗学审美理想出发，对清代一味学唐诗或学宋诗的诗歌总集提出批判，从而提出学唐诗、学宋诗并重的观点，并编纂相关诗歌总集以宣扬。

清诗总集应否辑录存世者之诗，清人颇有争议。辑者钱泳赞同收录存世者诗作：“每见选诗家总例，以盖棺论定一语，横亘胸中，只录已过者。余独谓不然，古人之诗，有一首而传，有一句而传，毋论其人之死生，惟取其可传者而选之可也；不可以修史之例而律之也。然而亦有以人存诗者、以诗存人者。以诗存人，此选诗也；以人存诗，非选诗也。”［28］（钱泳《履园谭诗》）吴元桂《昭代诗针》辑选准则与钱泳相同，“或因人以轶其诗，有干物议，无羡美才。或借诗以存其人，未号专门，亦登片羽”［29］。（《昭代诗针凡例》）袁景辂也指出：“选一邑诗与一代有别，选一代诗者当论其可传与否，不必有人之见存也。若一邑则以诗存人与以人存诗，二者不可偏废。盖名在天壤，不选亦传。今采诗独多见吾邑倚数人为重，而骚坛当奉为圭臬也。若名虽表著、集未镌板，以及毕世吟哦、越境即不知其姓者，及今搜采已多散亡，诗虽未尽，必传一生精神所寄，忍听其泯灭哉？以诗存人为后学导先路也，以人存诗为前辈表苦心也。”［30］（《国朝松陵诗征例言》）然而，清诗总集普遍遵循“不录尚存之人”的标准，沈德潜曾曰：“人必论定于身后，盖其人为古人，则品量与学殖俱定，否则或行或藏，或醇或驳，未能遽定也。集中采取，虽前后不同，均属已往之人。”［31］（《国朝诗别裁集凡例》）《四库全书总目》也强调这种观点，指出王辅铭所辑《国朝练音集》“至校凡例，其人尚存者不录，深合古法”［32］。（卷194，第1770页）很明显，《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不录尚存之人的作品是合于古法的，正如《文选》不录何逊之文，《四库全书总目》从正面肯定了这样一种选录文献的标准。

关于评点本诗歌总集的编辑出版，清代辑选家颇有争议，曾灿就曾指出：“集中不加圈点评语者，遵古也。《文选》一书，家传户诵，垂千百年不变，要略示其的，随后人所领取耳。评点切当者，不无裨益后学，而古人之精神，或反沉泥于句下。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亦何必执一法以例天下之学者乎？”［33］（《过日集凡例》）汪观亦云：“诗编不敢轻加圈点，并不敢妄加评语。”［34］（《清诗大雅凡例》）清诗总集的出版普遍遵循古法，不加圈点评语，如吴蔼《名家诗选》则“不用评点，一遵旧式，以便作家之自为批阅”［35］（《名家诗选凡例》），卓尔堪《遗民集》“不加圈点，并不载评语。圈点固不合古，评语尤不敢轻”［36］（《遗民集凡例》）。朱观所辑《国朝诗正》虽作了点评，但对溢美之辞则深表不满：“前代诗选，大约无评点者多。近选俱尚评点，又跋以统论。予虽从众，然惟就诗论诗，不涉溢美。”［37］（《国朝诗正凡例》）正是由于当时的出版家们的热烈争辩，促进了清诗总集评点本的定型。《今诗粹凡例》曰：“近日诸选，各有参评姓氏，以著广大。乃有文不逾数十，而参选载至数百人者。”［38］又如卢见曾所辑《国朝山左诗钞》就是评选结合的评点本，并在《凡例》中对此有所交代：“窃谓《明诗综》前详爵里，后系诗话，为选诗体制为宜，向《感旧集》补传从之，今仍其例。”［39］从清诗总集的评点内容看，涉及到诗歌发展、诗歌体式、思想意旨、艺术表现、作品风格等领域。由于评点风行清代诗坛，当时出现了许多著名诗歌评点家和大量的清诗总集评点本。

总之，清人“诗选之学”的编辑思想是在总结前人编辑诗歌总集的经验、结合清代诗坛的发展趋势而形成的。表现出了诗歌总集编纂的主观自觉性，反映出清人编辑清诗总集的专业性强、责任感强的特点，同时也折射出清诗总集的编辑“尊其创格”、“汰其熟调”等重要理念。

［1］李东阳：《麓堂诗话》，何文焕、丁福保：《历代诗话统编》（册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2］［9］［18］［22］陶煊、张璨：《国朝诗的》，《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3］［34］汪观：《清诗大雅》，雍正十一年（1733）至十二（1734）静远堂刻本。

［4］陈以刚等：《国朝诗品》，雍正十二年（1734）棣华书屋刻本。

［5］黄传祖：《扶轮续集》，顺治八年（1651）刻本。

［6］陈允衡：《国雅初集》，康熙刻本。

［7］［10］［25］［26］［33］曾灿：《过日集》，康熙曾氏六松草堂刻本。

［8］［13］魏宪：《诗持》，康熙十年（1671）魏氏枕江堂刻本。

［11］朱彝尊：《曝书亭集》，上海中华书局据原刊本校排本。

［12］胡天游：《石笥山房诗集》，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博平县衙刊本。

［14］［31］［32］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清乾隆二十六（1761）刊本。

［15］［16］［28］王夫之等：《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17］计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点校：《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

［19］［23］蒋鑨、翁介眉：《清诗初集》，《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20］赵炎：《蒪阁诗藏》，康熙刻本。

［21］钱良择：《唐音审体》，光绪九年（1883）知不足斋刊本。

［24］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

［27］［30］袁景辂：《国朝松陵诗征》，清乾隆爱吟阁刊本。

［29］吴元桂：《昭代诗针》，乾隆十三年（1748）刻本。

［35］吴蔼：《名家诗选》，康熙四十九年（1710）学古堂刻本。

［36］卓尔堪：《遗民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1960年版。

［37］朱观：《国朝诗正》，康熙五十四年（1715）铁砚斋刻本。

［38］钱价人：《今诗粹》，清初刻本。

［39］卢见曾：《国朝山左诗钞》，清乾隆刊本。

Study of Anthology——the Concept of the Qing Poetry Collection Editing

LIU He-wen KANG Lin

（Library，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2，China）

the Collection of the Poetry in the Qing Dynasty；"Study of Anthology"；editorial concept

Qing Poetry Collection，which were selected in the appropriate works of poetry from the Qing Dynasty，were arranged in a fixed layout style by the editors who are according to their own editorial standards.Compared with the poetry collection edit contemporary by previous dynasty，Qing Poetry Collections had experienced a developing process from spontaneity to consciousness and formed an editing team.Based on the pros and cons from the summary of the compilation of poetry，they has formed a coarse scale of about"the study of selected anthology"，which has showed the strong profession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pilers.Specific from these three directions：They put forward the understanding of selected poetry is difficult than made poetry，because of two reason，one is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editing personal ability，the other is there are many factors restricted to compile contemporary poems.2They summarize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editing quality，and also pointed out that it is not only to have"Talent"，"Courage"，"Knowledge"，"Ability"as the poet，but also have the basic standard of"Talent"，"Learning ability"，"Knowledge"like the editor.Compared with the poetry collection edit of the previous dynasty，the Qing showed the concept of casting products，that is to say，the editor has a strong self-criticism spirit in editing.Outstanding the performance in debating the school of Tang dynasty or Song，whether to edit the living person's poetry or not and the comments on Poems.

I222.7

A

2095-5170（2014）06-0023-05

［责任编辑：邵迎武］

2014-06-18

本文系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清人选清诗总集研究”（项目批准号：10BZW057）、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础项目（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清人选诗总集研究”（项目批号：11JJD750016）的阶段性成果。

刘和文，男，安徽安庆人，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员，安徽师范大学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康琳，女，安徽阜阳人，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