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传播与思南教育的形成及发展

田永红

(思南县文体广电旅游局，贵州 思南 565100)

思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汉末年间置县，元设宣慰司，明清建府，民国设专员公署，中华人民共和国设县，自汉朝设县以来，经历县、司、府、署、县1800多年的建制历史。得乌江航运之便，自古商贾云集，经贸繁荣，是乌江中下游地区商品集散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贵州开发最早的地方之一，也是贵州出人才最多的地方之一，素有“黔中首郡 乌江明珠”之称。

尤其是思南教育长期兴盛不衰，十分发达，令世人称奇。2003年“两基”顺利通过国家督导评估检查验收。地处偏僻的思南，被重重大山所围困，经济滞后，但经济的贫困一点也没影响教育事业的发展，发达的教育与落后的经济形成强烈反差，这种穷县办大教育的现象，被专家称之为“思南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思南历代领导者长期重视教育，人民群众支持教育，广大教育工作者热爱教育，学子勤学苦练的必然结果。

一、 思南教育的形成与儒学传播

思南是贵州接受儒学影响最早的地区之一，早在北宋年间，儒学就开始在乌江流域的思南、沿河一带传播。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四记载，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5年)，中原儒生夏子明、夏大均父子流寓到思州，思州蕃部长田祐恭迎请至家，教授儒家经籍和中原礼仪文化。后来田祐恭到开封朝贡徽宗，在宫廷上拜伏进退，熟谙君臣礼节，博得徽宗的赞赏。自明代贵州建省，思南建府以后，其儒学教育大规模发展起来，清代达到高峰。

(一)建府县学 以兴教化

明王朝初建，朱元璋就深刻认识到发展学校教育，培养统治人才对于治国安邦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朱元璋将发展文化教育置于国家发展的首要的地位，确立了“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1]”的文教政策。在积极发展中央官学的同时，亦大力建设地方教育事业。同时，思南为了在地方发展儒学教育，宣慰司使田大雅还从江西吉安请田永富来思专门传播儒学，培养人才。

其实，早在唐宋时期，土著首领田氏就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明朝建立以后，思南首任宣慰司使田仁智率先献图纳册，以示归附。为了加强与西南土著的经济文化交流，永乐五年(1407年)，明思南宣慰司使田宗鼎便在治地设立土司儒学，延师以训土司土官子弟。思南宣慰司学既是土家族地区创办最早的儒学校，也是贵州境内创办最早的一批儒学校。此后，行政趋于划一，社会相对稳定，思南兴学重教，为之一振。

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朝廷在思州、思南实行改土归流，废除两思田氏宣慰司，建贵州省后，设府分县，实行流官统治和土流并治。到了清代，随着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贵州的社会建设完全纳入了内地化轨道。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明清时期儒学教育在思南得到了长足发展。

为了发展思南教育，督促官家子弟勤奋学习儒家文化。明政府将思南宣慰司学改设为思南府学，宣德至万历年间，明政府相继在思南府建立了印江、务川、安化县学。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在思南的传播，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进步。明代中期以后，在中原文化影响下，思南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变化。嘉靖《贵州通志》记载，思南府“蛮獠杂居，渐被华风。”还特别注明：“旧志曾说，思南之地，渐被华风，饮食言语，素所服习椎髻之俗，悍劲之性，靡然变易矣。”思南府的务川县，因有砂坑之利，“商贾辐辏，人多殷富，渐知读书。”因此，陈鼎在《黔游记》中说：“黔中诸郡荒凉，惟思南府最盛，有水道通舟楫，货物俱集，而人文可观。”

清朝建立以后，沿袭明朝教育政策，继续完善地方官学教育体系。康熙至雍正时期，清政府相继在思南设立了府学、县学。把兴办教育作为加强思想控制的善后措施加以提倡，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事业。随着政治、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儒学教育进一步向思南边远地区发展。

(二)建立书院 崇儒兴文

书院是我国古代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作为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书院萌芽于唐末，鼎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改制于清末，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据史载，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在乌江流域中下游的思南，沿河地区就建有鸾塘书院和竹溪书院，它们是贵州境内最早的书院[2]，思南地处乌江中下游，自古以来深受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影响。鸾塘书院创办时，书院制度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形成了一整套教学管理原则和教育方法。书院教育在思南的兴起，对思南儒学文化的普及、学术人才培养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明朝建立以后，朝廷推行崇儒学兴文政策，书院教育在府县学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作为乌江盐油古道的集散地、经济最繁盛的思南，在明代的书院教育十分可观。

明隆庆年间(1567年)思南府佥事周以鲁在万圣山顶建斗坤书院，下临乌江，悬崖陡绝，万历二十二年(1594)知府赵恒镌“仁寿”二字于石壁，同年间知府田稔贞武观内建为仁书院，推官伍次与郡举人、理学家李渭讲学于此。道光二十一年(1814年)，知府周作楫捐俸三百金重建讲堂四楹，厅四楹；厅外秋池一泓，堂左增廊，为肆习所。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同知陈以耀在思南府治中和山华严祠建大中书院(后改名为“为仁书院”)。清雍正十一年(1733)，知府史瑗重建，更名为“中和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安化知县郑士范捐俸建前楼，于玉皇阁后添建书室三楹，以课生童。随后思南府还建了文明书院、凤冈书院等，其中大中书院最负盛名，明代著名理学家、郡人李渭在此讲学时，曾吸引了大批省外学生前来就读，李渭并在其院外巨石上题“中和”二字(尚存)。“中和书院”曾与贵阳的阳明书院齐名，被当时誉为贵州五大著名书院之一。

作为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教育组织，书院为思南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李渭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一生孜孜不倦研究理学，着力躬行道德实践。嘉靖十三年(1534年)中举以后，历任知县、知州、同知，知府等职，官至云南左参政。李渭不仅为官清正廉洁，体恤民情，而且以讲学传道为乐事。李渭在《修思南府学碑记》中论教育时说“国家造士，灌以甘泽，深其根柢，以猥大其枝柯，既深惟不害其长，不得动揠而增设焉，孔子之仁，即树根柢也，养士于胶序也，厚其饩廩，纵其游习，土沃而泽甘，欲其拔千丈，不称良于崇朝者也。”[2]可见，他对教育的认识是多么的深刻。而从政时所到之处，皆授徒讲学。退职还乡以后，在思南中和山为仁书院传授理学，为家乡发展学术，培养人才。其间，慕名从学者云集，成才者亦众。江西人赖嘉谟，随父仕至思南，师从李渭，大获教益。后中进士，官至四川左参政。思南士子冉宗孔、胡学礼、田惟安等笃志于学，皆以其李渭为师，为政则操守廉洁，归里则阐明王学，为传播与发展王学起了重要作用。李渭卒后，朝廷准予在郡署后为其建专祠祭祀，神宗亲自赐联：“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 康熙三十年(1691年)，思南知府刘谦吉重新修葺为仁书院，并题“理学名儒”匾额，表示对李渭传道讲学，积极发展地方教育的纪念。

由于书院以李渭为首的教师提倡学术研究，讲究道德躬行实践，反对功利之学的学者，因而在教学方法上弥补了官学的空疏和陈旧。特别是重视学生自己读书和自我修养，读书求学和道德修养并重，学问道艺与适应科举要求兼顾的教育特点，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仍有值得研究和借鉴之处。

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在思南府及其所属安化县、印江县、务川县建立有：鸾塘书院、斗坤书院、中和书院、文明书院、许市书院、龙津书院、正本书院、育才书院、凤冈书院、凤鸣书院、凭依书院、鹤鸣书院、培宗书屋、文思书院、安化书院、罗峰书院、培元书院、修文书院等。这些书院除官吏倡办外，也有部分为民众集资创办或个人捐资创办。如思南府的修文书院、沿河司的培宗书院，安化县的凤鸣书院等，均是当地绅民集资创办。民办书院的存在和发展，是思南人民尊师重教优秀传统的历史见证。

(三)建社义儒学 从幼儿抓起

社学和义学设于乡镇，是县学、书院的补充，二者都属于启蒙教育机构。嘉靖年间，思南府除了府城创办了大批社学之外，在府属朗溪、蛮夷、水德江、沿河等长官司辖地以及务川、印江两县境内都建立了社学，以督促土司、土官子弟勤奋学习汉文化和儒家文化。清沿明制，要求各地设置社学和义学，以“养蒙育德”。明清时期思南府建有社学20余所。

义学又称义塾学舍，是由私人集资或用地方公益金创办的免费学校。思南府城义学，是贵州创办最早的义学之一，建于康熙初年。雍正五年，在思南府学宫旁建立了府城义学。之后，义学与社学呈兼合趋势，社学渐趋消亡，义学遂成为思南幼儿接受初等教育的主要场所。据不完全统计，自康熙二年到清末学制改革以前，思南府及辖地共有义学50余所[3]。

社学、义学的教学可大致分为两大内容：一是以识字为主，教材多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或兼学一些当地自然、人文歌谣；二是儒家经典教育，主要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左传》及《御制大诰》等，并学习律令和及冠、婚丧、祭祀等礼节。

除此，思南早在清嘉庆年间就办起专门幼稚园，嘉庆八年(1803年)，思南知府周蔼联捐俸银500两，购思南城西地建“育婴堂”，招收幼儿蒙训，为转入蒙馆就读打下基础。道光十九年(1839)，思南知府黄培杰捐俸银200两，于安化县(今思南县人民会场)后建“及幼堂”，当年收幼儿100名入堂施教。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等小学堂分甲、乙、丙、丁、戊班设学，戊班教授的即为幼稚教育课程，并设蒙养院，专施幼稚教育。

(四)设立民间私塾 夯实基层教育

私塾在思南教育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其形式多样，办学灵活，大致有三种类型：其一，宗族办学。利用各姓氏的公项聘请塾师在祠堂教书，方便本族、同乡子弟读书，大多免收学费。其二，村民办学。分散的村庄或边远的山区由一人带头倡议，联合其左邻右舍，由学生交学费聘请塾师，开办私塾，便于附近的儿童就学。其三，乡宦办学。其办学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家庭富裕的乡绅捐资办学，让邻里儿童入学读书。另一种是有钱有势的仕宦，选聘名师教育其子弟，也收少数亲友子女入学。私塾的教学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学童的启蒙通用教材主要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百家姓》《千家诗》《声律启蒙》等。程度较高时，便习“四书五经”。准备科考的则习“四书”、“五经”的注解，兼习八股文、试帖诗；准备谋生的则学习日常应用文、珠算。

到了清代，思南府私塾发展尤盛，遍布城乡，仅据思南府及所属的沿河、德江、务川、印江等县、司统计，仅光绪十四年(1908年)，就有私塾1000余所，塾师1000余人，学生近20000人。

明清以来，思南各种私塾较为普及。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私塾在发展民间教育、开启民智，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方面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各地出现了不少闻名遐迩的名塾名师，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二、科举制度与思南人文建设

贵州自建省到嘉靖前期的一百多年里，科举制在贵州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影响力较小。从永乐到嘉靖十三年(1534年)，贵州生员的科考一直附于四川、湖广、广西、云南等省。贵州各地到湖广武昌、云南昆明，少则两千余里，多则三四千里。山岭险阻，沟壑纵横，交通极为不便。

作为来自乌江之滨的思南学子田秋最有发言权。他跋山涉水远赴云南参加乡试的艰难困苦足可感天动地，也足可写一部辉煌的苦难史，向世人告之，贵州不开闱乡试带来的文化教育发展的压抑，是多么沉重。为了改变贵州这一落后局面，田秋决心以“身”说法，伏阙上疏，为贵州自举乡试据理力争。嘉靖九年(1530年)，田秋向嘉靖皇帝呈上不朽的《请开贤科以宏文教疏》。其曰：“贵州一省，远在西南，未设乡试，须附云南科举，盖因永乐设省，制度草创，且以远方之民，文教未尽及也。臣以为人性之善，得于天者，本无远近之殊，特变通鼓舞之机，由于人者有先后耳。黔省设科之后，人益向学，他日又安知不如两广之盛大乎?开科之后，请于旧额之上，量增数名，以风励远人，使知激劝，则远方幸甚。”[2]在田秋的大力推动下，贵州地方官奏请了三十多年的开闱乡试，终于提上了大明朝廷的议事日程。嘉靖十四年(1535年)，朝廷正式批准贵州开科。嘉靖十六年(1537年)，贵州首次乡试贵阳隆重举行。田秋特地捐资购地，将所收租谷用作考生的试卷费，表示对家乡开闱乡试的支持和庆贺。

田秋的贵州开闱乡试的奏疏得到朝廷批准后，接着又向朝廷建议在务川、安顺、印江开办学校，尽教化之责，边方幸甚。“惟贵州一省，制度草创，止是府卫建学，而州县尚无。百年以来，休养生息之余，似乎富而未教，一方山川之秀，诚为郁而未舒。”“婺川县为黔南古邑，擅砂场之利，有鱼稻之饶，商贾辐辏，民庶殷实，土生其间者类多问学，而登科策者往往而有，祇头离府五日山行，就学不便。”最终三个州县先后获准各自建起儒学。

贵州自办乡试以后，科举制度便以其巨大的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对贵州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导向作用，中原儒学文化借助科举制度的开展以更强劲的势头向思南传播，学校和书院进一步发展起来。通过开闱乡试，儒学文化逐步渗透到了思南人的社会生活中，“学而优则仕”的价值理念逐渐为思南人所接受，“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俗语折射出思南民间对读书的重视，“读书——赶考——入仕”成为思南青年追求的人生理想。读书向学社会风气的逐步形成，推动了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大批书院、社学、义学、私塾在思南府应运而生，对提高人口整体文化素质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代末期，思南府人文日盛，登科入仕者联袂而起。而这些登科入仕者反过来又支持地方教育，并且以自己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来推动当地的人文建设和文风兴起。从此，思南文教大兴，人才辈出。正如思南举人何廷熙在道光十八年作中天塔记中说：“思南山川人才，文风灵秀，名贤辈出，甲乎全黔，若申天锡、田西麓、李同野、肖剑斗、敖梅坡诸君子，砥各励节，彪炳一时。”[2]明清500多年间，科举考试为思南选拔了大批人才。据不完全统计，思南考取进士34人，举人360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者，仅在明代，思南就产生了两位先哲：教育先贤田秋，7岁能文，13岁考取秀才，16岁中举，20岁登进士，初授福建省延平府推官，后授直隶河间府推官。嘉靖九年(1530)升朝廷礼科左给事中，再升福建布政司右参政，四川按察使，嘉靖十九年(1540)升任广东左布政使，著有《西麓奏议》和许多诗词。他的《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使贵州获准开设科场，从此夜郎古国文教大兴，人才辈出；而官至云南左参政的理学家李渭，是一位倡导“躬行”学说，反对空谈的明代大学者，他追求的是内心境界的洁净完美，王阳明的心学对他影响至深，李渭与当时清平(今凯里市)的孙应鳌、贵阳的马廷锡三足鼎立，支撑着黔中王阳明的哲学大厦，拓展着人类精神领域的永恒空间，代表了乌江文化的标高，李渭一生著有《先行录》《大儒治观》《简记》等。除此，明清时期思南还出了兵部尚书田仰、都御史肖重望，广西按察使敖宗庆，辽府长史张守忠、江南监察使郭石渠、翰林院庶士徐步云以及诸如安康、钱珍、张国旗、田毂、安虹、冉中涵、田谷、张清理等哲学家，诗人、医学家。就是在近现代思南也出了不少将军、政坛要人、专家、教授，其中有土地改革时期红军高级将领、被毛泽东称之为“好同志”的旷继勋，曾先后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军军长。为开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立下了赫赫功勋。现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具有当代军人风采的，原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上将；也有在国民党内主张爱国统一的进步人士原立法委员郭登鳌，国民党中将曾天署、饶德俊等。[4]而百年老校的思南中学培养的5万学子，遍及祖国大地，甚至，走出国门，曾经或正在为国家建设和人类文明进步，建功立业。

三、思南近现代教育的传承与发展

清末是新旧教育转变的关键时期。1901年，在朝野一致的推动下，清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法令。民国元年，思南县创办的县立高级女子小学校，是中华民国时期贵州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1932年，以原思南官立中学堂址，建立思(南)、印(江)、石(阡)、沿(河)、德(江)、凤(岗)、务(川)、后(坪)八县联立中学，1936年改为贵州省立思南中学。思南县创办了县立初级中学；1919年，思南县创办的思南县立师范讲习所，是民国时期贵州创办最早的中等师范教育之一。1929年和1930年，思南县又先后创办了两年制师范学校和女子师范讲习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随着教育的发展，思南教育人口素质有明显提高。1950年初，人民政府接管了各地省立中学、初级中学，思南县初级中学和原省立思南中学合并为思南中学，思南中学为完全中学，其余均为初级中学。1956年秋，先后在思南县的塘头，许家坝等区政府所在地区设一所初级中学。

1958年在“大跃进”形势下，思南普通中学出现了大发展，除政府在区、乡(公社)所在地增设公办中学外，民办中学也纷纷兴起，还创办了不少农职中学。县城初级中学全部增设高中班成为完全中学。到年底，全县有完中1所，学生1110人；初中33所，学生4228人。

1960年，贵州省教育厅确认，思南中学为重点中学。思南县，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数为：大学毕业150人，高中1554人，初中8760人，高小16948人，初小52132人，合计79544人，占普查总人数的25.7%。

1970年在“读初中不出公社，读高中不出区”的口号下，县、区、公社公办小学和大型民办小学相继“戴帽”增加初中班，区初级中学全部发展为完全中学。1981年，全县公办小学恢复到67所，1982年改小学五年制为六年制，1985年在全县87个乡(镇)中有80个乡(镇)普及了小学教育，全县有小学471所，学生76612人。同时，也对全县中学进行了调整，压缩了各区新办的高中，撤销了小学附设的初中班，新办了思南第二中学，全县高中调整为4所，学生1480人，初中调整为25所，学生13121人。1985年，根据全县行政区域的变更，对全县各中学及区、乡完小学的校名也作了更改，全县有完中4所，学生1792人，初级中学24所，学生13021人[5]。到2013年，全县现有各级各类学校433所，其中：高级中学3所，完中1所，中等职业学校1所，初级中学35所，完小191所，初小及教学点146个，幼儿园56所(含民办51所)。全县有在校学生14.8万人；全县有教职工7381人，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90%以上，有高级职称教师129人，中级职称教师1265人。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句话已成思南人的共识。党委、政府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坚持以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资金，确保教育工作经费到位。尽管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也始终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优先安排，优先保证对教育发展的必要投入，并逐年增加，在县财政十分困难的时期，党政干部不能按时发放工资时，教师仍然按月领到工资。同时，县委、政府加强了对教育费附加征、管、用的领导，严格执行“乡收县管乡用、统筹安排，财政监督”的制度，促使依法足额征收教育费附加，足额用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由于政府的大力兴办教育，也充分调动了社会各界的办学积极性，激发了全民兴办教育的热情。改革开放以来，全县形成了办学高潮，乡、村领导主动出马筹资修建学校。凉水井镇磨石溪村，1999年村支书带领群众新修村校，占地10亩由全村分头承担，国家未花一分钱，支书张景明还将自家的8亩好地拿出来给被占地户任意调换；许家坝镇修第二小学，街上两个村捐资16万元，机关干部集资2万元，10个月就修好了这间小学；思南中学校友、广东山川集团公司总经理汤明捐资100多万元，修建了泥溪育才学校、城东小学教学楼，还在思南中学设了人才奖，思南中学校友、实业家夏贤伟捐资30万元修建思南中学“文莲”图书馆；县政协委员、畜牧局的普通干部张景龙家庭非常困难，听说长坝一所村小差款，一次性就捐了2000元；板桥乡后屯村外出打工的徐华明、毛元海，家庭经济并不宽裕，见板桥中学修围墙差款，各捐资1万元；塘头小学百年大庆，塘头街上群众自觉排长队敲锣打鼓捐资，街民熊庆祥一人就捐了19999元；板桥乡杏坪村和郝家湾村改善村小环境，村民分别捐资7万元和5万元；邵家桥镇先锋村村民捐资5万元扩建村校园；就连湖南来思南做生意的金振宇，每年都为思南考取北大、清华的学生，捐一台电脑进行鼓励。

在思南，财政投入最大的是教育，每个家庭最大的投资也是教育，社会上最受欢迎的是教师，乡村最好的建筑是学校，这种尊师重教，党以重教为先，政以兴教为本，民以助教为乐，师以执教为荣，上下齐心协力，全民办教育，穷县办大教育的理念，群众资助教育的传统，已由来已久，如今又蔚然成风。

1978年，全县被大中专学校录取86人，到1998年的20年间，全县共被大中专院校录取26486人，其中重点院校录取2758人，(其中清华大学19人，北大10人)，一般本科院校8632人，专科12879人，中专2217人。全县高考成绩从1999年起，连续9年位居铜仁地区第一。2008年高考录取人数为3363人，是1978年的39倍，全区文理科状元均在思南。2009年，思南县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全县上线一本467人，其中有7名考取北大，清华，二本上线688人。思南中学有8人挤入全区理科前10名，铜仁地区文、理科状元均在思南中学；2010年普通高考报名人数为4463人，共计录取2875人，其中一本录取535人，二本录取889人，2人考入清华大学生[6]。思南中学从1999年至2013年连续13年获铜仁地区高考成绩第一，连续13年铜仁地区理科第一名，连续四年文科第一名的记录。

总之，思南教育从宋朝到至今，穿越了漫长的历史岁月，从儒学传播到新时期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提升了当地的人文精神，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当今思南教育，经过布局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创新，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办学理念，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并为穷县也能办大教育创造了丰富的办学经验。

[1]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明实录 贵州资料辑录[G].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

[2] 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嘉靖、道光、民国)思南府、县志(点校本)[G].1991.

[3] 龙海碧.铜仁地区民族志[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

[4] 田永红.思南文化辞典[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5] 思南县志编委会.思南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6] 思南县志编委会.思南县志(1978——2010)[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