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妇女与汉代酒文化

王 征

(天津师范大学 津沽学院， 天津 300387)

中国封建礼教经常会给我们带来一种错觉，妇女的一切活动都被认为是仅以家庭为中心。其实，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汉代的时候，封建礼教对妇女的约束和影响还没有后来那么严苛和深刻，妇女的活动还是比较自由的。汉代妇女与酒文化的密切关系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汉代妇女通晓酿酒技术，积极参与各种酒的酿造工作;她们不但酿酒，而且还抛头露面地酤酒;汉代妇女饮酒也成为当时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汉赋中也有妇女借酒抒发悲愁之情的作品。汉代妇女与酒文化的关系历来学者关注较少，本文拟从上述几个方面对汉代妇女与酒的关系作一浅论，以期指出汉代妇女与酒的密切关系以及她们较高的社会地位。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一、汉代妇女与酿酒

何满子先生说:“几乎从人类洪荒时代起，酒就在大地上出现了。酒的历史几乎是和人类文化史一道开始的。”［1］3在人们的传统意识里，普遍认为只有男人与酒的关系密切，其实不然，从酒的产生开始，酒就与女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关于酒的起源虽然有多种说法，但最通行的说法是仪狄造酒说。这种说法最早出现于《世本》:“仪狄始作酒醪，辨五味。”［2］70《战国策·魏策二》记载:“昔者，帝女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3］1353《淮南子·泰族训》也有相似的记载:“仪狄为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4］1427仪狄就是一位女子，王粲《酒赋》就说出了她的性别:“帝女仪狄，旨酒是献。”［5］670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也多次出现仪狄所发明的“旨酒”，如“既饮旨酒，永锡难老”(《泮水》)、“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正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鹿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桑扈》)等，可见传说中的仪狄所作旨酒饮用之广。

《周礼·天官冢宰·酒正》中记载了酒发明之后妇女参与酿酒的情况:“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何为“女酒”?汉代郑玄认为是“女奴晓酒者”［6］33，意思就是通晓酿酒技术的女奴。“奚”，据甲骨文，左为手(爪)，右为绳索捆着的人，本义为奴隶，又专指女奴。《周礼·秋官·禁暴氏》:“凡奚隶聚而出入者，则司牧之”。孙诒让正义:“奚为女奴，隶为男奴也。”［6］2893那么《酒正》篇里的“奚”也应释为女奴，而且是在“女酒”带领和指导下进行酿酒的女奴。春秋时钟子期的母亲从事的大概就是为官家酿酒的工作，《吕氏春秋·精通》中载:“钟子期夜闻击磬者而悲，使人召而问之曰:‘子何击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杀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为公家为酒;臣之身得生，而为公家击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矣。昔为舍氏睹臣之母，量所以赎之则无有，而身固公家之财也，是故悲也。’”［7］507－508由此可见，妇女参与酿酒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

至汉代，酒文化已经相当发达。酒已成为其时饮食文化的一大主要内容。随着酒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量的增大，酿酒业也开始成为一项非常普遍的产业。据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考证，从事酿酒行业的人员中，除了男人，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妇女。

有汉一代，朝廷中负责皇室日常事务的官职中有太官和汤官，这两种官职主要负责皇宫中的酒类的酿造、管理和安排。他们手下管辖有一大批女婢负责酿酒。《太平御览》引《汉旧仪》说:“太官、汤官奴婢各三千，置酒，皆缇褠，蔽膝、绿帻。”［8］1090太官、汤官管辖奴婢各三千人，可见当时宫廷酿酒规模之庞大和宫廷用酒量之多。这是妇女参与宫廷酿酒的记载。至于家庭酿酒更是汉代妇女不可推卸的职责，酿酒成为当时妇女的一项主要劳动。《礼记》中有所谓“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记载，《后汉书·列女传》对“妇功”的解释是:“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9］2789家庭妇女的职责中就有准备好酒菜招待宾客这一项内容。至于招待宾客所用之酒，大多也是家庭自酿。

除了历史文献的记载，从出土的汉画像石(砖)中也能看到汉代妇女从事酿酒工作的情况。如四川新都县出土一块汉画像砖(图1引自俞伟超、信立祥主编《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画像砖》第126图，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画面是一酿酒作坊，正中大釜为酿缸，酿缸的左边是一位梳着高髻的妇女，她左手扶缸右手正在缸内搅拌酒曲，她右边一个男人似乎是在帮助这位女子。左边两男子，一人挑着一担酒，一人推着一辆酒车，大概是在贩酒，由此可见，图画中这位妇女生产的酒，量还是不小的。

图1 四川成都新都县出土东汉时期《酿酒图》

由此可见，汉代妇女无论是在宫廷还是在家庭中，都积极参与酿酒的工作，以她们的智慧与勤劳为统治阶级或者家庭酿造大量的美酒，妇女造酒是汉代常见的劳动场景之一。

二、汉代妇女与酤酒

中国早期社会中，妇女是酿酒的主要承担者，那时的酒还没有成为商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封建经济的逐步完善，酒渐渐地成为一种商品，成为政府谋利的一项重要来源。杜芳琴曾用中世纪的英国酿酒业的情况来说明这一转变。她说:“从社会性别角度观察分析两性的劳动、行业(职业)分工及其在家庭和市场等场所的位置，就会发现社会历史发展并没有给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带来更好的境况，反而使她们丧失固有的较多独立较少依赖的地位，如中世纪英国的酿酒业，最初，当酿酒只是供给日常家庭消费时，妇女是酿酒的承担者，一旦进入市场，成为赚钱的行业，就被男人把持。”［10］7酿酒业的这种变化发生在中国的汉代，汉武帝就曾听从当时财政专家桑弘羊的建议，实行“榷酒”政策，《汉书·武帝纪》记载天汉三年(前98)“初榷酒酤”。《汉书》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县官(国家)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也”。［11］204这实际上就是酒的一种官卖制度。这项官卖制度在汉代并没有实行多久，到汉武帝的继任者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就被废除了，但是，酒的商品化却被确立了下来。

酒作为一种商品被买卖，汉代妇女也多有参与。这种情形在汉武帝榷酒之前也出现过。《汉书·高帝纪》载，汉高祖刘邦少时“常从王媪、武负贳酒。”［11］2这里的王媪、武负就是卖酒的妇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琴调新寡卓文君，二人回到临邛，相如“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器于市中。”［12］3000这是汉代著名才女卓文君临街卖酒的文献记载，此事成为美谈，被后来历代文人所咏唱，如唐李商隐《杜工部蜀中离席》“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宋陆游《寺楼月夜醉中戏作》“此酒定从何处得，判知不是文君垆”、明夏完淳《雪后怀张子韶》“当垆对酌睨文君，露顶沉杯呼阮籍”，还有汉代辛延年的《羽林郎》一诗中也描写了一位胡姬女子当垆卖酒的情形:“昔有霍家姝，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13］198从诗中可以看出，妇女当垆卖酒在汉代应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四川省博物馆所藏彭县出土的东汉羊尊酒肆画像砖形象地表现了汉代四川妇女卖酒的场景(图2引自四川博物院编《四川博物院文物精品集》第四编第16图，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画面上，梳着高高的发髻的一位女子正忙着收钱打酒，地面上放着饰有羊头的肖羊形酒尊，前方的店伙计正忙着把空尊拉出门去，门前买酒的顾客络绎不绝，有的还担着自家的小酒坛。在汉代四川，这种酒肆作坊较为普遍。

图2 四川彭县出土的东汉羊尊酒肆画像砖

总之，当酒商品化之后，汉代妇女积极参与酒的买卖，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保持了她们一定的经济独立性，这也是汉代妇女社会地位较高的一个因素。

三、汉代妇女与汉代饮酒之风

中国古人能饮、善饮。有汉一代，随着酿酒水平的提高，酒的产量也迅猛增加，这也是当时越来越炽的饮酒之风所推动的。饮酒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班固所谓“百礼之会，非酒不行”［11］1182正是当时炽热的饮酒之风的经典描述。从现存的历史文献和出土的历史文物中可以看出，汉代妇女对其时炽热的饮酒之风也起着非常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身处宫廷还是居住于民间，她们都积极参与酒事活动，甚至可以单独接待客人，表现出了其时女性较为独立的地位。

历史文献中记载皇室太后、皇后等女性参与皇帝酒事活动的情况在在皆是。如《汉书·窦婴传》记载窦太后参加汉景帝的宴会:“帝弟梁孝王，母窦太后爱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饮。是时，上未立太子，酒酣，上从容曰:‘千秋万岁后传王。’太后欢。婴引卮酒进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以得传梁王!’太后由此憎婴。”［11］2375《后汉书·光武帝纪》也记载宗室诸母参加光武帝的酒会:“(十七年)甲申，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9］68这里的宗室诸母达到“酣悦”的状态，可见饮酒应不少。有“酣悦”就有悲戚，《后汉书·皇后纪》记载，董卓带兵进入洛阳后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继而逼迫其自杀，弘农王“乃与妻唐姬及宫人宴别。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蕃。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颓，身为帝兮命夭摧。死生路异兮从此乖，奈我茕独兮心中哀!’因泣下呜咽，坐者皆歔欷。”［9］451唐姬饮酒而悲歌，其悲苦之状无以言表。

皇帝或者太子等为太后、皇后等妇女们专门设置酒会的情况也不少见。汉文帝之女，窦皇后唯一的亲生女儿窦太主，五十余岁时喜欢上年轻俊俏的董偃，汉武帝就曾经“为窦太主置酒宣室，使谒者引内董君”［11］2855。王莽篡位，从他的姑母、太后王政君手里得到传国玉玺后，“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渐台，大纵众乐”［11］4032－4033。

两汉之际的更始帝所纳赵夫人和韩夫人皆能饮，尤以韩夫人为胜。“(更始)纳赵萌女为夫人，有宠，遂委政于萌，日夜与妇人饮燕后庭。……韩夫人尤嗜酒，每侍饮，见常侍奏事，辄怒曰:‘帝方对我饮，正用此时持事来乎!’起，抵破书案。”［9］471因下属打扰了其饮酒，气急败坏的韩夫人竟敲破书案，足见其对饮酒的沉迷程度。

除了宫廷妇女参与饮酒之外，汉代豪族之家的妇女饮酒之风也非常盛行。随着汉代经济的发展和汉代帝王对世家大族的重视，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就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士族大姓，或者称之为“豪族”(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之五《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如两汉之际跟随光武帝起事的南阳李氏家族:“李通……世以货殖着姓。父守……为人严毅，居家如官廷。初事刘歆，好星历谶记，为王莽宗卿师。通亦为五威将军从事，出补巫丞，有能名。”［9］573还有光武舅氏樊宏家族:“樊宏……为乡里著姓。父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9］1119这些豪族家资巨富，在家中经常置酒作乐，欢饮达旦，妇人亦参与其间。如汉宣帝时丞相杨敞之子、司马迁之外孙杨恽在其名作《报孙会宗书》中就描写了豪族之宴饮场面:“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乌乌。”［14］325《汉书·张禹传》载汉成帝时丞相、河内轵县(今河南济源东)巨富张禹家中的宴饮场面:“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它财物称是。禹性习知音声，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管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11］3349这些豪族之家的宴饮中处处都有妇女参与其中的身影。

除了这些历史文献记载之外，从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砖)中也能够看到豪族之家的妇女参与家庭宴饮的场面。如四川大邑县出土的《九剑宴舞画像砖》(图3引自俞伟超、信立祥主编《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画像砖》第94图，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图中左上方端坐着一男一女，男子头戴冠帽，女子梳着双髻，二人面前摆着两个酒樽，正在悠闲地观赏面前的杂耍。这很显然就是贵族之家的宴饮场面。

图3 四川大邑县出土的东汉《九剑宴舞画像砖》

同样出土于四川大邑县的东汉《宴饮画像砖》(图4引自俞伟超、信立祥主编《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画像砖》第85图，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则显示了贵族妇女独自饮酒的场面。画像砖右边的侍女端着一个盘子向中间的女主人进食，盘子的下方有一个酒杯，女主人梳着圆髻，左手执筯，似在取食。

图4 四川大邑县出土的东汉《宴饮画像砖》

除宫廷和豪族妇女之外，汉代民间妇女的饮酒情况也丝毫不逊色。《后汉书·循吏列传》载仇览为亭长时与陈元母子共饮之事，“(仇)览初到亭，人有陈元者，独与母居，而母诣览告元不孝。览惊曰:‘吾近日过舍，庐落整顿，耕耘以时。此非恶人，当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养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义乎?’母闻感悔，涕泣而去。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9］2480陈元的母亲并没有因亭长的到来而回避，而是选择与之共饮。可见汉代男女之间还没有后世所谓“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不同席”之约束。汉诗《陇西行》就描写了一位女主人独自置酒待客的事情:“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清白各异樽，酒上玉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谈笑未及竟，左顾敕中厨，促令办粗饭。”［13］267－268这样一位“好妇”置酒待客，礼数周到，待人温软，竟使得这位客人发出“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的感慨。

上述例子中的陈元之母与仇览共饮和《陇西行》中的女主人独自待客的情况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在汉代许多宴饮场合都是男女杂坐的。这种情况在历史文献中在在皆是，如高祖“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沛父老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11］74。应劭《风俗通义·怪神》篇记载汉代青州地区祭祀城阳景王祠时，就有“倡优男女杂坐”的情形。［15］395

这种情况从出土的汉画像石(砖)中也能找到佐证。如出土于四川彭州市的东汉《宴饮画像砖》(图5引自俞伟超、信立祥主编《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画像砖》第81图，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图中共有四人，最左边是一位梳着高髻的女子，正在与一男子举杯对饮，右边还有两位男子，三男一女同席共饮，其乐融融。

图5 四川彭州出土的东汉《宴饮画像砖》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汉代还处于封建社会的初期，正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还没有像后世那样深入人心，人们思想相对还较为开放;另一方面的原因应该是前代生活习惯的影响，《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战国时期男女杂坐的宴饮场面:“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後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12］3199汉代去战国时期不远，汉代人们的生活习俗应该受到战国时人们生活方式的较大影响。

汉代妇女好饮之风，除了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所显示的情况之外，汉代许多文学作品对此也有表达。司马相如《美人赋》就写到旅途中的一位女子为其置酒寻欢的情景:“上宫闲馆，寂寞云虚，门阁昼掩，暧若神居。臣排其户而造其室，芳香芬烈，黼帐高张。有女独处，婉然在床。奇葩逸丽，淑质艳光。睹臣迁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国之公子!所从来无乃远乎?’遂设旨酒，进鸣琴。”［5］97汉成帝之妃班婕妤因赵飞燕的嫉妒而被成帝疏远，作《自悼赋》以自遣，就是在借酒浇愁:“俯视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视兮云屋，双涕兮横流。顾左右兮和颜，酌羽觞兮销忧。惟人生兮一世，忽一过兮若浮。”［5］241两汉之际的冯衍在《与妇弟任武达书》一文中说其妻“醉饱过差，辄为桀纣，房中调戏，布散海外，张目扺掌，以有为无。”［16］198写到自己的妻子饮酒以致于“醉饱”，虽有所夸张，但也有生活事实的基础。这些描写再一次证明了汉代妇女饮酒之风的炽盛。

综上所述，汉代妇女通晓酿酒技术，积极参与各种酒的酿造工作;她们不但酿酒，而且还抛头露面地卖酒;汉代妇女，无论是身处宫廷还是身居民间，饮酒成为她们的一项主要活动，她们积极参与各种酒会，甚至独自置酒待客;汉代文学作品中也有多处描写其时妇女饮酒之情况。由此可见，汉代妇女与汉代酒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这种密切关系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汉代妇女在当时社会中是具有较高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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