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艾芜化作经典的世纪南行：写在艾芜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

文/ 伍松乔

不同版本的《南行记》

三次南行

艾芜1925、1961、1981年先后三次南行，纵跨半个多世纪。

绵绵不绝的南行情结，贯穿其一生。艾芜在他的《漂泊杂记》中说：“一提到漂泊，却依旧心神向往，觉得那是人生最销魂的事。”在《南行记续篇》后记中又写道：“南行过的地方，一回忆起来，就历历在目，遇见的人和事，还火热地留在我心里”，“我始终以为南行是我的大学，接受了许多社会教育和人生哲学，我写《南行记》第一篇的时候，所以标题就是‘人生哲学的一课’”。

不是旅行，更非旅游，而是一个青年的“致青春”、一个老人的“致人生”。

行行复行行。

他的探寻、他的冒险、他的兴奋、他的沉思、他的酸甜苦辣……足迹、笔墨交融化作的永恒篇章，历久弥新、历久弥香，使艾芜当之无愧地成为享誉中国与世界的“流浪作家”“漂泊文豪”。

万里漂泊 成都望江楼始发

1925年暑假，中国西部，四川成都。——这是89年前，一位师范学生的“致青春”。

成都望江楼 摄影/卢勇军

艾芜与一位家住珙县返乡度假的同学黄凤涵，从距成都九眼桥不远处的望江楼下乘船出发，摇摇晃晃，由锦江入岷江，开始了前途漫长而终点渺茫的漂泊。

故乡渐行渐远，留在身后。艾芜后来回忆道：

我年青的时候，是生长在乡下，距离新繁县城二十里远的农村。没有山，只是一望的原野。在冬天，一片青色农作物绿到天边。到了春天，开满了金色的油菜花和红色的紫云英。夏天到处灌满了水，长着青绿的水稻，大地仿佛披上了绿绒衣。到了秋天，又变成了谷穗累累的金色世界。这就是历史上号称天府之国的地方。

15岁以前，我一直生活在这样的乡里的。

漂泊人生并非无缘无故，艾芜的祖辈就曾闯荡“填四川”，移民彭县（今彭州市）、新繁。乡亲们都说艾芜的行为与神情，酷似他那非农非士又既农且士的祖父。出身书香人家的祖母的龙门阵《魏小儿西天问佛》，让“孤独西行”的远方概念在艾芜幼小的心灵扎下了根。

祖父既种庄稼，又教私塾，教室有时就设在家中，6岁发蒙的艾芜读的四书五经就是他亲自教的。之后艾芜跟着父亲读公立初等小学，又考进新繁县城唯一的县立高等小学，有机会读到“五四”的刊物，开始学作新诗。1917年，父母做主，为13岁的艾芜订了娃娃亲。

1921年，高小没毕业的艾芜获得人生的第一次成功——陪考却以第3名的成绩考上成都大名鼎鼎的省立联合中学（又叫石室中学）。不料大喜紧随大悲，入学一年需90元，但父亲每月收入仅仅8元，还欠一身债，缴不起学膳费就入不了校门。这件事对艾芜的打击极大，甚至让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同年秋天，他又以同等学历考入无需交费的五年制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热心学习，希望以后能进大学的数学系。

1925年，差一年毕业的艾芜心潮激荡。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撩拨着出国的念头，去北京读大学也深深吸引着他，但前者为时已晚，后者一年至少需要300元。眼看“毕业成亲”一天天倒计时，他下决心解除旧婚约的束缚，用自己的双脚远走他乡去找寻半工半读的机会。当时都说走南洋容易，年轻艾芜浪漫的人生规划是先在南洋“积些钱”，再“到欧洲去读书”。

艾芜南行之前，40多岁的母亲已在1923年去世。艾芜南行途中写信给父亲说要“流浪十年之后，才能转回家去”。 1945年，父亲病故。直到1955年6月，作为全国人大视察组成员，艾芜才回到家乡新繁、彭县考察，住老家清流乡政府。自从1925年离开，到这次游子归乡，一别已是整整30个春夏秋冬！

岷江边，川之南

21岁的艾芜，为漂泊准备的行李是一包书与几件换洗衣服，怀揣一张“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所开的“转学证明”，白纸黑字，其实只能证明身份而已。随身还带着撒谎去北京考大学得到的父亲不知从哪儿弄来的30块沉甸甸的银圆。

出走之初的艾芜，此时还远远不像后来那样狼狈，甚至还真有几分旅行乃至旅游的味道，这从他和黄同学选择的是花钱坐船而非步行便可以得到证明。

艾芜第一次南行或者说中国漂泊文豪人生传奇翻开的第一页，常常被人忽略，这就是从成都到川南。

这一页很重要。

成（都）乐（山）水路是岷江上游。就在这条历史上曾经流金淌银的河流上，竖起耳朵，你可以听见李白、杜甫、苏东坡到郭沫若、巴金，来来往往的一首首诗词；睁大眼睛，你可以看见千帆云集，“门泊东吴万里船”；不听也不看，还可以跳入河中尽兴戏水，顺便不伤肠胃地喝几口从雪山淌来的清流。

乐山大佛

优哉游哉地到了乐山，艾芜两人饶有兴致地游览了大名鼎鼎的大佛岩。岷江与大渡河、青衣江的汇合之处，一尊高70多米的弥勒佛像，是唐代僧人从滔滔江水之滨的凌云山身上生生挖凿、雕刻出来的，足足用了九十年。

社会这部大书，开始打开。

让艾芜深有感触的不是乐山大佛，而是“在苍松笑佛间，看见了挂盒子炮的，极为不快，什么游兴也没有了”（《大佛岩》《漂泊杂记》）。正是乱世，军阀割据，江山都是武人的地盘。枪杆子至上，在寺庙内外大声喧哗、猜拳行令，只是小菜一碟。

兵荒马乱的岁月，匪患频频，船到古城犍为，停下来无休止地等待。

他在江边呆呆看着一船一船的士兵在岷江里上上下下，不知道谁在打谁。看厌了，收拢目光，身边的船夫和附近乡民，凑成一桌桌打麻将，也整日里热火朝天。在远方低沉的炮声里，打仗的、打牌的，“双打”各玩各。

艾芜他们不愿再等，决定沿江步行往宜宾。由此，艾芜南行之路的徒步史，在犍为落下了第一个脚印。

长期以来，不少读者误读艾芜作品，以为他是在昆明街头卖草鞋才学到了人生哲学的“第一课”。实际上，岷江边上的川南，早早地便成了艾芜的社会课堂，至少有这样三课让初来乍到的这位成都学生印象深刻。

第一课：金融市场。

艾芜随身带着的银圆，过于打眼，危险又不方便，常在这一路来往的黄同学，教他“汇兑”：将多数银圆从乐山先寄往云南，到时再取。从来不曾长途外出的艾芜，学到了“让钱在前面等自己”这一招，好不高兴。

第二课：军阀割据。

当时四川实行的是军阀防区制，巴蜀山河被大大小小的草头王分别盘踞，交通阻塞之外，连币制也是各自为政。那时银圆是正币，辅币有当两百文、一百文、五十文的三种铜圆。一般乡镇无法适用如此高面值的辅币，便自行造出当十的锡钱，更小的村落街区则自造当十的纸币。这样，找补换来的地方钱币，在本地交易没问题，但一出此地到彼地，就统统作废。艾芜因此交了不少“学费”。

第三课：民生“滋味”。

那时川南的路边店，主人只提供米和蔬菜，客人需要自己打理做饭。这还可以现学，但一动手，问题就来了：所有厨房一概没有盐。原来民生艰难，盐为贵，得客人自己带。常在山间行的贩夫走卒，竹筐、包袱、背篼里，少什么都不能少了盐。

这般滋味，让艾芜这样的新手十分尴尬。向好心的女主人讨来盐，是用火烧过的一小坨，砖块一般，而且得小心翼翼地在水碗里磨，就像在砚台磨墨一般。磨后的咸水，用来调味做菜。

就这样，艾芜一边步行，一路上课。为了安全，往往得跟着商人的大队伍走，通常还有穿蓝色军服的保商队提枪保驾。本地人行路，也需要带着土枪。

到宜宾，转珙县，艾芜告别黄同学，开始了只身步行。

进入滇东，昭通是艾芜遇到的云南首座城市，地处云、贵、川三省结合部，金沙江下游，坐落在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抬升的过渡地带，是中原文化进入云南的重要通道，历史上有“锁钥南滇，咽喉西蜀”之称。

继续南行。过江底，到东川，过寻甸、嵩明，终于抵达昆明。这时，已是秋风白露了。

彩云之南，昆明这都市

云南简称“云”或“滇”，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省会昆明。

千百年来，“彩云之南”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一向被外界称为“秘境”。

昆明这都市，罩着淡黄的斜阳，伏在峰峦围绕的平原里，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

从远山峰里下来的我，右手夹个小小的包袱，在淡黄光霭的向西街道上，茫然地踯躅。

这时正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残酷的异乡的秋天。

这是艾芜笔下最初的昆明印象。“残酷”在于，他身边一个钱也没有了。

饿得头发昏的他，“在各街各巷寂寞地巡游”，羡慕“三口哽完一个冷烧饼”的叫花子，幻想着肥肉汤、干牛肉、辣椒酱……最后，只好将在昭通买来没舍得穿的一双草鞋，拿去在夜色中换钱。

买成400文的草鞋，讨价还价、反反复复后，在这位书生手里，最后以200文出手。“酱黄色的铜板（一枚值二十文）由他的手一枚一枚地数放在我的掌上，一共十个。我小心得很，又把铜板一个一个地掷在阶石上，听听有没有哑板子。”赶忙用三个铜板买来三个烧饼，“走到灯光暗淡的阶石上坐着，匆忙地大嚼”。

①昆明旧貌 图·Microfotos/幽韵

这就是《南行记》开篇文章记录的艾芜在昆明“人生哲学的一课”。

②昆明新貌 图·Microfotos/VasikO

每一条骨髓中，每一根血管里，每一个细胞内，都燃烧着一个原始的单纯的念头：我要活下去！……强烈地想着：至少我得坚持到明天，看见鲜明的太阳，晴美的天空。

艾芜终于流落街头，成为社会最底层的流民。

当他把包袱里仅存的几本从成都背来的书送到明善书店去卖时，店里好心的王老先生将这个潦倒的书生，介绍到昆明红十字会医院，终于找到一份做杂役的差事。艾芜脱下自己那件虽然破旧但毕竟是读书人标志的毛蓝布衫子，穿上了象征劳力者身份的短衣。

扫地、倒痰盂、倒垃圾、抹桌子、烧开水、买东西、送信、升旗、挂号……杂役的工作无所不包。能有口饭吃，饿过肚子的他感到来之不易。更难得的是，他有了到夜校补习英文的机会，教师都是英国人，受益匪浅。同时，他还有了一些读书的时间。夜来无事，在附近的翠湖溜达，夜空下面，他甚至写出《流星》这样的诗歌，投给昆明当时唯一的纯文艺刊物《云波》，并因此交上了一些年轻的文友。

艾芜与新朋友们寄情山水，踏访了昆明的风景名胜筇竹寺、西山、龙门等，且行且议，指点江山。

筇竹寺

筇竹寺坐落在昆明西北郊玉案山上，距城区12公里，环境清幽。该寺相传始于唐代，大雄宝殿角上立有一块元朝延祐三年敕封该寺住持玄坚为“头和尚”的圣旨碑，并赐存有《大藏经》。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

清光绪年间的扩建中，四川杰出民间雕塑家黎广修用6年时间，完成了驰名中外的五百罗汉泥塑像，分布在大雄宝殿两壁及大殿两侧的梵音阁和天来阁中。

筇竹寺的五百罗汉像被誉为“东方雕塑宝库中的明珠”，它突破了传统五百罗汉的刻板模式，在空间布局、人物造型等方面都有大胆创新，极具特色。

①昆明筇竹寺禅寺塔林 图/汇图网

西山

古称碧鸡山，位于滇池西岸，距市区15公里，隔滇池与金马山遥遥相对。北起碧鸡关，南至海口，绵延40多公里。最高峰罗汉峰，海拔2511米。山峦起伏，形似卧佛，故又称卧佛山。隔水相望，因宛如一丰盈女子躺卧滇池岸边，又有“睡美人”山之称。

②昆明西山

龙门石窟

龙门，位于西山三清阁南面，是在千仞峭壁上完成的石雕群窟，从三清阁“别有洞天”石洞门起，至达天阁止。在罗汉山与挂榜山之间，由北向南原有四个岩洞，明嘉靖年间开始开发，被誉为昆明第一胜景。

③昆明龙门 图·Microfotos/殷红

道中“达天阁”石坊上题有“龙门”二字，经数百级石阶到此，“五百里滇池”，尽收眼底。

艾芜的龙门，命中注定，不在昆明，而在路上。

艾芜足足做了一年半杂役，支撑他的是一个梦：香港大学每年在云南招收两名学生，享受一切免费的待遇，夜校的学生也可以参加考试，而艾芜对自己的考试能力自信满满。

临报考了，艾芜才发现，自己这样的外省籍人，压根没有资格报名。希望犹如肥皂泡，瞬间破灭。就在这时，他又从《现代评论》上看见了在北京读大学的同乡好友刘作宾洋洋洒洒的宏篇大论，突然间觉得自己前途渺茫，下决心离开昆明另找机会。

此行何去？一个去过热带的勤务兵讲述的“阳光灿烂、绿天绿地”的好去处——南洋，将几乎熄灭的火种，在心中重新燃起。

1927年3月，昆明城外5里远的地方，艾芜与3位青年朋友一一拥抱，背着芦叶斗笠与图书、衣物，踏上了滇西的大地。

边地：酸甜苦辣 如梦如幻

滇西

滇西是云南境内昆明以西地区的统称，广义上包括今天的楚雄、大理、保山、德宏、怒江、丽江、迪庆、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等地市州，狭义上指怒江以西的保山市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滇西地势以高山峡谷为主，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大江穿流。1942年3月至1945年1月，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了著名的滇西抗战。

艾芜在《我的青年时代》中写到：“如果说旅行的幸福，是在不断地看见新的景物，得着新的刺激，那么单以中国边地这个范围而言，在云南西部旅行，要算是第一幸福的了。”

从楚雄东边的禄丰县城出来，一路上，山峰峡谷，海拔高高低低，一天中要多次穿越仿佛“两国度”“两世纪”般截然不同的时空，“气候令人感到兴味，让人怀念不已”，“城外蚕豆花开，油菜发绿，群山环绕小小的山谷，到处是春天的花香和野草的芬芳，夏日的人们裸背躺在凉席上午睡”。

在山中小镇小住，夕阳落下，夜色迷茫，每家每户包括街上照明用的，既不是洋油灯也不是煤油灯，而是“松明”，到处弥漫着松香的气味。

因为要到弥渡县追踪一位朋友，艾芜经云州、顺宁，走向保山（当年叫永昌）。

到了保山，继续往西边的腾冲（当年叫腾越）。

从保山到腾冲，要经过怒江（当年叫潞江）坝，怒江的狭长原野，曾经是历史上的“瘴气之地”。冒险穿过这里，在夜色中走过一座铁索桥，艾芜头一回踏进了当时被称为“摆夷”“帕头漆齿”的傣族人家，第一次看见黑布包头、赤足着裙的傣族女人，第一次看见全是竹做的家具、墙壁，第一次吃冷饭、冷菜、冷汤。

一路紧张提防着美丽风景之中随时可能出没的打劫者，终于又翻越了孤寂的高黎贡山。

到了腾冲，钱已花光，艾芜只得像在昆明一样，再次把包袱里的图书请到街头。每每他不得不卖书的时候，好运气总会出现——几个热心的年轻人支持艾芜走缅甸，还送了五六个卢比的缅甸钱给他。

1981年3月3日到7日，第三次南行的艾芜，重回腾冲，有了放松的心情，重新打量当年他没来得及好好欣赏的此间风光，体味半世纪来的变迁。

艾芜1981年腾冲日记摘录

1903年英国在这里建立了海关，控制滇缅要道八莫和密支那，解放后1955年撤销。

腾冲北高南低，以高黎贡山为最高，其余多为丘陵地区，万人以上的坝子有20个。东高黎贡有姊妹山，形成马蹄形。

腾冲和顺古镇

边民从缅甸来，带来藤子、皮张，蜂蜜换取胶鞋、盐巴、火柴。也有商人来，带来虎骨、鹿茸、麝香，换当归、天麻等回去。

有名的侨乡和顺乡现有五千多人，旅居国外的就有五千多人，主要旅居缅甸、泰国。据介绍，农林牧比例失调，民族、边区、华侨及农林政策有些不合理，正在调整，待落实。

日本占领腾冲期间，破坏了文化。“文化大革命”却破坏更厉害。文物有21处，有唐代和元明清的，破坏得惨。这里有油印的《腾冲文艺》，一年出四期，有业余作者100多人。现在把文化重点放在农村，搞会演、调演，有业余文艺组织100多个。傣族和粟僳族都保有固有的文化节日，十年浩劫时不准搞。“四人帮”被打倒时，他们跳舞跳了三天三夜。

和顺乡有人参加十九路军。抗美援朝时，华侨李镜天捐了一架飞机。

和顺乡有电影院、中学各一，图书馆藏书4万多册。上大学的有140多人。“文革”冤假错案121人，受批斗的有385人。

我与和顺乡人民一样，经过芭蕉谷、茅草地，到过缅甸，做过辛勤工作，受过外国人的欺侮。和顺乡请我题词，我写下：凡是到过外国的人，总是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

去黄瓜箐。原叫黄花箐，1639年徐霞客来过此地，有记载。这是高山之间的峡谷，距腾冲17公里。据说黄瓜箐6平方公里以内有沸泉，热气冒出。

在澡塘沟看见蒸气如云似的冒出，也有热水喷起。沟中的水，经常在30°C以上，可以沐浴。从澡塘沟再走约二里，有硫磺塘，其中大滚泉约两丈见方，水沸腾如一锅正开的水，放下鸡蛋，几分钟即熟。

腾冲再往南，随着大盈江岸行。

艾芜他在《我的旅伴》中写道：

这时正是1927年春末，前夜在腾越城外息店，被窝厚厚的，还感到寒冷，而来到干崖土司管辖的傣族坝子，天气却像五六月一般炎热。头上的天空，蓝闪闪的，面前的原野，迷蒙着热雾。我知道我已经走进热带了。

从云南流入缅甸的大盈江，通过原野。有时近在路边，可以望见浩浩的青碧江流，有时绕到远处去了，连隐约的江声，也不大听得见。原野两边，排着雄大的山峰……

平野上，路边小河里常有围着裙子的男女在沐浴嬉戏。而村落大青树下的集市，尤让艾芜感到兴奋。

傣家人常把大青树下的绿阴作为天然的集贸市场，村头寨尾路口的大青树下经常可以看到傣家人在那里摆摊设点，卖一些热带水果或傣家风味食品。每当艾芜精疲力尽、饥肠辘辘之时，忽然看到前面有大青树，隐隐飘来香味，于是加快脚步，上前摸出几文钱来，买上一块烤饵块或者一碗凉拌饵丝，匆匆吃下。歇息一会儿，又抬脚前行。

德宏：大青树的故乡

大青树泛指榕树、黄桷树、菩提树等高大常青的桑科榕属树种。在整个德宏州，只要走进傣乡，无论村头寨尾、路边寺旁，到处都能看到树冠高大、干粗叶肥、气根垂地、四季常青、独树成林、如绿阴华盖般的大青树，点缀出一派浓郁的亚热带风光。

在傣家民俗中，大青树是“圣树”，一些树龄古老而又雄姿勃发的大青树往往被敬奉为寨神。11世纪南传上座部佛教自缅甸传入德宏，它又成为佛教圣树。傣族、德昂族、阿昌族等信奉小乘佛教的信徒，在建寺立塔时都要种植大青树，以示功德和纪念。

这种高大乔木在中国的闽、粤、桂、琼等省并不鲜见，但德宏境内百年以上的古树达600余株，其中瑞丽芒岭的“独树成林”，苍髯虬枝，气根垂地上百；芒市和瑞丽城内的中心景观，大青树主干和气根形成老、中、青、少四世同堂的景象；盈江县铜壁关一株树龄400多年的大青树，株高40余米，主干胸围9米，气根108条，树荫覆盖近6亩地，更被誉为“中国榕树王”。

艾芜在干崖坝的路边集市，凭借一身短衣、一双赤脚，取得了老何、老张两个出没在中缅边地、“双肩抬一嘴、磨骨头养肠子”的滑竿苦力的信任，紧跟他们，走向缅甸边境的商业重镇八莫。

大青树 图·Microfotos/洋丝瓜

三天的路程，都在边境克钦山（也叫野人山）中。

下山后，艾芜破题儿第一遭坐汽车来到八莫。这座艾芜所见英属殖民地的第一城，西风颇盛。在《八莫那城市》中，艾芜感慨道，一旦踏进异国的城市，起先是对不经见的东西，感到诧异，随后就开始怀疑并抛弃自家一些牢不可破的观念。“八莫给人以怀疑本国传统观念的精神，实是很丰富而又极其泼辣的。”缅甸人新春泼水节的快乐纵情与中国人旧历新年的庄重沉静形成鲜明的对比，艾芜觉得国内生活太古老、太沉闷，需要注入“年轻少壮的血液”。

茅草地啊茅草地……

1992年是艾芜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这年出版的《芭蕉谷》与英文版《艾芜小说选》两部书的序言里，两次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自己65年前在八莫平原茅草地的半年时光。

茅草地位于大盈江的一个小山谷中，距干崖三四天路程。八莫的轮船和缅甸内地的火车相通，世界各地的货物，都可以通过八莫运进云南，在云南，这些货物就全靠马来驮了。于是许多人大规模地养马，马成为当地主要的运输工具。早晨或是黄昏，总有马队来投宿，寂寞的茅草地在这时也热闹起来。

我在八莫人生地不熟，经一个抬滑竿的同乡介绍，又转回茅草地，找到一份扫马粪的工作，还有一个兼职，就是做店小二，招呼过往旅客。旅店除了有马帮投宿外，还有过往的傣族人，他们在农闲时，男男女女成群结队挑着土产品到八莫去卖。

茅草地和山间的大盈江都属英殖民管辖，但英国的官员却很少来这里，只是隔两三个月来巡视一次。因此，茅草地就成为鸦片烟贩子的休息地，偷马贼的好去处。我和他们熟悉了，他们便无话不谈，对我没有顾忌。这使我看见了他们身上阴暗的东西，也发现了他们善良一面。于是，在漂泊旅途中认识的盗马贼、烟贩子、轿夫、流浪汉、傣族妇女，后来都进入了我的小说《南行记》。

①瑞丽姐勒金塔

作家李健吾对艾芜笔下“江湖世界”的诸多角色如此评说：“多粗野、多残忍、多温存、多忠厚、多可爱，一句话，多原始。读过《南行记》的我们爱那群野人、穷人、苦人。”

不仅仅是人物，滇西边地的自然风光也深深地拨动了艾芜的心弦。即便到了1943年，在抗战风云中，艾芜身处敌机轰炸的桂林，在《漂泊杂记》改版文章里，当初的受难处，拉开时空距离后，也被还原成诗意的胜地。

比如在他乡异国的客店里面，早上醒来，有时候——自然不是常常——会诧异地感到：我为什么不在家中的床上，会睡在这么远这么陌生的地方呢？这里就似乎不能不有一丝轻微的感喟。然而只不过是一刹那就过去了，因为店门外迎着我的，是山间刚刚冒起的玫瑰朝日，是抹着晨光朝露的丰饶原野，是将我带到新鲜地方去的坦坦旅途，是引起我高声呼啸的林中歌鸟。这一切都使人感到自由而且快活。

丽江、瑞丽，岂能错过的美丽

对于丽江、瑞丽这两处如今热遍全国的旅游城市，艾芜首次南行时，却与之失之交臂。1961、1981年第二、三次南行之际，他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与笔记。

丽江 艾芜1981年2月24日至27日日记摘录

图·Microfotos/一品红茶②丽江古镇

到丽江人民公园游玩。玉泉水很清，不断有水冒出，向河床汹涌流出，经过街市，有家家泉水、户户垂杨之景。

（作者注：“丽江纳西族的东巴经”、“姓木的土司”与“木氏家庙、喇嘛寺”等等，也都被艾芜一一记录，此略。）

到玉龙山下玉峰寺参观万朵茶花。两株茶花，长在一道（约在两尺高的地方），分枝上长，到四五尺地方，又合在一道，能见其合的形式。由此左右发展，成为花棚，有突出的枝子，约高一丈五。明朝成化年间栽的，距今五百多年。有照殿红、大山茶、九心八瓣。有双朵一道的，先后开三四个花，要开十几次批，一批开二千朵，立春开始到谷雨季节，最多三八节时开。第一年六月有花蕾，第二年立春开。割枝与接合，向横的方向发展，因花建寺。

到丽江旧城参观。旧城比大理旧城的街道多，地也平整，铺的石板，内有小石合成，令人惊异。可能是碎石几经沧桑，又压成大石。

到白沙大队听老社员奏古乐，属于道教音乐。华侨马铸才提倡洞经会，后为白马学会。听《大道仙经》。

到丽江县文化馆，看县志和东巴经，并为《玉龙山》刊物题词：丽江山青水秀，文化昌盛，东巴经闻名于世，内中文艺作品十分丰富，我们应该好好地学习。

瑞丽 艾芜1981年3月12日至21日日记摘录

住瑞丽县招待所，很清静。有芒果树和波罗蜜树、凤凰树三株，开花作雾状，一朵花有几十条须子，状奇异。芒果树花正开，作淡黄色花丛。

夜间在街上散步。摊贩不少，大都是妇女摆摊，卖零星食品，多是缅甸来的，有缅文商标或贴有缅甸影星的照片。街上摆摊的妇女，走在街上的青年男女，几乎都是外国装束，色彩鲜艳。在街边饮牛奶、咖啡，又吃豆腐脑。

泰国仰光 图·Microfotos/Deerphoto

1969年至1970年，林彪说和平边防、礼貌边防是修正主义，大搞“清队”“政治边防”。边民从瑞丽逃走万人，盈江逃走三万人。“文革”中不准搞副业，学语录就多评工分，早晚“三忠于”活动也打工分。

站在84号界碑颉洪寨子江边望对面木姐。

到瑞丽江边去看对岸的南坎，这是缅甸边境最大城市，街市可以望见。

同老友安全师（作者注：安全师是艾芜第一次南行时认识的僧人朋友，《南行记》中的小说《安全师》即以他为原型创作）相会，他已还俗成家，改名为陈直棠了。

在南洋：政治与文学的交叉

半年以后，艾芜再度漂泊，从八莫出发，经杰沙、曼德勒，到达缅甸首府仰光。

初到仰光，住在五十呎路4号的腾越客栈里，因为交不出房钱，又打摆子（患疟疾），客栈老板哄他到医院看病，回来时，已把他的包袱丢在门口不让进栈。贫病交迫的艾芜，只得坐在阶沿上听天由命。幸亏有好心人，引他投奔四川老乡、书法家谢无量的三弟万慧法师，才算渡过难关。

万慧法师曾留学日本，去印度学习梵文、巴利文，还知晓英、法、藏、蒙文字。在缅甸，他从事教学工作，也作古诗，生活并不富裕，却与华侨中的文化人士有着广泛交往。艾芜在万慧法师那里，治好了病，每天给万慧法师买菜做饭、打扫房间，空闲时写些游记和杂文。万慧法师发现艾芜爱好写作，就介绍他给《仰光日报》写文章，给《觉民日报》当校对。

上海新貌 摄影/郑怡

1928年秋天，艾芜作为第一批成员参加了缅甸共产主义小组，缅共小组后来成为“马来亚共产党缅甸地委”。1930年4月，马来亚共产党以马共中央的名义在新加坡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缅甸共产党指派艾芜去参加。他从仰光搭乘轮船，经印度洋到达槟榔屿后，却因为轮船途经疫港，旅客被送到小岛隔离消毒一个星期，未能出席党代会。赶到新加坡呆了一个多月，却无功而返。

艾芜在仰光报刊上发表的散文、小说、诗歌，多以漂泊生活、仰光华侨为原型。一些涉及中缅关系的文章，成为缅甸华侨研究中缅关系史的最早文献。

马共中央派林环岛来仰光接任缅共第一书记后，动员华侨店员工会出版《新芽日报》，林环岛任总编辑，艾芜任副刊主编兼校对。1930年冬天，缅甸发生了达拉瓦底县农民起义。《新芽日报》发表了一些同情和支持起义农民的文章，艾芜等人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1931年1月被驱逐押送回国。

艾芜在缅甸的4年漂泊，历尽艰难，但开阔了视野，积累了丰富的域外生活经验，文学写作能力也得到了有效的锻炼。艾芜交往的一批华侨朋友，在他被迫离开缅甸时，送给他一笔生活费，维持了他归国初期的生活。而在上海加入左联以至继续写作之后，艾芜还得依靠缅甸朋友的募捐接济。

南风吹进上海滩

从厦门到上海浪迹半年后，1931年7月的一天，艾芜在北四川路上，于茫茫人海中，竟然遇见成都第一师范的同窗好友沙汀（杨朝熙），就此一头撞进了四川同乡的圈子。艾芜应邀搬到了沙汀夫妇居住的德恩里13号亭子间。

当年11月29日，沙汀和艾芜联名、由艾芜执笔写信给鲁迅先生，诚恳请教该如何写小说，把信寄到商务印书馆鲁迅弟弟周建人处转交。鲁迅得信时正患流感，12月8日先复一短简，说是容病后再详复。12月25日，鲁迅写来了一封长长的回信，谈了自己关于小说题材的意见，这封信后来收入鲁迅的《二心集》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了小说写作的金科玉律。

收到复信的两位年轻人喜出望外，1932年1月5日，再次向鲁迅请教，这次由沙汀执笔，还附上了各自的一篇小说稿。1月10日，住在附近景云里的鲁迅与夫人许广平一起，把小说稿和写好的回信亲自送到德恩里13号。独自在家的艾芜不善言辞，他并不认得鲁迅，错把对方当做周建人，鲁迅夫妇也未解释，随即离开，与鲁迅面对面交流的难得机会就此失去。

鲁迅在后一封信中肯定了艾芜的小说稿，使艾芜受到极大的鼓舞。1933年3月艾芜被关押后，鲁迅还一次捐出50元大洋给左联作请律师的费用。当艾芜再一次走近鲁迅的时候，已经是1936年10月22日在万国公墓鲁迅的葬礼上。

1932年，艾芜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发表小说。艾芜虽然感受着左翼文坛对于时代冲击的兴奋，却始终难以忘怀自己的漂泊经历。他选择了与众不同的写作之路，这与鲁迅先生回信中所言“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不谋而合。

1935年。南行起步十年之后，艾芜以自己的漂泊生活为题材，在上海先后发表、出版了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集《南行记》与散文集《漂泊杂记》等。作品大都反映西南边疆和缅甸等地下层人民的苦难与抗争，开拓了新文学创作的新领域。艾芜笔下的传奇故事，人物性格特异，边地风光神秘，抒情气息和浪漫情调浓郁，引起普遍关注，好评不绝。

曾经有不少人以为艾芜当年是为了搜集创作素材而漂泊的，对此，他在1943年《漂泊杂记》改版后记中曾经专门写道：

当我正在漂泊的时候，并没有把经过的生活，到过的地方，看过的景物，一一记下来。而我也不想这样做，即使在小客店的油菜灯下，高兴记了一点，也是随记随就抛却，不曾加意保存过。写这些杂记，是蹲在上海的时候，跟这些往事已是相隔五六年了……

那时住在上海，……先前漂泊过的生活，便常常像梦也似的，回到我孤寂的心上来了。恰好在《申报》编《自由谈》的黎烈文君，需要游记文章，而又要写得非常短的，我就把我漂泊生活的回忆，一小段一小段地写在纸上，送了出去。文章上用的笔名，也不是现在这本书上的笔名，……一直觉得是一个流民，便率性依照发音，改为“刘明”。

①第三次南行（1981年）中的艾芜与白族老人交谈

②1974年，本文作者伍松乔（左）在成都新巷子19号艾芜家中

事实上，艾芜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一是流浪，二是记录与表现流浪。

这当然不等于艾芜对文学毫无准备，由四川到云南，再到缅甸，一路上艾芜都带着书、纸、笔和一瓶用细麻绳吊在脖子上的墨水。他一路走一路记，虽非创作，未必刻意保存，却从未间断。他后来被称为“脖子上挂着墨水瓶的作家”，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对于艾芜笔下的漂泊故事，从它们问世开始至今的八十年间，有着众多评价与解读。

唐弢在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中评价说：“第一次把西南边陲的奇异风光和殖民地人民的苦难与斗争带到文学作品中来，是他对现代文学的一个独到的贡献。”

③《南行记》影视资料图

而新时期以来，有研究者更把艾芜称为“中国流浪汉小说的标高”。

流浪汉小说是西方叙事文学中较为特殊而突出的一种文学现象，广义上是以流浪者为主角、其个人遭遇为主要内容的叙事作品；狭义指发轫于16世纪的西班牙、后来在欧洲广泛流行的一种小说类型。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当艾芜结束了自己的南行漂泊，以系列南行作品登上文坛之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流浪汉小说便宣告诞生。

艾芜的流浪汉世界完整、充盈，富有活力，它的出现给当时都市文学和左翼激进小说充斥的文坛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一个被文人学士忽略的游民江湖凸显在社会的视野中，它甚至被称为“另一个中国”的发现。艾芜在中国文学中无以替代的地位由此奠定。

重复发现：《南行记》，永远的经典

人们对艾芜的南行作品，不断重复发现。到世纪之交，《南行记》《漂泊奇遇》等电影、电视连续剧接连推出，艾芜也因此在生命的尽头又成为普遍关注的热点作家。

2004年，余秋雨在《南行书系》序言里写道：

流浪者艾芜的青春脚步，踩踏在当时中国文化界极其陌生的西南边疆和东南亚地区，而且踩踏在最与土地接近的社会最低层。由此写出的记忆小说中，兵卒、苦力、私烟贩子、偷马贼、赶马人、滑竿手、盗窃集团的首领及其女儿、落魄书生一个个出现了，每一个都充满了让读者深感新奇的原生态。他们既有陋习、劣行，也有善心、良知，这样的形象，毫无“五四”以后已形成的社会批判概念化痕迹，实在是一脉难得的文学清流。而这脉文学清流的背景，又是明艳奇丽的边疆风光，草茂路窄的旅行历险，构成了一种与大地天籁融为一体的抒情风格和浪漫情致。

任何文学爱好者都能从这种风格和情致中领悟美，获得美。中国社会即使历经苦难也潜藏着这种美，现代文学即使以呐喊为主调也开拓着这种美，真让人惊叹。因此，我充分信任《南行记》在当代的阅读价值和拍摄价值。

1992年12月5日，艾芜去世，享年88岁。

一年后，故乡新都在饮马河畔新桂湖公园的翠竹丛中，建造了艾芜墓园。2012年，艾芜墓园被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墓园坐北向南，艾芜的骨灰安葬在墓园中央，红砂石山坡形碑上的“艾芜之墓”为中国文坛泰斗、艾芜同乡好友巴金手书。碑座上方矗立着高1.1米的艾芜青铜半身雕像，艾芜清瘦的脸上，一双深邃的眼睛遥望着南方。

墓前端一块正方形大理石，刻着一段艾芜的短语：

人应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

文字之下，雕塑着一束永远不败的云南山茶花，与这位南行作家、流浪文豪朝朝夕夕，长相厮守。

（艾芜儿子汤继湘、儿媳王莎提供了部分艾芜生前珍贵照片，谨致谢意。）

艾芜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