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明
(北京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北京 100875)
派纳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美国一系列的“课程改革”(Curriculum Reform)实际上是“课程畸变”(Curriculum Deform),是一种由考试驱动的服务于外在的政治和经济目的的官方学校课程体系,是一种病态的政治反应,“带有强迫—重复的创伤后行为的特征”[1]65。课程改革将学校课程与标准化考试相结合,以所谓的认知技能代替学术性知识,将公立学校异化为填鸭式学校。“课程畸变”压制教育主体的主体性,削齐教育主体的行为方式,这对学生是一种虐待,对教师是一种不公,对民主更是一个灾难。它不仅导致许多学生的自杀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国家的自杀行为。[1]222它不仅没有带来政治的民主化和经济的繁荣,反而引发了美国政治的极化和经济的不稳定,严重危及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将公立学校的课程化归为标准化知识和考试分数,将教学化归为管理技术和行为序列,其背后隐藏的是美国政府、右翼势力不敢示人的政治目的与政治操纵,其操纵的工具是对教师提出的“责任制”(accountability)。由此,教师们由教育者沦落为技术工人和营业员,只能俯首帖耳、唯命是从,而完全失去了对课程的自主权,“‘责任制’不是关于‘学习’的,而是对我们(教师)所要教给孩子们的课程内容的控制”[1]36。“这是一个政治陷阱”[2]120,它使课程成为一种官僚化、体制化的封闭体系。美国课程改革的根本动因是美国政府为了维持其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