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媒体中儿童形象的符号意义解析

文/陈 丹

儿童形象是电视媒体众多人物形象中非常独特且常常被研究者忽略的一类。随着消费时代和电视娱乐化时代的到来，电视节目中对儿童形象的刻画也已经烙上了文化和社会的深刻印记。

电视媒体中儿童形象作为符号的表象意义

承载意义的电视媒体符号。对于符号和意义的关系即符号总显示着某种意义，总与意义形影相随。正如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所言：“无论人们怎样称谓符号，符号总归是传播的元素（elements in communication）——能够释读出‘意义’的元素。”美国哲学家、符号学先驱皮尔士认为符号是代表性、指涉性与解释性的三位一体。

因此，任何符号都会显示出某种意义，符号可划分为听觉符号和视觉符号两大类。作为声画合一的媒介形式，电视具备了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两种符号体系——声音符号和视觉符号，借助于这两种传播符号，电视媒体创造出了以影视形象为主要象征符号的独特传播现象。这种象征符号对于受众而言，具体生动、轻松幽默，表现出强大的渗透性和极强的普适性，因此，分析电视媒体中出现的影视形象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儿童形象符号表达的意义。儿童是电视媒体中最常出现但又常常被忽视的一个群体，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作为人类完成社会化的重要发展阶段，儿童的一举一动都折射出时代、文化和环境。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认为儿童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换言之，决定儿童认知结构的因素主要是外在环境，儿童的言谈举止能够比成人更直接鲜明地反映出外部环境状况。

电视媒体中出现的儿童形象就像一面镜子，生动地折射出民族文化和社会问题。因此，电视媒体所记录和塑造的儿童形象符号必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现出富含文化意旨和内蕴的细节。在“全民相亲”“全民唱歌”的娱乐格局下，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在节目理念上独树一帜，选取了儿童这一独特社会群体，并将亲子关系、儿童教育理念等有机地融入到了节目中，具有一定的现实和社会意义。

电视媒体中儿童形象符号与文化符号

电视媒体用生动可感的听觉符号和视觉符号使得其符号体系在意义传达上更为隐蔽。作为一档电视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节目的制作方对于人物的选择和主观的情境设置使得节目中出现的儿童形象更具有典型性和意义性。同时，它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对事件中的儿童形象进行气氛的烘托，达到一种有意境、有选择的视觉重构。

亲子关系中儿童形象折射的文化意义。在节目中，五位明星的孩子言行直观鲜活地展现出特定历史时期文化、时代的风貌，无论是直接表现有关儿童生活与成长经历，还是通过儿童形象的构建间接隐喻现在或构想未来、展现希望，这一系列隐藏在符号表现背后、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独特的中国文化、特殊的中国国情和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借用罗素的一个比喻：“假若你总是戴着蓝色眼镜，你可以肯定看到一切东西都是蓝的。”节目中所呈现出的儿童形象已经不再是生物意义上的“儿童”，不再是纯粹的视觉形象。

存在，可以看做是一种文化和一个时代的缩影或者“代言”，承载着更多的文化意义和时代意义，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在文本语境中言说意义。

父亲与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是人类社会最自然和最基本的支柱之一，是每个人都必需面对的人生，不同国家、族群、文明、文化对亲子关系有不同的观念和准则，“子不教，父之过”，父与子之间的关系状态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进程中非常稳定，几乎没有发生过实质性的改变。《爸爸去哪儿》节目选取了中国社会最为独特的父子（父女）关系，节目中选取的五位明星属于比较典型的传统家庭父亲形象。明星爸爸都是事业型与主外型的，对家庭日常事务大多比较陌生，更注重通过工作赚钱等方式履行家庭责任。

同时，作为一档亲子类真人秀节目，节目环节的设置也反映了独特的中国文化。第三期节目中设置了护蛋环节，为了培养孩子的责任心，让爸爸们假扮坏人进行偷袭，看孩子们能不能保护好自己的鸡蛋。这样的节目环节设置折射出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遭到了受众的批评。麦特文化传媒总裁陈砺志在微博中表示：“谎言欺骗孩子，教他们打人，看得纠结。现实很残酷，但还是要教他们美好和善良。”

亲子关系中的儿童形象折射的时代意义。在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儿童和民族文化一样，不断受到时代的冲击，相应地发生各种变化。但是和成年人相比，儿童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他们不仅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出特定时代相对稳固的文化形态，而且在更深的层面上更能体现文化的不断发展与变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独生子女时代的小家庭模式逐渐成为中国的主要模式，父母的角色也随之发生改变，他们需要承担一部分原来属于兄弟姐妹的责任，传统单向的以父为主的沟通逐渐被时代抛弃。同时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亲子关系的平等化。

日新月异的时代环境，使每个人都有了一种面对时代和环境的危机感，这样父母就失去了在传统社会中面对子女的先知性和权威性，“家本位”的伦理观念逐渐被“人本位”伦理观念所取代，个体意识日益增强。节目中五个孩子个性十足，和父亲的相处更多的是一种平等沟通。

《爸爸去哪儿》节目中所呈现的儿童形象是多个方面符号运用的引申与延展，具体可感的儿童形象符号与抽象意义上的文化、时代背景等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存在于电视节目的儿童形象不仅是儿童个案的折射，同样可以将个案的解读推演到电视节目之外，推演到一种时代、一个文化。

儿童参与表象下的“失语”

不同于印刷媒体，电视是一种敞开大门的技术，不存在物质、经济、认知和想像力上的种种约束。电视媒体不可能限制人们获取信息，6岁的儿童和60岁的成年人具备同等的资格来感受电视所提供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是完全平等主义的传播媒介。当代激烈的媒介竞争使得电视媒体不断增长播映时间，直至发展为24小时不停播映，它要求有大量新鲜并且有趣的内容来吸引观众。因此，它的外在形式和符号形式都使它没有必要、其实也不可能将观众加以区分。

“由于人类生产所依赖的符号世界在形式和内容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尤其不要求儿童和成人的情感有任何的区别，这样人生的两个阶段就不可避免地合二为一了。”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说：“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

儿童形象的过度解构。尼尔·波兹曼曾对媒体时代电视文化做出这样的预言：“我们的文化会忘记它需要童年的存在，这是不可想像的。”珍贵的童真在娱乐盛行的时代成为商业化笑料和噱头，被不断地扭曲。对儿童权益的间接伤害贯穿或隐匿在休闲或娱乐过程中，在休闲和娱乐中儿童的正当权益被疏忽、置换直至被彻底剥夺。

《爸爸去哪儿》节目中的儿童不再是自我意识真实的表达，而是根据电视节目特点，设置场景和后期制作技巧去迎合一些被娱乐化的行为标准，迎合成人意识，成人化的手段对儿童关系进行过度解构。在第二集中，节目有意识地突出几位孩子关系的营造，时时出现的心形，浪漫唯美的画面和解读式的字幕，不断地暗示观众，引导观众以一种娱乐化心态对这些孩子的行为进行解读。综艺娱乐节目并不是要排斥儿童的参与，而是要在重视参与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同时，儿童特有的童趣也不应该成为娱乐工具。

真实内容下的娱乐化目的。作为一种社会稀缺资源——明星已经成为社会地位、财富的象征符号，这种符号已经被现代媒介消费到了极致，而“星二代”作为这个最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更是被受众津津乐道，通过一档电视真人秀节目来了解明星家庭的相处方式，满足了普通观众窥视明星隐私的好奇心。

电视观众从这个节目中看到了五对明星父子（父女）们在镜头前真实而不加修饰的一面，节目强调24小时全天候无死角拍摄，比如，面对孩子手足无措和压抑的愤怒，临睡前五位父亲展现出的完全不同的亲子互动模式等等。从节目制作方的角度来说，力图呈现最真实和原生态的亲子关系，受众也感受到了这种真实。

但是，节目中所塑造的父子（父女）关系，对社会大众而言，其实还是一种虚拟关系。第一期中，节目设置了让平时很少做家务的明星爸爸在村里做饭；第三期中，五位明星爸爸在沙漠中捞鱼，爸爸的笨拙、出丑，让观众捧腹，但当镜头转向那些和受众一样看热闹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认识到，这个过程的娱乐性超过了其教育和启迪作用。纵观整个节目，它并没有设计出一些必须或者应该具有社会启迪和教育意义的环节。这个本该更具有挑战性、建设性和可视性、话题性的内容，被忽略了。对这个节目而言，娱乐是一条曲线，它为大众展现了需要关注的现象；但是有时娱乐也是一条虚线，它让社会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机会。娱乐化所带来的关注，失去了最有价值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节目实质上具备更多的还是一种娱乐功能，其社会引领功能被泛化和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