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阴阳道”成立端委探析

2014-07-08 03:21王静
关键词:周易

王静

摘 要:阴阳道与阴阳五行学说不同,它是在日本逐渐形成的。中国的阴阳思想在6世纪经过朝鲜传入日本。7世纪中期,天武天皇设立“阴阳寮”,形成了初具日本特色的“阴阳道”。自阴阳寮成立到奈良末期为日本阴阳道形成初期,此时它被视为是“珍贵的科学技术”。初期的阴阳道带有很浓郁的学术色彩,是包含有“历法”、“天文”、“漏刻”、“占卜”等与阴阳五行理论相关的综合学科。

关键词:阴阳道;阴阳思想;《日本书纪》;《周易》;道

中图分类号:K3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14)02-0078-06

近年来,日本的史学、文学、宗教学等学界都展开对“阴阳道”的研究。中国古代阴阳思想6世纪传入后,经千余年的流变,给予了日本文化以很大影响。日本著名思想史学家家永三郎强调“上至国家的政治判断下至贵族个人的私生活都广泛地被阴阳道所支配。特别是在失去进取敢为、寻求平安无事的充满萎靡风气的平安贵族社会,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囿于阴阳道的吉凶,墨守各种禁忌,这一习惯已经扎根于那个社会”[1]524。吉野裕子阐述了中国古代阴阳五行思想给日本传统节日文化带来的影响。[2]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稿》中特别提到“阴阳学说”在日本古代政治和传统节日中的影响作用。[3]20-30不难判断,阴阳五行思想在日本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不可小视。研究中国古代阴阳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古代科学技术、传统节日等表层文化现象,同时也能帮助认识日本哲学、宗教等深层文化。研究日本文化,特别是平安时期的文化是不能对其视而不见的。我国学者就此方面的研究却比较匮乏,更谈不上形成体系。而日本学者早就开始了对阴阳道的研究,1915年日本就出版了已故历史学者齋滕励的著作《王朝時代の陰陽道》[4]251-277,它被日本学界认为是最早整理日本阴阳道的书籍。1990年以来,这方面的的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至今天已有专著140余本,且研究种类繁多,如“阴阳道的概念及起源”、“平安时期的阴阳道”、“日本近世的阴阳道”、“阴阳道、道教与神道教的关系”、“阴阳道与日本传统节日文化”等。即便如此,关于阴阳道还存在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尤其就其产生与形成的过程,在日本学者间存在很大分歧。“阴阳道”产生于日本还是中国,是否等同于“阴阳思想”?如果产生在日本,它又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这些都是研究“阴阳道”不能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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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10-25基金项目:华侨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资助(2013)“大学日语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研究——以培养新时期复合型日语人才为目标”

作者简介:王 静(1979-),女,内蒙古通辽人,讲师,主要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一 “阴阳道”概念界定的日本学界分歧

对“阴阳道”的概念界定,日本学者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分歧一:对“阴阳道”是否具有日本特性存在分歧。以村山修一为代表的少数学者将“阴阳道”等同于中国的“阴阳五行说”,认为其产生于中国。村山修一如是说:“所谓‘阴阳道指上古时代产生的中国民间信仰,将天体运行、宇宙运动与人类社会的变迁相关联,站在‘天人相关的立场,依据天体变化预知万事吉凶并决定如何采取对策。”[5]3以下出积与、山下克明为代表的大多数日本学者将“阴阳道”与“阴阳思想”严格区分开来。他们承认“阴阳道”的哲学原理来自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思想”,同时又明确指出“阴阳道”具有日本特性。下出积与阐明汉民族的阴阳五行学说虽然在东亚都有传播的痕迹,但只有在日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阴阳道。[6]151-159山下克明提出“阴阳道”一词在中国及朝鲜都没有出现过,“阴阳道产生于中国”一说便值得怀疑了,参考“纪传道”等其它“道”之形成过程,阴阳道也和其它的“道”一样形成于日本。[7]87关于“阴阳道”是否有日本特色这一争论,随着当今日本学界对“阴阳道”研究的深入,已经有了定论。即阴阳思想源于中国大陆,但其具有鲜明的日本特色。

分歧二:对“阴阳道”的概念界定模糊,众说纷纭。日本思想家泰斗家永三郎认为“阴阳道”的“道”与“历道”、“天文道”的“道”同出一辙,是日本古代的学科。家永三郎指出:“‘阴阳思想随着天文、历法等传入我国,与日本律令体制下进行的‘明经、‘文章等学科的教育学习一样,在国家机关中设立阴阳寮进行‘阴阳、‘历法、‘天文等技术支持及教育学习,这是因为阴阳思想与政治有密切关系,形成了‘阴阳道这一思想体系”[1]。矢户学认为“在日本把风水术、天文术、历术等统称为阴阳之道即阴阳道[8]36”。齋滕励认为“阴阳道”是出自阴阳五行学说的俗信、迷信。[4]33村山修一则认为其有宗教哲学及科学技术两面性。前者依据阴阳二元原理及五行的五种元素概念来解释所有存在及现象,即“阴阳五行学说”;后者观测天体、制定历法、测量时刻、设计各种器具进行占卜活动[5]3。家永三郎将阴阳道视为日本古代的一门学科;矢户学将阴阳道看做是日本古代的科学技术体系;齋滕励将其归为迷信;村山修一认为其既有科学技术的一面也有宗教哲学的一面。

针对日本学者的“分歧”笔者查阅古代文献资料和汉语词典,的确没有“阴阳道”一词,与其相关的有“阴阳思想”、“阴阳学说”、“阴阳观”、“阴阳哲学”。所谓“阴阳道”的“道”是否像山下克明所言与“纪传道” 或是我们熟知的“茶道”、“柔道”、“武士道”之“道”相同呢?日语中“道”有多种涵义与汉语相同,但日语的“道”还可解释为“包含有日本价值观的专门技艺”,如“剑道”、“柔道”、“华道”、“茶道”、“书道”。不难判断“阴阳道”的“道”与我们所熟知的“茶道”等的“道”涵义有所不同。此外“道”还可指“古代日本学科名称”,如“大学寮”中的“明经道”、“纪传道”、“算道”等;“阴阳寮”中的“阴阳道”、“历道”、“天文道”;“典药寮”中的“医道”。日本文献第一次出现“阴阳道”一词是平安时期的《御堂关白记》。此书中记载宽弘三年(1006)七月三日“从御帘前着园座、赐勘文、大弁对御帘之、先纪传、次明经、次明法、次阴阳道、读了”[9]183。显而易见,文中的“阴阳道”指阴阳寮里的学科之一。

“阴阳道”能否解释为“古代日本学科名称”?如果可以这样解释,它又是怎样一门学科呢?要解答这些问题不妨回顾阴阳思想传播日本的过程及其在日本发展的历史。

二 日本正史记载的阴阳思想受容原委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最深刻地体现阴阳之道这一哲学命题的著作当属《周易》,《周易》为五经之首,其最基本的哲学命题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所以,研究《周易》的日本传播即可对中国古代阴阳思想的日本流播有大体了解。再者,了解日本古代对大陆文化的接受,不能略过“书籍之路”。故,我们可以通过日本古代的《周易》受容端委来研究阴阳思想的古代日本流播。

日本现存最早的汉籍目录——藤原佐世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书于889-898)中关于“易”的中国典籍有三十三种共一百七十七卷。如:“《易家》(177本)、《归藏》、《周易》郑玄注、《周易》京房章句”[10]1-2等唐代以前的书籍,还有孔颖达撰《周易正义》等一些典籍,这说明9世纪末日本已经藏有关于《易》的不少汉籍。

据编纂于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也是六国史之首的《日本书纪》载,继体天皇7年(513年)七月百济“贡五经博士段杨尔” [11]301。同10年9月(516年)“百济遗州利即次将军,副物部连来,谢赐己之地。别贡五经博士汉高安茂、请代博士段杨尔。依请代之”[11]308。《日本书纪》还记载,在钦明天皇14年(553年)6月“遣内臣使于百济。…别敕、医博士、易博士、历博士等、宜依番上下。今上件色人、正当相代年月。宜付还使相代。又卜书、历本、种种药物、可付送。” [12]422敕书中提及以前派遣来的历博士已经到期,要求派遣替代的人。同一敕书中还提到请百济送卜书、历书、种种药物。次年,“五经博士王柳贵代固德马丁安。僧昙惠等九人代僧道深等7人。别奉敕,贡易博士施德王道良,历博士固德王保孙,医博士奈率王有悛陀。採药师施德潘量丰”。[11]428自此以后不知是朝鲜将来朝的易博士王道良、历博士王保孙立即召回还是当时大和朝廷的习得中国经典能力有限,到观勒来朝的大约50年间有关阴阳五行学说的记载在日本出现空白期。直到推古朝10年(602年),“冬10月。百济僧观勒来之。仍贡历本及天文、地理书,并遁甲、方术之书也。是时选书生三四人,以俾学习于观勒矣。阳胡史祖玉陈习历法,大友村主高聪学天文、遁甲,山背臣日並立学方术,皆学以成业”[11]539。

根据《日本书纪》记载的阴阳五行思想的日本流播轨迹可推知阴阳五行思想流播日本的时间及其初传日本的特点。

首先,笔者认为513年五经博士流播日本也就意味着阴阳五行思想随之传入。所谓的“五经博士”是汉武帝在朝廷中设置的学官,传授《诗》《书》《礼》《易》《春秋》,后来百济也模仿汉朝制定了五经博士制度,百济的五经博士来朝意味着儒家经典的输入。一般认为,《周易》讲阴阳,《尚书•洪范》讲五行,据此推知阴阳思想五行已传播到日本。

其次,从阴阳五行思想的日本流播轨迹来看,古代日本人吸收中国的易学思想有所侧重,他们轻义理而重象数、轻玄虚而重实用。从钦明天皇十四年日本使者专门要求派遣“易博士”足可见其对“易学”的重视及需要,但当时日本需要的“易学”博士主要精通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象数易学”即占筮。另外从其要求“卜书”也可知晓其对占卜的重视程度。不难判断,与阴阳五行哲学原理相比,日本政府更重视吸收基于此原理的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历法、中医、占卜等。古代日本先人接受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注定了阴阳思想在日本的发展方向。

三 御用“科学”——阴阳道

阴阳五行思想传入后,日本统治者尽其所能学习模仿,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吸收和接纳的体系,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阴阳寮”,笔者认为它的成立标志着“阴阳道”的初步形成。《日本书纪》载,天武天皇4年(675)正月“四年春正月丙午朔,大学寮诸学生、阴阳寮、外药寮、及舍卫女、堕罗女、济王善光。新罗仕丁等,捧药及珍异等物进”[12]356-357。同年“始兴占星台”[12]358。可知,日本在天武天皇时就成立了阴阳寮。《日本书纪》天武天皇13年(684)出现“阴阳师”一词,书中记载,天武天皇13年“庚辰,遣浄广肆广濑王,小锦中大伴连安麻吕及判官、录事、阴阳师、工匠等于畿内,令视占应都之地。是日,遣三野王、小锦下悉女臣筑罗等于信浓,令看地形,将都是地欤”[12]432。据701年大宝律令大宝令被认为参考唐“永徽令”(651年)而制订的。的 “二官八省”制“二官”为神祗官、太政官;“八省”为中务省、式部省、治部省、民部省、兵部省、刑部省、大藏省、宫内省。,下设“事务官”和“技术官”,由“阴阳头”统管,分为阴阳博士、天文博士、历博士、漏刻博士。具体官职如下:

图1阴阳寮由中务省管辖,中务省侍奉天皇侧近,行使诏敕颁行等宫中一切政务。阴阳寮职责是观测天文、气象变化,制定历法、管理时刻及承担学生教育培养接班人。其中阴阳头主要负责天文、历法,判断祥瑞灾异,勘定地相、风水,举行祭仪等,可支配人员计有87名;阴阳师负责占筮、相地等;阴阳博士负责教导“阴阳生”。历博士负责制定历法和教“历生”,天文博士负责观天象,如若有异常要秘密上奏以及教“天文生”。漏刻博士率“守辰丁”警备漏刻。据《续日本纪》记载,平宝字元年(757年)“十一月癸未,敕曰,如闻。顷年,诸国博士、医师,多非其才,托请得选,非唯损政,亦无益民。自今已后,不得更然。其须讲经生者三经,传生者三史,医生者大素、甲乙、脈经,本草,针生者素问、针经、明堂、脈决,天文生者天官书、汉晋天文志、三色薄赞、韩杨要集,阴阳生者周易、新撰阴阳书、黄帝金匮、五行大义、历算生者汉晋律历志、大衍历议、九章、六章、周髀、定天论,並应任用。被任之后,所给公廨一年之分,必应令送本受业师。如此,则有尊师之道终行,教资之业永继。国家良政,莫要於茲。宜告所司早令施行”[13]271,即757年“敕”,“阴阳生”的教科书为《周易》《新撰阴阳书》《黄帝金匮》《五行大义》;“天文生”学习《史记》天官书、《晋书》天文志、《汉书》天文志、《三色薄讃》《韩杨要集》;“历算生”学《汉书》律历志、《晋书》律历志、《大衍历议》《九章》《六章》《周髀》《定天论》。显然阴阳寮是当时政府机构的科学、天文研究中心,类似我国古代的国子监。而阴阳寮内所从事的天文、历法、漏刻、占卜等与阴阳五行学说相关的实用科学技术统称为“阴阳道”。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对比中日两国的官制设置来窥视阴阳寮成立初期日本消融阴阳五行思想的特点。毋庸置疑,阴阳寮仿效了唐朝的官制,但并非照搬照抄。唐代设置太史局和太卜署来分别掌管“历法、天文、漏刻”和“占卜、方术”。 太史局属秘书省,秘书省掌管经籍图书之事。太卜署属太常寺,是事务性职官,掌管祭祀。据《唐六典•卷十•秘书省》《唐六典》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会典,所载官制源流自唐初至开元。载,太史局令2人从五品下、丞2人从七品下、令史2人、书令史4人、楷书手2人、亭长4人、掌固4人、司历2人从九品上、保章正1人从八品上、历生36人、装书历生5人、监候5人从九品下、天文观生90人、灵台郎2人正八品下、天文生60人、挈壶正2人从八品下、司辰19人正九品下、漏刻典事16人、漏刻博士9人、漏刻生360人、典钟280人、典鼓160人。共计1015人。据《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载,太卜署令1人正八品下、丞2人正九品下、府1人、史2人、卜正2人从九品下、卜师20人、巫师15人、卜博士2人从九品下、助教2人、卜筮生45人、掌固2人。共计94人。唐代历法、天文、漏刻之学已形成相当规模。在人数方面,太史局超出太卜署10倍之多;从官位来看,同样的官位太史局均高于太卜署。这足以判断唐政府将掌管“天文漏刻”的太史局看做真正的科学机构,而将负责“占卜方术”的太卜署视为从事宗教性活动的部门,且更重视前者。

显然,大宝律令制下的日本“阴阳寮”是唐代“太史局”和“太卜署”的合成,置于中务省下,将“天文历法漏刻”和“占卜方术”同等视之。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人没有将“历法”、“天文”等古代科学技术和被中国看来是迷信、俗信的“占卜”、“方术”划清界限,甚至将两者混为一谈,同视为与阴阳五行相关的先进“科学技术”,由阴阳寮统一管辖。毋庸置疑,天文、历法是古代科学技术。可是,将“占卜”与“科学技术”联系在一起,现代人很难接受。要对此做解释就要将当时的中日占卜技术稍作比较。日本的原始占术在弥生时代已普遍使用,但尚不成熟。最早表明日本存在占卜习俗的古籍是中国的《魏志•倭人传》,书中记载:“其俗举事行来,有所云为,辄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辞如龟令法,视火坼占兆。[14]920”由此可知,上古日本还处于骨卜时代。而中国的卦气占卜术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较之当时日本的占术完备,对当时的日本来说不能不说是先进的、甚至是“科学的”。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等科学技术是先人们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发展起来的,其中蕴含着阴阳思想的理论。日本制造的漏刻、浑仪、天体仪是仿制的,又按照中国唐朝的天文机构建立了日本天文机构——占星台。日本原本没有历法,为了使祭祀和耕作方便向古代中国学习历法。回顾历史,日本自公元604年至公元1684年一千多年中,先后使用了中国古代的历法《元嘉历》《麟德历》《大衍历》《五纪历》和《宣明历》。因此,上古日本人将天文、漏刻、历法、占卜等科学技术置于阴阳寮下管辖不无道理。而以此机构的设立为契机,日本的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初见端倪,形成了吸收中国古代阴阳观的独特视角,这便是“阴阳道”的日本雏形。

综上,笔者以为自阴阳寮成立之日起,阴阳五行学说的日本模式就初步形成了。把此时的“阴阳道”解释为“古代日本学科名称”是可以理解的,但将“阴阳道”与“历道”、“天文道”看成是并列关系是不严密的。“阴阳道”是包含了“历法”、“天文”、“漏刻”、“占卜”等与阴阳五行理论相关的综合学科。至此也就推翻了村山修一将“阴阳五行思想”等同于“阴阳道”的观点。由此看来,平安时代以前的阴阳道并非现在为人们所认知的以咒术为主体,而是带有很浓郁的学术色彩。正如矢户学阐述的那样:“在我国把风水术、天文术、历术等称为阴阳之道即阴阳道。”[8]另外,政府禁止百姓拥有阴阳术有关的专门典籍。也就是说,阴阳道至此成为律法制度的一部分,谁控制了“阴阳寮”就等于握有诠释一切的能力,阴阳道成为天皇的御用之学。

结 语

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历程中,日本古代对中国的文化可谓向往至极,尽其所能学习模仿。在璀璨的古代中国文化面前,日本人仍能结合自身发展需求,有选择地吸收先进的古代中国文明并将其日本化,逐渐地建构日本文化的特色。

毋庸置疑,中国古代阴阳五行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是深远的。同时我们又不能否认日本阴阳道虽然传承了中国古代阴阳五行思想的哲学理论,但随着其发展变化,日本特色凸显。古代日本人吸收中国阴阳五行思想并非照搬照抄,他们轻义理而重象数、轻玄虚而重实用。但“阴阳道”之“道”既不同于“茶道”之“道”,也不同于“天文道”之“道”,它是日本“道”文化中较特殊的概念。今天我们不能抛开特定的历史语境去理解日本“阴阳道”,阴阳道在一千五百年的历史长河里,经历了从古代科学技术到平安宗教,最后沦为封建迷信的发展历程。然而,一提到“阴阳道”,人们往往将其置于平安朝语境去探讨或干脆将其视为迷信、方术,抑或忽视了自阴阳寮成立到奈良末期阴阳道的特征,或将阴阳师从事的占卜活动夸大,较少涉及阴阳寮内职员从事的其他活动。本研究以探讨阴阳道的成立及成立初期的特征为契机,意在强调一个基本事实——“阴阳道”在上古日本也曾是“古代文明”的代名词。自天武天皇设立阴阳寮开始,日本独特的阴阳道就形成了。至奈良末期为止,日本阴阳道是阴阳寮的事务官及技术官从事的“历法”、“天文”、“漏刻”等基于阴阳五行思想原理的科学研究及实践活动。此时的阴阳道具有浓郁的学术色彩,被日本人视为学问,并非现在为人们所认知的以咒术为主体的方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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