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动态能力的理论维度与测量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分析

■ 许小君 副教授（绵阳师范学院 四川绵阳 621000）

动态能力是快速环境变化背景下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Esenhardt，2000；Teece等，1994，1997，2007），管理学界对动态能力相关问题给予极大关注，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 但现有相关研究没能就动态能力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内核达成一致（Wang，Ahmed，2007），导致动态能力理论研究缺乏理论发展的内在统一的概念体系。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认为，动态能力是个整合的多维度概念度（Danneels，2008、2010；prieto等，2009），并且提出了各种理论维度，但大多研究仅直接提出理论维度，却没有明确提出理论分维的依据，本研究尝试在既往研究基础上，整合不同的分维依据来探询动态能力的理论维度，并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动态能力的理论架构和构成要素

动态能力理论的发展已经有二十多年时间，相异学术背景的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对动态能力概念内涵与理论维度进行阐释，一些学者把动态能力定义为比较抽象的企业构建、调整、整合、重构内外部资源或能力的能力（Teece，2000、2007；O'Reilly，Ⅲ& Tushman ，2008；Esenhardt & Martin ，2000；Danneels，2010），另一些学者从组织和实证的角度把动态能力视为一系列实施具体战略和组织过程或活动的能力（Drnevich &Kriauciuna，2011；Danneels 2002，2008），但是即使是基于相同理论视角的研究结论都存在分歧，这有碍于理论积累与实践创新。笔者认为发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得到大多数学者公认的分维依据，而分维依据内含于能力的解释中，要明晰动态能力概念，必须要解释两个问题，一个是“从哪里来”的问题，也即动态能力是源于外部资源还是内部资源，二是“到哪里去”的问题，动态能力概念提出的实践背景是不确定性不断增强的外部环境，那么就必须要回答动态能力的作用是适应环境还是影响环境。

第一个分维依据——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过去针对动态能力的理解通过把关注点放到企业内部（Birger，1984），重点强调要和外部环境保持一致，这主要通过企业内部资源的整合及其重构来实现的。接着，很多专家着手研究拓展资源概念的外延，把视角投向企业外部，比如，Teece等（1997）就指出，动态能力可以解释成“企业通过构建或者整合内部和外部的竞争能力，以此能够获得能够从容应对外部环境波动的能力”，Boddewyn（2003）提出企业政治资源由内部政治资源和外部政治资源组成。罗珉、刘永俊（2009）从本体论的维度出发，认为一部分专家在理论层面上重点将动态能力要素分成厂商的内部能力或者外部能力（Daellenbach，Woiceshyn，2005），本体论维度能够产生于外部联盟以及厂商个体的两个领域，并且明确提出外部动态能力包括市场导向的感知能力和社会网络的关系能力，内部动态能力包含组织学习的吸收能力和沟通协调的整合能力，其他学者虽然没有明确作出这样的划分，但是在阐释动态能力的概念及理论架构上，却包含了外部能力的要素。比如Doving和Gooder ham（2008）就把异质性人力资本、内部开发惯例以及与外部服务提供者缔结联盟的能力视为动态能力的构成要素。贺小刚、李新春等（2006）提出从企业市场潜力、组织学习、组织变革、组织柔性、战略隔绝等六维度来测量中国背景下的企业动态能力。企业通过改善整个组织外部环境状况的做法来形成强大的企业外部能力，特别是加强和外部联盟成员的紧密关系；也通过重视改善企业组织内部工作效率以及运营状况形成内部能力。

第二个分维依据——是影响还是顺应。企业持续优势本质是源于新的资源、惯例和运营能力形成的新的资源结构，而资源结构的变化并不会自发产生，是通过动态能力的作用。但是在不同的环境中，动态能力的功效不一样，当市场消费者偏好固定，技术进步不明显，外部环境友好且稳定的时候，资源获取容易，破坏现有资源结构基础的成本很大，企业更多表现对现有环境的资源反应性适应和妥协；而在高度复杂而动荡的环境中，企业原来的资源结构不一定能有效支撑企业组织的发展，一些资源甚至可能会成为组织发展的障碍，因此，企业有必要前瞻性地改变资源结构，以推动新目标和使命的实现。由此可见，企业动态能力不仅体现在对外部环境的反应性顺从，还可以表现为预见性的作用。

所以，在对动态能力概念解构的前提下，本文整合以上两个分维依据把动态能力分为重构能力、机会感知和把握能力、社会资本的配置和运用能力、制度环境影响能力四个理论维度。其分类结果见图1。

（一）重构能力

Ansoff在1965年提出“柔性”能力的概念，他认为战略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管理动荡环境，在环境变化非常突然的前提下，组织的反馈通常不再是维护稳定问题，而是营造柔性的应变能力以及寻找组织变革的问题。Teece（1997）对于动态能力的定义中，凸显了词：整合、构建和重构。Pisano（1994）和Eisenhardt等（2000）对动态能力的定义也强调了“重构”，这说明重构能力是企业动态能力的核心。这种能力从企业内部资源来获得，根本目的是为了借助具体行动从而让企业内部外部需求以及组织流程变化相统一。

（二）机会感知和把握能力

战略管理的重要环节是，在不确定环境中，通过分析环境中的机会与威胁，及早发现、解决问题，以减少不确定性。机会稍纵即逝，而威胁如影形随，环境越是不确定，信息交流量越大，企业越需要甄别和处理相关信息，感知机会与威胁的能力尤为重要，对机会的辨识是企业家能力或动态能力的重要部分，这种能力也是德鲁克（Dru cker，1985）提到的持续寻找变化，对变化进行回应，将变化视为隐藏的机会的能力，Zahra & George（2002）将机会把握及其感知能力叙述成厂商对环境波动的敏锐感知力、对市场新机遇的鉴别力以及对市场需求波动的洞察力。Teece（2007）进一步认为，对机会的把握以及控制能力以及战略重构能力形成动态能力，这些概念都强调了企业在对环境变化知觉过程中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其他学者也提出了相似看法（Nelso & Winter，1982；Kogut & Zander，1996；Pavlon &Sawy，2006；李兴旺，2006）。机会感知能力通常能够表述为找出企业长处的能力以及寻找经济租金获取方式和设计企业经营模式的能力。

（三）社会资本的配置和运用能力

在一项针对能源领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里，将企业社会资本看作是具体动态的能力，很多学者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资本的操控能力能够让企业绩效变得更加良好（Helfat，2003）。社会资本本身就是一种能力（Lin，1990 Portes，1998；边艳杰等，2000）。Lin（1990）认为，社会资本的概念就蕴含了个人摄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的内涵。Portes（1998）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调配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个人运用其所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网络里的成员身份得到的；边艳杰等（2000）的看法也基本一样的，也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摄取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个体通过和社会联系获得的。Blyler ，Cooff（2003）则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管理资源的能力。所以，本文指出：社会资本通常可以看做是一种能力，该能力是嵌入一定社会结构中的。在动态能力观看来， 在高度动荡的市场下， 市场边界模糊，成功的企业模式难以确定， 供应链以及价值链的参与方同样不断变化， 产业结构处于复杂性以及动态性模糊的情形下（Martin & Eisenhardt，2000），没有社会资本的运作将不能获取有效资源（Moller Svahn， 2003;Blyler& Coff， 2003）。社会资本就是为维护企业战略性资产和现有市场地位而影响外部环境的能力（Blyler & Coff， 2003）。Coleman（1990）和Sandefur &Laumann（1998）提出社会资本配置和运用的动态能力概念，并认为其可被界定为企业为维护市场地位和利益，而在有影响的社会系统结构中整合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为，企业是不是具备同政府机构在执行与维护对推动公私双方利益达成有帮助的规章制度领域尽快达成共识的能力。

（四）制度环境影响能力

企业组织对政府的资源依赖普遍出现在社会结构中。在很大程度上，企业组织的发展与生存依旧依赖于社会网络和政府控制形成的非市场体系中（Peng，2003)，如果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很依赖政府所掌控的资源 ，并且可替代资源很难获取，那么企业的自主性将受到约束，政府对企业就拥有了很大的权力。为了有效应对自己所面临的困局，企业也想出了很多办法，以实现有效降低政府的一些政策对自己构成的影响，为本企业创造发展有利制度环境。

因此，一些学者认识到，对制度环境的影响能力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绩效（Shaffer et al.，2000），同时Bonardi et al.（2005）、Hillman et al.（1999）和Baron（2003）也曾经提出“非市场能力”或者类似的理论，该理念主要含义为：非市场能力是所有能力的集合，涵盖了管理公共政策决策行为的多种技能与知识，这些技能与知识让企业组织变得更加强大，通过使用这项能力，企业可以得到立法的、行政的、执法的以及司法领域的有利结果。

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企业政治战略管理研究的管理学视角非常在意企业组织对公共政策过程产生的作用，同时指出这是约束并控制企业竞争环境的办法（Shaffer et al.，2000；Boddewy et al.，1994）。同社会资本的配置与运用能力相异的是，企业运用影响制度环境的动态能力不是保住既有位置，而是为了打造环境，从而获得更有利位置以创造新价值。

和经济学视角相比较来讲，企业政治战略管理探索的管理学视角更加重视企业组织对公共政策过程产生的作用，同时提到这是约束并塑造企业竞争环境的有效措施（Shaffer et al.，2000；Boddewy et al.，1994）。同社会资本的配置与运用能力相异的是，企业运用影响制度环境的动态能力不是保住既有位置，而是为了打造环境，因此对创造新价值产生更大作用。部分专家提出相似概念，比如说非市场能力（Nonmarket Capabilities）（Hillman et al.，1999；Baron，2003；Bonardi et al.，2005），非市场能力涵盖了可以对公共政策进程进行管理的各种策略性的知识和技能，企业通过发挥该能力法能够获得立法的、执法的、行政的以及司法方面的对自己有利的结果（Baron，2003）。

为什么说制度环境的影响能力也能够被当作一种动态能力，这是由于制定以及实施公共政策的做法本来就可视作一个动态过程，Buchholz（1992）与Post（1978）等专家研究了公共事项管理的生命周期模型构建方面的理论，他们发现在这个周期模型里，企业组织利用对政治事项的管理进程的影响，让事项管理中相继发布的有关制度对企业生产与经营更有帮助。

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选取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获取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获得：高校EMBA和MBA学员课堂上当场填写；电子邮件直接发送给从事企业管理的同学或者朋友；商业管理培训机构接受培训的企业管理人员当场填写；专业调查机构的付费调查；管理者面对面的访谈中获取。

笔者于2010年10月共发放了720份问卷，回收了398份问卷，其中，183份是过电子邮件方式获取的，175份是课堂上当场填写回收，另有40份是于面对面的访谈中获得的。笔者对样本按照以下标准进行剔除：剔除来自非企业比如机关事业单位等部门的调查样本；剔除整张问卷没有回答的问题达到5道及其以上的问卷；排除看上去未能仔细阅读并认真回答的问卷，即整张问卷大多胡乱选了答案。最终获得357份有效问卷。

（二）变量测量

很多研究动态能力的学者都提到了资源在动态能力理论中根本性和基础性（Teece et al.，1997； Eisenhardt et al.，2000；Wang et al.，2007）。能力是基于资源结构而存在的（Black et al.，1994）。企业的持续优势是来源于新的资源和惯例等形成的新资源结构，而新的资源结构并不是自主产生的，动态能力通过对战略资源的更新、重构和整合来创造新的资源结构，因此，本研究就资源结构改变的结果看企业的动态能力是否发生作用。

因为动态能力概念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其是难以度量的，既往很多研究对动态能力的测量是基于受测者对管理者行为的描述和感知。本文认为，动态能力是否存在并发挥作用，是看是否产生新的资源结构，事实上，资源结构的调整主要包括设备的资金投入以及更新、新技术的选择、人力的培养和引进、组织惯例的更新、管理制度的创新等等，这些资源结构调整相对于行为来讲，更易于被描述和感知，所以，这些探索重点着手于研究资源基础结构，以此来对企业动态进行测量。

结合Teece等（1997）以及其他学者针对资源提出的观点，本研究基于企业的社会资源进行具体详细的划分，分为制度资源、结构资源、实体资源、技术资源、财务资源、关系资源和声誉资源。要分析企业是不是具备相应的动态能力，需要看企业是不是在这些资源上展开投资。

1.重构能力的测量。重构能力的本质和其他学者提到的相似概念本质上有相通之处，比如Ansoff（1965）、李大元（2005）、黄俊（2008）等学者所提的柔性能力，因此，本文在量化重构能力指标时，一方面重点参考了国外成熟量表，另一方面也学习了相关专家对柔性能力的测量。基于前面理论所述，企业在结构资源、技术资源、制度资源以及实体资源上的重视程度，能够视作企业衡量重构能力大小的量化指标。要增强重构能力，可以通过增加 人力资源的培训和教育的投资、建立激励制度、加快信息控制系统的投资等方式快速、高效地应对公共政策变化等方式来实现。根据上文分析，本文安排的测量题项有以下几方面： C1.贵企业可不间断地对信息管理系统的更新及换代进行投资；C2.贵企业建立快速反应机制；C3.贵企业组织架构允许各个部门打破常规工作程序来保证任务弹性；C4.贵企业定期培训中高层管理人员。

2.机会感知和把握能力的测量。一些相似概念，比如动态信息利用能力（李大元等，2009）、组织意会能力（曹红军等，2008）等的测量，对于机会感知和把握能力的测量具备一定的借鉴意义，看企业是不是在财务、技术、知识以及实体等领域增加投入力度，就能够判断企业是否拥有这种能力。本研究认为，可通过以下方式提升机会感知和把握能力：持续投资于能评介公共政策影响的信息管理系统；持续投资于能提升企业扫描能力和知识获取能力的扫描进程；预先进行符合监管要求技术的投资，以获得先发优势；积极组织并参与行业会议。基于以上分析，测量题项设置包括：C5.贵企业不断投资于能动态评估公共政策效果的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C6.贵企业持续而稳定地投资于迅速识别和洞察新业务机会的环境监测技术的开发；C7.贵企业会在政府开放此领域之前前瞻性地开发相关产品；C8.贵企业积极组织和参加行业会议和与环境议题相关会议。

3.社会资本的配置和运用能力的测量。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资本的测量探索相对丰富（李六，2010；韦影，2005；朱国宏，2003；Lin，1990），这些研究中构建的测量体系大多没有脱离Nahapiet与Ghoshal（1999）提出的认知维度、结构维度以及关系维度的理论基础。事实上，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根本特点，因此要衡量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本运用以及配置能力的高低，就看企业是否舍得在关系资源上投入。在关系资源上的投入，更多是为了从两个方面进行防御：一是缓解竞争对手与替代品的潜在威胁；二是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可能给企业带来的产权侵害。前者可以通过增强在行业协会的地位来影响行业业态和竞争规则，后者可通过与政府形成政治协作的有效措施来降低政府行政管理的约束（邓建平等，2009）。因此，按照前文分析，笔者设计测量题项主要有：C9.政府官员退休后，被贵企业招聘为企业高管或者顾问；C10.贵企业大股东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被聘请为政府政策咨询机构的顾问或委员；C11.贵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大股东同政府决策单位以及决策人员维护良好关系；C12.贵企业频繁参加行业协会同时主动表达本行业整体以及本企业个体意愿。

4.制度环境影响能力的测量。目前对于制度环境影响能力测量的实证研究很少，但借鉴Oliver（2008）的观点和依据前文的理论叙述，本研究认为，企业在声誉资源与关系资源上投入的多寡，可以成为判断企业制度影响能力强弱的指标。在美国，可以通过政治游说和选民培养计划等政治技术来影响包括公共政策在内的制度形成进程，而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国也有其他参与公共政策决策进程的重要途径，比如企业大股东或者高管通过担任人大代表或者政协代表参政议政。因此本研究从中国实情出发，设置测量题项如下：C13.企业在和媒体建立关系上投入很多精力；C14.企业主动对专业科研机构和高校研究基地的研究进行资助；C15.企业在行业协会中拥有较高地位；C16.企业在和环保团体、慈善机构等公益性组织交流的过程中获得了较高声誉；C17.企业有大股东或高管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代表；C18.企业积极和政府建立良好关系。

（三）样本信度分析

就上文各维度的测量内容的修正条款的总相关系数而言，所有测项的系数都超出0.4的临界值，说明本文使用的相关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表明各个测项均在同一变量含义之下，都能反映变量的真实含义。

实证分析

（一）探索性因子分析

对企业动态能力展开探索性因子分析，表1是分析的结果，按照Bartlett球度检验以及KMO检验的结果，其KMO值为0.834，超出了0.5，另外，Bartlett球度检验得到的相伴概率没超出显著性水平0.05，其检验的结果也支持因子分析。

在对动态能力进行因子分析后，分成四个因子。企业动态能力的因子载荷以及因子结构如表2 所示。在对量表进行调整后，本研究对企业动态能力量表进行了因子分析，表2的分析结果表明，可以提取四个特征根大于1的公共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也达到了83.512%，大于学界公认的临界值0.5。从因子归属来看，理论预设四个维度下题项的负荷也都大于0.5的载荷标准。这说明问卷中设置的观测变量对于潜在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所有观测变量能够较好地反映其所建构的潜在变量。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考查测量数据与构想模型的拟合程度以及项目与各因子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AMOS7.0统计软件对测量的结果展开验证性因子研究。得到的假设模型的完全标准化解如图2所示。图2结果表明，全部观测变量在各自计量概念上的因子负载量高度显著，意味着分析数据有很强的收敛有效性。验证了动态能力由重构能力、机会感知和把握能力、社会资本的配置和运用能力、制度环境影响能力构成。

根据表3所示拟合分析结果不难发现，χ2/df为1.86，比建议值3要低；RMSEA为0.052，也处于不高于0.1的合理建议区域内；其他反映模型拟合程度的指标，比如相对拟合指数CFI和IFI值，简约指数PCFI和PNFI的数值均在合理建议值之内，本研究中各项指数均在规定范围之内，这说明数据与测量模型之间的拟合程度较好。

研究结论与局限

分析结果表明，动态能力是个多维度概念。同时也验证了动态能力是由重构能力、机会感知和把握能力、社会资本的配置和运用能力、制度环境影响能力构成，这一结果为Eisenhardt和Teece对动态能力的界定提供了有力支持，与罗珉、刘永俊（2009）、Woiceshyn和Daellenbach（2005）等关于动态能力理论维度划分的论断相互呼应，推动了动态能力理论的发展。

尽管本研究对动态能力的量化研究做了探索性的尝试，但还有很多值得完善的地方。首先，本文对于动态能力维度划分依据欠缺理论的深层次探讨，其次，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检验， 本研究涉及的变量，大多是笔者按照已经具备的文献资料同时结合访谈信息主动设计的量表，量表的效度以及信度还需要进行再次检验，后续分析依旧需要反复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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