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里的“土马克思主义者”——以戴克敏、曹学楷、徐朋人为例

贺宗凯

(湖北红安干部学院，湖北黄冈438002)

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片火热的革命大地上，活跃着一批“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土生土长，其革命指导思想既依靠马克思主义，又不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他们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地实际相结合，为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的研究视角在于，通过研究他们在创建鄂豫皖苏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个人成长的特点，总结他们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方面的思想成果。

一、“土马克思主义者”的概念

分析这个概念，需要从以下两个角度去把握:

(一)从历史的源起来看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一正确的论断，却遭到了王明、博古等人的攻击——“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人民大众的翻身解放彻底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也因为此，国内学者除了将毛泽东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外，也称其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建国后，在谈到鄂豫皖根据地的建设发展时，徐向前元帅讲到:“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土生土长，和当地群众有血肉联系，土马克思主义有一些，洋教条极少。如果照搬洋教条的话，闯不出这种局面来。路是人走出来的，不能妄自菲薄，小瞧土马克思主义。”［1］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徐帅这里所述的“土马克思主义者”和毛泽东“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具有一致性的，在理论上都指向教条式的认识马克思主义。

(二)从概念的语义组成来看

理解“土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概念需要从两个层面去分析。一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2］;二是什么是“土马克思主义者”。

1.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

梁树发认为:“从马克思主义者的条件的全面性看，它应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实践方面的要求在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实际;理论方面的要求在于不仅精通马克思主义，而且具有极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总的说，是解决好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3］

张建华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特点入手，指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完成转变的标志应包含以下条件:

(1)拥护十月革命，赞成社会主义。(2)主张用暴力(革命)手段，建立无产阶级专政。(3)自觉接受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4)提出建党思想或积极进行建党活动。(5)积极投身现实的革命运动，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

据此，具备以上5个条件，或因所处的环境、条件限制，基本具备上述各点或有特色者也可以算完成转变。

关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定义，学术界并无完全统一的标准。就当前来看，笔者认为: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精通马克思主义，并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二是要清楚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三是要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精通了解是前提，正确对待是关键，坚定信仰是核心。只精通而不知道如何正确对待它，王明在这方面算是一个很典型的反面例子，算不得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信仰是一种情感用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认识的终点(先有认识才会有信仰)，也可以说是行动的起点(为信仰而付出)。

2.什么是“土马克思主义者”

“土马克思主义者”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考虑到“土马克思主义者”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笔者认为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土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具备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基本特点外，更加突出以下几点:

一是更加强调实践的一面。“土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相对于洋教堂或书本中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的。以大别山里的土马克思主义者为例，他们大多数属于成长在传统教育体制下的知识分子，求学的时间并不长，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很有限。但他们都有很强的忧国忧民意识，一旦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便深信不疑，并能在不断的斗争实践中，逐渐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这样反复的认知循环中，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是更加突出自觉提高。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来看，以戴克敏、曹学楷、徐朋人等为首的根据地领导人都是鄂豫皖根据地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个人成长中的学生学习生涯也都基本局限在湖北省内，且时间不长。接触的马克思主义领路人也基本局限在李汉俊、董必武、浑代英等湖北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范围之内，接触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载体多数是《新青年》、《新潮》、《黄安青年》、《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因此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多是在不断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得来的。一方面多种多样的斗争实践为他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天然场所，另一方面，生存发展的压力又促使他们必须不断提升自己，以减少不必要的决策失误，这在客观上推动了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上自觉提高。因为只有自觉的做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地实际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不断取得革命的胜利。

三是更加突出探索性。前面讲到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更要知道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做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地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土马克思主义者”以其“洋教堂学习的不足”而最终达到甚至超越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者的理论认识水平，其认识必然来自对实践的反思，必然来自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地实践相结合。而对实践的不断反思，其实也就是思维主体的探索。

二、大别山里“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特点

本文所提出的大别山里的“土马克思主义者”具体是指以戴克敏、曹学楷、徐朋人等为代表的鄂豫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们。

(一)在董必武、恽代英、李汉俊等湖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直接教育或影响下完成转变

1.“书香人家”的觉醒

戴克敏，1905年5月13日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上戴家村一个书香世家。自幼年起，即跟随父亲在箭厂河、七里坪等地读书。父亲戴雪舫早年毕业于湖北省农业学校，参加过辛亥革命，与董必武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父亲的思想言行对戴克敏影响很大，为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1923年秋天，戴克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昌湖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高级小学。正是在这所学校里，通过董必武，戴克敏直接接触到了宣传共产党革命理论的书刊。“如今得到这些书刊，便爱不释手，如饥似渴地读着、记着。白天，他利用课余时间，带上国文课本，装着温习功课的样子，钻进行人稀少的树林，学习著作;夜晚，同房的三位同学去看戏、逛街，他就关上房门，专心致志地看书刊。就是躺在床上还要思考一番，把不懂的地方默默地记在心里，以便来日请季伦、希烈指教。”［4］251924年 1月，经戴季伦、徐希烈介绍，戴克敏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加入了在董必武指导下成立的革命团体——黄安旅省青年协进会，至此戴克敏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在以后的学习中，戴克敏以极大的热情，团结进步学生，组织读书会，上街演讲，自发地到烟厂、蛋厂去办夜校，到工人中去宣传去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2.信封里的思想启迪

曹学楷(1898——1931)，原名学凯，出生于湖北红安县七里坪镇刘家园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18年，他瞒着祖父赴汉，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当时这所大学的校长正是湖北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恽代英。他是曹学楷在汉接触最早、印象最深的一位恩师。大约在1919年4月10日前后，曹学楷置于箱内的学膳费用不幸被盗，他茫然不知所措，当晚写了篇日记，将学膳费的来历和丢失后的心情记入日记中。4月13日，恽代英批阅学生日记，在曹学楷的这篇日记上写了4句话“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一人不职，所伤甚多。一息尚存，永矢勿谖。”借此说明改造社会、完善制度之必要及自己的职责所在，同时鼓励曹学楷不要为此而灰心丧气。后来，曹学楷因丢钱受到祖父的斥责而辍学回家。为了弥补损失，贴补家用，曹学楷在黄安县七里坪镇程维德村开了个招牌为“保元祥”的小杂货店。在做生意期间，他与恽代英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常将自己在乡下的所见所闻写信告诉恽，恽曾数次复信，托郑遵芳转交，并带来一些进步书刊。不久，通过恽代英的介绍，曹学楷认识了仰慕已久的董必武，并在同董必武的通信中明白了许多道理。曹学楷后来曾对戴季伦、戴克敏讲，他是在恽代英、董必武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1924年后，革命团体——黄安旅省青年协进会经常派学员回黄安县开展革命宣传活动，戴克敏、戴季伦就是其中的成员。每当“二戴”回乡，曹学楷便放下生意不做，加入他们的行列，到各地游说。1925年冬，经“二戴”介绍，曹学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由此正式完成了其人生成长中的重大转变。

3.私塾先生的伟大转变

徐朋人(1903—1931)，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高徐家村人。父亲徐型仪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旧式知识分子，以教私塾为职业，兼行医采药。朋人幼时随父读书，他学习用功又聪明懂事，14岁以后，因生活所迫，便一边读书，一边帮助父亲教书。之后，徐朋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安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求学期间，接触到了董必武赠送黄安高等小学的《新青年》、《新潮》、《黄安青年》等进步书刊，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高小毕业后，因家庭困难，徐朋人放弃到武汉中学读书的念头，到离家30多里的天台山徐家河小学当教员。1923冬季，董必武在武汉中学组建了以董贤珏(董必武之弟)、王鉴、雷绍全为骨干的中国共产党黄安县工作组。工作组回到黄安后，办农民夜校、平民小学，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马克思主义。一次偶然的机会，工作组成员接触到了徐朋人，取得联系后，徐朋人没有忘记在高小期间接触到的新思想，他向工作组成员借到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书籍。拿到这些书籍后，徐朋人如获至宝，积极学习研究。在学习中，他注意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为了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他还深入到附近农村作社会调查，与农民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痛苦和愿望。他对农村的社会矛盾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与研究，逐渐认识到，土地问题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为了了解全国革命的动向，他经常给在武汉中学读书的同乡挚友写信，索取《中国青年》、《向导》、《洪水》、《黄安青年》等书刊。1926年秋，徐朋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受党的指示在紫云区初级小学当校长，发展党团组织，宣传革命思想。

(二)出身于下层劳动人民，容易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

从个人出身来讲，他们都出生于下层劳动人民，生活方式相似，生活遭遇雷同，因此他们最能体会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所在，也最容易博得劳动人民的信任，从而形成密切的群众关系，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从阶级的角度来讲，虽然他们家庭状况各不相同，但都同广大的人民群众一样是被压迫阶级。就戴克敏而言，他出生于“书生世家”，但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这样的家庭也无法得到应有的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障。1912年戴克敏的父亲戴雪舫自湖北省农业学校毕业后，几经辗转，留在了箭厂河教私塾。这所私塾是由箭厂河吴姓族长吴芾村主持开办的。为了避免变故，开学前戴雪舫特意同吴芾村议定了三个条件:改良私塾;以学养学，族上不截留学钱;塾师年薪不少于20串，免收戴克敏学费。但一年过后，吴芾村不仅将这三条议定全部推翻，还大骂戴雪舫是臭书匠。后来戴雪芳曾教育戴克敏:“农民受豪绅地主的欺压，我们书香人家也遭受过豪绅地主的欺侮，可以说，农民和我们一样，同豪绅地主是势不两立的，结果是要决斗的。”［4］26与广大人民群众面对着同样的困难，经受着同样的压迫，这使他们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有着天然的阶级感情。正是这种朴素的阶级感情，使得这些土马克思主义者相对容易做群众工作，也最终使得他们对人民群众有相当强的号召力。

(三)土生土长，善于将马列主义理论本地化、通俗化，并迅速渗透到战士、群众的思想意识中

在黄安县农民政府成立大会上，当时任县农民政府主席的曹学楷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过去，我们种田佬，每年除了完粮饷送钱给大老爷，或者是被土劣、贪官、污吏抓着打屁股、关牢和砍脑壳以外，再也不敢进大老爷的衙门。但是今日，我们种田佬、担粪的，公然自己组织政府，自己做起委员来了。这点证明，我们革命力量的强大，证明现在是劳农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了!”这段话生动形象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再比如戴克敏在《剿灭麻城会匪的经过》一文中，大声疾呼:“现在革命已不是空口喊喊的事了!反革命弓上弦刀出鞘，张开了他们贪狼饿虎似的大口，对着我们，我们革命者若不自己武装起来，把我们的枪口对着敌人扫射，我们自己是没有命的!中国的革命一天天紧张起来，同志们，武装起来!”广大的人民群众，正是从这些土马克思主义者充满乡情和朴实的言语中，理解了党的宗旨、政策，明白了革命的道理。

(四)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朴成勇毅、不胜不休

戴克敏、曹学楷、徐朋人等这些被徐向前元帅称赞为“土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虽然生命都很短暂，但人生的轨迹都很辉煌，也都给后人留下了永久的精神财富。围绕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解放这一主题，他们坚定地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支配他们这一行动的思想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这种信念来源于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来源于对科学真理的真诚信仰;来源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信任。他们坚信中国共产党是穷苦人民的救星，党领导的革命一定会成功。凭着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以无私无畏的气概情怀，把自己的青春、才智、家当，甚至连同自己和家人的生命都一同奉献，朴成勇毅、不胜不休。1932年盛夏的一天，因肃反被关押的戴克敏知道张国焘要置他于死地，就对看守说:“我死后请告诉我的父亲，我是清白的，是革命的，希望他和全家人不要为我难过，大家努力革命到底。”

三、大别山里的“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方面的思想成果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大别山风起云涌，不仅创造了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还诞生了当时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红四方面军。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推动了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另一方面，也见证着活跃在大别山一带的这些“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朽功绩。细细梳理他们短暂而传奇的人生，我想至少有几点成果我们不能忘记。

(一)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积极实践

1927年11月，著名的黄麻起义爆发，遗憾的是在占领县城21天后，大别山这批最初的“土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随着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转战木兰山。日益艰难而残酷的斗争，使这些“土马克思主义者”逐渐认识到:革命的武装如果不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一个基础坚实的中心区域来站稳脚跟，仅凭流动式的单纯游击活动，就不可能坚持长期的革命斗争，也难以取得最后的胜利。1927年5月，黄安县委和第七军党委会领导人“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戴季英、徐朋人等，在紫云区檀树乡清水塘村举行会议，决定开辟柴山保，并以黄安、麻城、光山边界的光裕山、摩云山、羚羊山、木城寨、天台山等为活动中心，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以创造一个比较稳固的立足点。这个决定，是黄安县委及第七军党委贯彻湖北省委关于“造成割据局面”指示精神的初步体现，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黄安、在鄂豫皖边界地区的最初反映，是黄麻起义诞生的工农革命军在发展中的又一重大进步。”［5］在具体开辟工作中，以戴克敏、曹学楷、徐朋人等为代表的这些大别山里的“土马克思主义者”，充分利用了他们自身的出身优势和理论优势进行革命活动。为迅速打开局面，曹学楷与戴克敏、戴季英、陈定侯、徐朋人等商量，决定对柴山保地区上层分子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提出“为绅不劣者不打，有土不豪者不杀”的口号。在土地问题上，曹学楷等结合当地实际，采取渐进式的作法，开始减租减息，到秋收时，则提出“谁种的田归谁收去”。经过戴克敏、吴光浩、曹学楷、徐朋人、戴季英等历时两个月的艰苦工作，党的正确政策和策略在柴山保地区取得显著效果。群众生活逐步改善，并初步组织起来。党和工农革命军得到黄、麻、光3县边界近20万群众的直接支持，开始在这里站稳了脚跟。至此，鄂豫皖边界地区第一块红色区域开始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在柴山保的成功实践，使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等看到了革命的光明前景，坚定了他们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信心。1928年冬，他们酝酿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即在整个大别山脉实现武装割据，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直接推动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更大割据局面的形成。

(二)对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经验总结

首先，这些“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本地斗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的斗争方针策略。1928年，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党代表的戴克敏，在率部从黄冈返回木兰山的途中，将第七军的游击方式方法用两个16字作了概括。“第一个16字是4句话:昼伏夜动，声东击西，远袭近止，绕南进北。第二个16字是“八会”:会跑(跑路与跑脱敌人)，会打(不打无益之仗)，会集(集合)，会散(散开)，会进(进攻)，会退(退走)，会知(知己知彼)，会疑(疑惑敌人和一切反动派)。”［6］后又经第七军党务委员会讨论，把4句话概括成“十六字游击方针”，将“八会”概括为“八会战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军史学家考察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称这些游击经验对于指导和推动大别山地区武装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6］247

其次，在大别山区，以这些“土马克思主义者”为主要成员的根据地领导人认为，是否坚持党的领导，是红军区别于旧式武装的根本标志，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色的重要保证，是部队精神力量的源泉所在。1927年，大别山地区第一支人民军队——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成立，总指挥潘忠汝，党代表戴克敏。1928年，鄂东军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时，又明确党小组建立在大队的原则。党在大别山区的革命军队，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最后，参与起草《军事问题决议案》。1929年11月20日，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国共产党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光山南部胡子石召开。按照会议安排，戴克敏、曹学楷与徐向前共同起草了《军事问题决议案》，在这份议案里，他们根据多年来在鄂豫边界地区红军斗争实践经验，提出了著名的红军游击战“七条原则”①。总体来看，这份决议案规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建军作战原则。是一份对鄂豫皖红军的建军和作战发生了深远影响的重要文件。

注 释:

①主要指(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2)红军作战须尽量号召群众参加;(3)敌情不明，不与作战;(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5)对敌人采取跑圈的形式;(6)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的方式;(7)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84:76.

［2］梁树发.共产党人要做马克思主义者——写在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J］.贵州示范大学学报，2011(04).

［3］张建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的特点及其一般规律［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2006(01).

［4］彭希林.戴克敏烈士和他的一家［M］.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

［5］郭家齐.红安县革命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139.

［6］林彭希.革命烈士传［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