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瑞华浸信会研究

王增强

（诸城市档案馆，山东 潍坊 262200）

历史上，西方国家曾派遣大量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在这方面，中国史籍对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大国传教士记载颇多，对来自其他国家的传教士则鲜有记载。瑞典传教士就是其中之一。19世纪后半期至新中国成立，瑞典有多个教派在华传教，其中浸信会（也称浸礼会）选择了山东作为传教地域，诸城是其最主要的传教地点之一。诸城瑞华浸信会一方面大力传播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创办学校、医院、孤女院等社会事业，并间接将西方现代文明带到了诸城。瑞典传教士虽然离开了中国，但是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却始终与诸城保持着纯洁的友谊，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一、诸城瑞华浸信会的创立

瑞典传教士来华，始于19世纪四十年代，而大规模传教活动则是始于19世纪末。[1](P96)据《诸城市志》记载，清光绪十六年，也就是1890年，瑞典传教士狄德奎最早到诸城传教，基督教随之传入诸城。[2](P15)关于狄德奎是否为瑞典基督教传教士，这一点目前还有争议。不论《诸城市志》关于狄德奎的记载是否属实，有一点是毫无争议的，那就是真正奠定传教基础的是令约翰（J.E.Lindberg）牧师。

令约翰是最早到达中国的瑞典浸信会传教士之一。第一个到中国传教的瑞典浸信会牧师是文道慎（CarlVingren），他于1891年达到中国，游历多地之后最终选择了胶县（今青岛胶州市）作为传教地点，但因身体原因，1893年他被迫回国。令约翰是继文道慎之后第二位到达中国的瑞典浸信会传教士，他于1892年到达中国，1893年到胶县接替文道慎。

由于在传教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在离开中国时，文道慎曾向瑞典总部建议放弃在山东的传教区域，但是，令约翰却希望继续留下传教，正是有了他的坚持，瑞典浸信会在山东的传教活动才得以延续，也才有了诸城瑞华浸信会的诞生。[3](P24)在瑞典浸信会到来之前，德国天主教传教士已于1887年到达诸城，并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教会组织，发展了大量信徒。20世纪初，德国鲁东信义会将基督教新教传入诸城。关于基督教在诸城县发展信徒数量，据清光绪《诸城县乡土志》记载，时诸城有天主教信徒230户，耶稣教信徒22户。[4](P3)这些足可见，瑞典浸信会进入诸城之前，该地已经具备了比较浓厚的基督教信仰基础。

瑞典浸信会在胶县的传教活动取得一定进展后，决定向周围扩展，而诸城因为地理位置毗邻胶县，且教会势力比较强大，成为浸信会扩展势力的首选。1904年令约翰与妻子和爱德(人称令师母)、儿子令阜顺（后成为少牧师）到达诸城。1905年，令牧师为四名信徒受洗，标志着诸城会的建立。他们在北关兴建教堂，成立了诸城瑞华浸信会。令约翰也成为诸城瑞华浸信会历史上主持教会时间最长的牧师，直到1939年，他的职务才被万乐德牧师（WalterAndreén）接替。

二、诸城瑞华浸信会传教活动

诸城瑞华浸信会成立之后，先后多名传教士来到诸城，据统计，包括令约翰在内，曾到过诸城的瑞典浸信会传教士，有据可考的共计16位。这些传教士到达中国之后，努力学习当地方言和中国文化，穿着中国服饰，走到群众中间传教。除瑞典传教士外，另有多名中国布道员协助传教。传教士克服了语言、习俗等种种困难，推动诸城瑞华浸信会在艰难中向前发展。民国8年（1919年）1月5日，诸城浸礼会举行年会时，共有教友99人，民国21年（1932年），教徒增至129人。[5]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此后，诸城瑞华浸信会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虽然在抗日战争期间，瑞华浸信会的传教士也曾受到日军侵扰，但因为瑞典在二战期间属于中立国，因而瑞华浸信会教堂和传教士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加入教会也就成为群众寻求避难的一种途径。1939年，瑞华浸信会教徒发展到203人，最盛时期，浸信会拥有传教士34人，教徒415人。[2](P707)

1945年诸城解放之后，浸信会所建15处福音堂全部垮台，只剩城里北关教堂。1947年，诸城二次解放，外国传教士离开中国，教堂关闭，教会停止活动。1948年，王奎、徐益民重新组织活动，时有教徒100余人。1950年，教会有教士2人，教徒77人，转入地下活动。[2](P707)

瑞典传教士虽然希望大量发展信众，但对信徒的选择却是比较严格的。入教者须经教友推荐或者报名入教，教会派人对其品行进行考察后，再由牧师亲自考试，才可决定是否准其入教。对此，《诸城浸礼会记录》多有记载，如民国8年6月1号《记录》就记载了多人报名入教：“孙光厚报名受浸，李福田举刘世田、王廷楷二位去查。王树荣扶王王氏，棣牧举逯三嫂、于大嫂二位查理。王维钫扶程戈庄有男者五位，棣牧举王树荣、于明时二位查理。”[5]即使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大量群众报名入会的情况下，瑞华浸信会也仍然维持了其严格的程序，报名群众被淘汰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加入教会的教友，要严格遵守教会的规定。入教者如有赌博、酗酒、纳妾、吸食鸦片、辱骂教会等不良行为，教会将派人进行调查核实，如确有其事，将对其予以劝诫，对于情节严重或者屡教不改的则开除教籍，并将其所犯错误公之于众。《诸城浸礼会记录》对此也有很多相关记载，如民国7年6月23号《记录》中写道：“因王立纪同其妻并女辱骂教会，徐维金举出教，王维钫扶认可，王廷楷举应出告白，贴于四方，以报出教。”[5]同年12月22号《记录》记载：“于明时回报纪维福之事，其母云，前有饮酒之癖，今已悔改，今日本村演戏，因不出钱，被人殴打。令师母云，此事已决，不必举人调查。”[5]《记录》中还有教友因种鸦片而认罪、因纳妾而被开除等的记载。此外，诸城瑞华浸信会还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反对妇女缠足等陋习。

诸城瑞华浸信会所反对的赌博、酗酒、纳妾、吸食鸦片、妇女缠足等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他们的活动对改善中国文化环境，促进中国历史发展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瑞华浸信会兴办的社会事业

诸城瑞华浸信会成立之后，一方面通过街头走访等形式大力发展信众，另一方面出于人道主义和扩大教会影响的目的，教会还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慈善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

（一）瑞华小学

诸城瑞华浸信会成立之时，当地尚无教会学校，新式学校也处于起步阶段，多数学生入读私塾。据《诸城市志》记载，1905年时，诸城全县共有私塾425处，学生4367人，到1921年时，私塾的数量仍为425处。[2](P565)同样是在1905年，诸城知县根据清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诏谕，建成县立高等小学堂1处。1912年，诸城县劝学所派人到各地查封改良旧式私塾，开办新式学校。[2](P568)

1905年诸城瑞华浸信会成立之后，教会即着手建学校，同年开设瑞华小学（男校）。1914年，浸信会又创办瑞华女学，该校是诸城的第一所女子学校。除在县城开办的学校之外，教会还在乡村开办了多所学校。1929年瑞华小学（男校）和瑞华女校合并。在1935年，瑞华小学还举行了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

瑞华小学初期学校规模很小，后来逐渐扩大。关于学校规模具体数字，并无准确记载。据《诸城市志》，1920年，学校发展到4个班（1-4年级），有学生70-80人，教职工6-7人，后发展成为完小，有学生150人。1938年，日军侵占诸城后，瑞华小学仍旧开办，1947年传教士离开诸城后停办。[2](P572)诸城基督教堂相关资料也记载，瑞华小学（男校）先后请了男教师7名，女教师5名，学生近百人，分1年级到4年级。关于学生人数，较为可靠的是1942年《瑞华小学毕业证书及存根》，该资料统计，从1929年到1942年瑞华小学毕业生总数为210人，其中初级小学112人，高级小学98人，平均每年毕业生人数为15人。[6]这样的办学规模在当时还是比较可观的。

瑞华小学虽为教会学校，但所设课程同普通小学大致相同，包括国文、算数、修身、史地、音乐、体育等，只有星期一讲一堂圣经课程，由令师母授课。因而，该校虽传播宗教信仰，但总体上仍然是一所传承文化的普通教育场所。

除瑞华浸信会创办的学校之外，德国天主教传教士也曾在诸城建立教会学校，但其延续的时间和规模都远不如瑞华小学。该校是诸城历史上建立最早、维持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教会学校，同时它也间接推动了当地新式教育的发展。

（二）瑞华医院

瑞典传教士在诸城所建医院起初叫神德医院，后改名为瑞华医院。该医院并不是诸城最早的西医院。据《诸城市志》记载，1887年诸城始有西药，而这一年正是德国天主教传教士到达诸城的时间，[2](P14)由此可以推断，西药传入诸城有可能和德国传教士有关。诸城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西医院是由德国神甫毛四德于1908年创建的约瑟医院。[2](P15)

瑞华医院始建于1913年，负责人是白多加教士（MatildaPersson）。她于1910年到达诸城，因其是一名终生不婚的修女，故人称“白姑娘”。瑞华医院建成之后，没有局限于为教众看病，而是面向全社会开放。

因为资金匮乏，瑞华医院规模很小，环境也非常简陋，有医生2至3人，病床10余张。尽管如此，由于当时诸城缺医少药，而瑞华医院的医生医术比较高明，白多加教士尤其擅长接生，加之医生热情周到，待人诚恳，瑞华医院深受当地群众信赖，声誉较好。

在医药卫生方面，除瑞华医院外，瑞典浸信会还曾在包括诸城在内的三个中心布道点开设施药所，免费向群众发放医药，救助了很多贫困群众。

（三）慈善事业

诸城瑞华浸信会还在当地做了很多社会福利事业，影响最大的是孤女院，这也是瑞典浸信会在中国兴办的最重要的慈善事业。该院建于1921年，负责人也是白多加教士。孤女院的经费大部分来自瑞典教会，还有一小部分来自教众捐助。

同瑞华医院一样，孤女院也是面向社会开放。中国历史上有重男轻女的传统，加之战乱频仍，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多有无力抚养子女的家庭。孤女院中收容的孩子有多种情况：有的是私生子，有的是暗中被送到门口的，有的是被人捡到送来的，还有的是父母去世无人照顾的，或是家庭贫困供养不起的。孩子进入孤女院以后，生活一切由院方负责，直到嫁人或者工作为止。孩子们在孤女院中的生活水平高于当时一般家庭，长大后在瑞华小学上学，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教育。因而孤女院中的孩子成长环境总体上好于当地普通家庭。

孤女院从开办到解散，共收容60多个孩子，解放时尚有14人。1944年，白多加回国，孤女院改由杨芝环护士负责。1953年，政府接管孤女院继续收养遗弃婴儿，至1957年撤销时，有11名孤女，其中3名安排就业，其余择偶成家。[2](P524)

除孤女院外，教会还设有女助会、济贫库等机构，资助贫困教友。《诸城浸礼会记录》中多有教会救济贫困教友的记录，如1929年7月14号《记录》记载：“会正报告，注淯乔刘氏家道寒微，忽被不端之人窃去铜元百余串，教会用何方法以慰其心？徐执事举端将今日之捐款施之，以稍补之。”[5]浸信会虽然对需要救济的教友都会施以援手，但救济本身有一套严格的规程，在救济之前，教会先派人核实被救助对象的实际情况，如发现该教友有意欺骗教会，则会劝勉或者开除。《诸城浸礼会记录》记载，1920年12月有人报告教友倪茂德被人殴打，丢失钱财，教会派人核查发现，倪茂德欲讹诈教会善款，遂将其开除。[5]

四、建国后瑞典传教士及其后代在诸城的活动

1947年，瑞典传教士被迫离开了诸城，但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这里。新中国建国后很长时间内，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无法返回中国。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1986年6月，已经年过八旬的万乐德牧师随瑞中友好协会组织的旅游团来中国。7月7日，他专门抽出时间到诸城重游故地，会见老教友。此时距他1936年首次到达中国刚好过了半个世纪，距离令约翰牧师到达中国的时间则已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

万乐德访问期间，当时的诸城县政府对其进行了盛情款待。万牧师精神振奋，高兴异常，参观途中还哼起了小调。二次来到诸城，万牧师详细询问了我国的宗教政策、信教群众的活动方式及他们当年在诸城创办的学校、医院和孤女院是怎么处理的。在他曾经居住过的卧室，万牧师说：“我进了这个房间，又想起了旧年时代，那时你们中国人正在受苦受难，我是十分同情的。现在你们好了，从你们的衣着和脸来看，你们已经摆脱了饥饿和贫困，我心里也非常的高兴。”[7]

万乐德牧师的来访为瑞典浸信会的传教活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他的到来还间接促成了诸城宗教活动的正常化。万牧师来访之前，诸城没有合法的基督教组织。1986年7月，万牧师访问诸城，同年12月，诸城县成立了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小组”；次年5月，诸城先后开放孙田子、中城阳、郭家屯村3个聚会点，诸城宗教活动自此步入正常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曾经在诸城生活和工作过的瑞典浸信会传教士多已故去。但他们的后代依然惦记着中国，思念着诸城。进入21世纪后，他们又多次来到诸城，走访故地，会见老教友。

结语

西方传教士来华，其根本目的是传教，但在其传教过程中，或直接或间接地将西方文化传入了所在地，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由于当时瑞典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足以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大国相比，其与中国的政治、经济联系也并不密切，故相对而言，瑞典传教士的政治色彩比较淡薄。没有证据证明诸城瑞华浸信会曾参与当地政治事件或者掠夺当地资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天主教传教士曾与诸城当地政府勾结，参与民事诉讼，镇压起义军，还曾强买土地500亩，抗日战争期间，成为日寇帮凶。[2](P708)瑞华浸信会更加专注于传教活动本身，并兴办了诸多的社会事业。他们创办医院、学校、孤女院等机构，虽然主要是出于扩大教会影响的目的，但在客观上却给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他们留下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也成为研究那一时期中国历史的重要素材。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由瑞典浸信会传教士所开启的瑞中友谊才可以绵延不绝，经久不衰。

（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笔者曾就相关问题请教了诸城基督教堂姜暖牧师。姜牧师曾就瑞典浸信会在华传教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工作。）

[1]尹建平.瑞典传教士在中国(1847—1949)[J].世界历史,2000,(5).

[2]山东省诸城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诸城市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3]陈静.改变与认同:瑞华浸信会与山东地方社会[D].山东大学,2013.

[4]陈观圻，辑.诸城县乡土志（卷下）[M].诸城市档案馆保存,清朝光绪年间.

[5]诸城瑞华浸信会.诸城浸礼会记录[M].诸城市档案馆保存,1918-1940.

[6]诸城瑞华浸信会.瑞华小学毕业证书及存根[Z].诸城市档案馆保存,1929-1942.

[7]中共诸城县委宣传部.关于接待瑞典国原驻我县北关基督教堂牧师万乐德先生的情况简介[Z].诸城市档案馆保存,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