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兴女学思想

李 斯

（衡阳师范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系，湖南 衡阳 421002）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同时还是近代中国最早倡导兴女学的宣传家。他曾在深刻批判传统陋习限制女子受教育权利、桎梏女子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 “女学盛则国必强”的观点，不仅如此，他还将其兴女学思想付诸实践，扶助创办中国第一所自办女学堂——经正女学。梁启超的兴女学思想不仅丰富、深邃，而且被视为推动近代女学发展的理论依据。在他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展开了兴女学、开女智的实践，不仅提高了女子的素质和能力，而且促进了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

一、梁启超兴女学思想产生的背景

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奉行 “男尊女卑”的观念，女子无需受教育被认为理所当然，愚钝被视为妇女的一种 “美德”，以致女子无法践行做人的基本权利，亦谈不上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几千年来女子被 “抑之、制之、愚之、闭之、囚之、系之，使不得自主，不得任公事……不得出室门”［1］。直到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在华掀起兴办教会女学的热潮，正如梁启超所描述，“教会所至，女塾接轨”［2］（p51）。这一热潮不仅为中国女子接受学校教育开了先例，而且打破了中国 “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有别”的思维模式和传统的伦理观念，冲击了传统的教育体制，同时也深深地刺激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对此，梁启超大为感叹： “泰西女学，拼闻都鄙，业医课蒙，专于女师。虽在绝域之俗，邀若先王之遗，女学之功，盛于时矣。彼士来游，悯吾窘溺，倡建义学。求我童蒙，教会所至，女塾接轨。夫他人方拯我之窘溺，而吾人乃自加其桔压。譬犹有子弗鞠，乃仰哺于邻室，有田弗芸，乃假手于比藕，匪惟先民之恫，抑亦中国之羞也！”［2］（p51）

与此同时，随着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女权主义等新思想、新观念不断东来，中国知识分子有机会接触并借鉴西方各种新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观念进行反思，于是 “经世致用思潮、洋务思潮、早期维新思潮、变法维新思潮接踵而至。在此思潮之下，几乎所有先进思想家都曾考虑过变革旧教育。”［3］如龚自珍主张 “以教之耻为先”，寄希通过教化唤醒人们“自尊其心”［4］（P51）；魏源则倡导 “国内遍设大小书院，国内男女无不能书算者”［5］（P1098），力推让男女平等受教育；郭嵩焘更将兴办新式学校视为兴政的本源，认为 “一切新政，皆鼓舞百姓为之。其源尤在学校”［6］（P220）；郑观应则明确提出 “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7］的口号，主张通过发展教育战胜西方。甲午战败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渐觉醒， “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偿款，创钜痛深，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8］（P66）因而随着爱国主义思潮的高涨，广大先进知识分子不断学习西方、探索中国的出路，而兴女学成为其中方案之一，“甲午受创，渐知兴学。”［2］（p51）

总之，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发展，广大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爱国主义思潮不断高涨，梁启超基于其个人经历，开始对中国出路进行探索，逐步形成其兴女学思想。他指出： “中国之积弱，至今日极矣，欲强国本必储人才，欲植人才，必开幼学，欲端幼学，必禀母仪，欲正母仪，必由女教。”［9］（P80）“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女学衰弱，则 “国之所存者幸矣”［10］。所以认为： “欲强国必由女学”［11］（P96），“女学乃当今急务救本之始基”［12］（P82）。因而他把女学的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强大联系在一起，明确了女学的兴与不兴与国家盛衰、民族存亡的关系。

二、梁启超兴女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如上所述，基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救亡图存、富国强民成为当时中国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围绕这一中心问题，作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梁启超开始了其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他认为兴女学有望培养贤妻、良母、生利者、新民，并最终实现国人挽救国家危亡、强国富民的理想。

（一）培养新型贤妻——为男子投身救国大业解除后顾之忧

梁启超指出，兴女学首先可增强女性自身修养，让其成为贤妻，促进家庭修睦。梁启超认为，女子无学，就没有知识，更加谈不上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因而对于 “妇人无才即是德”的传统伦理纲常，梁启超曾怒斥道：“欲令天下女子，不识一字，不读一书，然后为贤淑之正宗，此实祸天下之道也。”［10］

他还认为，女子无学亦是导致她们不能成为贤妻，造成家庭不和睦的根源。他指出：“凡人之鄙吝也，忿争也，必其所见极小，目光心力，尽日营营于此极小之圈限中。”［10］在他看来，禁守深闺的女性对外面的世界无从了解，生活局限于自己的小家庭，身心得不到陶冶，视野狭窄，“以其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身之精神，以争强弱，讲交涉于筐箧之间。”［10］如果妇女具有较高的素质，那么她们将不屑为一些生活琐事斤斤计较，能够宽宏大量、理性地处理问题。他进一步指出，女子无学不仅可导致家庭不睦，而且对家庭成员人格完善及其是否能全身心地投入救国大业产生较大影响。因为男子 “忧天下悯众生之不暇，而必无余力以计较于家人妇子之事也”［10］，而妇女们思想禁锢于家庭琐事，争强好斗以致 “家庭之间，终日不安”，必将使家庭成员“损人灵魂，短人志气”，即便是豪杰倜傥之士也“必志量局琐，才气消磨”［10］。如果能够通过兴女学，“拓其心胸”，使其心系天下，那么她们将会以救国为重，保持家庭和睦，为男子投身救国大业解除后顾之忧。

总之，在他看来，女子无学将产生严重的后果，为使女子的素质得到提升、成为贤妻，为使“家庭内外相处熙睦，形迹言语，终身无间然者”［10］，为使男子能发挥其聪明才智，其方法在于兴女学、让女子接受教育，以拓宽心量和视野。“使其人而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10］，并 “以彝伦为本，所以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其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13］为男儿投身救国大业解除后顾之忧。

（二）化育新型良母——为挽救国家危亡培养接班人

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了确保民族生存，梁启超提出兴女学意在 “保种”、 “善种”。在梁启超看来，中国虽 “以善传种闻于天下”，但并不清楚 “传种之精义”。他认为， “传种”应该指 “善有以活之，善有以长成之”，而 “体魄之健壮，义教之得宜”最为重要。“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 …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吾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14］（P117）梁启超在进一步考察西方国家的强兵之策后指出，身体强健的妇女，生出来的子女身体素质也更强劲。“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亦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10］

梁启超还从当时挽救民族危亡的中心任务出发指出：“教男子居其半，教妇人居其半，而男子之半，其导原亦出于妇人，故妇学为保种之权舆也。”［10］他认为：“今之前识之士，忧天下者，则有三大事：曰保国，曰保种，曰保教。国乌乎保？必使其国强，而后能保也。种乌乎保？必使其种进，而后能保也。”［10］在他看来，救国保种需要开民智以提升国民素质、需要强民。他认为：当时中国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教育不良，民智不开，人才缺乏。而要开民智，必自女学始。“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10］因而在他看来，国民素质提高有两个重要途径：一是先天的胎教，二是后天的幼教，但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的教育，均得益于母亲的良好素质。

首先，“善种”得益于良好的胎教。梁启超在考察西方的教育后指出：“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第一义，其思所以自进其种者，不一而足。”［10］而在胎教的实施过程中，绝大部分工作却是由母亲来完成的，所以要进行良好的胎教，其前提是母亲自身具备这方面的知识，能知书达理。而兴女学拥有 “进诈而为忠，进私而为公，进涣而为群，进愚而为智，进野而为文”［15］（P93）的功效。所以，培养一个有学识、有修养、有素质的女子，无疑有益于孕育德才兼备的下一代新国民，因而为了强国保种，为提高国民素质，必兴女学。

其次，“小儿得于母教”。梁启超认为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16］（P34）。但在当时中国，由于 “女学衰，母教失”［10］，对此他指出： “妇学不讲，为人母者，半不识字，安能教人？”［17］（P40）正因为中国的女学不兴，所以 “始基之坏，实已坐此”［18］（P57）。他还指出，孩童时代，其模仿力最强，倘若父母“学业既成，经验既多”，那么他们的 “言论举动，可以为后辈之模范”，使孩子能更好地接受家庭教育的熏陶。他认为，相对于父亲，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更大。他以西方幼教为例指出：“西人分教学童之事为百课，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因为 “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10］且 “孩提之童，母亲于父，其性情嗜好，惟妇人能因势而利导之。”［10］因而 “欲强国本必储人才，欲植人才，必开幼学，欲端幼学，必禀母仪，欲正母仪，必由女教。”［19］（P80）

作为妇女，“苟为人母者，通于学本，达于教法，则孩童十岁以前，于一切学问之浅理，与夫立志立身之道，皆可以粗有所知矣。”［10］反之，若母亲素质不高，整日谈是论非，就会造成其子女“耳目之间，所日与为缘者，舍床第、筐箧至猥极琐之事，概乎无所闻见。”［10］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即使今后能 “歆之以得科第，保禄利，诲之以嗣产业，长子孙”［10］，但长大后，他们 “心中目中，以为天下之事，更无有大于此者。”［10］最终徒增 “营私趋利，苟且无耻”［10］，孤陋寡闻的一代国民。因而在他看来，女学是幼学的基础，兴女学不仅关系到妇女的学识水平及其对子女的早期教育，而且关系到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影响国家的强弱。

（三）培育新女国民——让妇女成为救国力量之一

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其原因在“愚”，故治愚当是国人首要之任务，因而他指出：“欲求一国自立，必使一国之人智慧足可治一国之事，然后可。”［20］（P61）当前国家的 “胜败之源，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21］（P10－14）在他看来，当前 “救亡”的突破口在“开民智”、在造就 “新民”。他认为 “今夫言治国而必推本于学校”。［10］“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21］（P10）因为 “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21］（P14）他指出：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新国家。” “夫吾国新法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所以他认为，“新民”才是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希望，他以作 “新民”为 “第一急务”，开民智为 “第一要义”，兴学校为 “第一政事”，呼唤 “新民”时代的到来，深信 “新民”出现之日即民族振兴之时。

梁启超认为，当前的现状是 “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10］。但实际上，兴女学是“开民智”这一系统工程的基础和关键所在，已成“为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10］。他以西方为例指出：“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是也。”［10］鉴于此，他指出：“欲强国，必由女学始”，“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10］。

对于传统中国社会 “妇女恒不如男子”的观念，梁启超认为，男女 “躯体峙立，首函清阳者，其聪明必不甚相远，所以生差别者，在智慧之开与不开耳。”［10］他指出，女子至少在三个方面较男子有较大的优势。 “头一件，女子观察社会事物，有些地方比男子精细。第二件，女子无论对于何等事项。比较的不含党派的色彩，持论易得公平。第三件，女子充当访员，社会对于他们，总该有相当的敬礼，在交际上先自占了便宜。用访问方法去搜集资料，所得能够格外丰厚。”［22］且 “有男子所不能穷之理，而妇人穷之；男子所不能创之法，而妇人创之。”［10］因而在他看来，“妇人苟从事于学，有过于男子者二事：一曰少酬应之繁，二曰免考试之难。其居静，其心细。”［10］总之，他认为，女子无论在智力或学习能力方面都不比男子差，女子可教，女子需教，通过兴女学可让妇女成为具有 “民德”、“民智”、“民力”的新国民。

为此，他认为 “男女之于学，各有所长，非有轩轾”［10］。“女子平日当受完全之教育”，主张兴女学，女性 “自六岁至二十岁，皆为受教育之时期，无论何人皆当一律”，目的是要把女子培养成具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进取精神、自治能力的合乎 “新民”标准的现代国民。

（四）造就新的生利者——探索富国之路

梁启超指出：“国何以强，民富斯国强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斯民富矣”［10］。但在中国，即使 “以男子而论，分利之人，将及生利之半”， “自公理家视之，已不可为国矣。”［10］由于传统中国重在教导妇女如何遵守纲常，恪守 “妇道”，忽视对其谋生技能的传授，她们 “不读书、不识字、不知会计之方、不识教子之法、莲步妖娆、不能操作”，以致 “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10］

他还指出，这给中国造成的后果是，“今中国之无人不忧贫也，则以一人须养数人也。”［10］由于妇女 “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惟妇人待养，而男子不能不养之也，故终岁勤动之所入，不足以赡其妻孥，于是男子亦极苦。”他认为： “酿成此一人养数人之世界者，其根源非一端，而妇人无业，实为最初之起点。”［10］倘若进一步追溯女子 “无业”的缘由，则是由于女子没有知识，不具有执业自养的能力。在他看来， “学也者，业之母也”［10］，女子不学习谋生的技能和其他文化知识，就无法就业，不能为国家、社会创造财富。因此要增加社会财富，必须兴女学，使女子成为 “生利”者。他指出：“是率中国四万万人之半，而纳诸罪人贱役之林，安所往而不为人弱也”［23］（P80）。所以， “夫使一国之内，而执业之人，骤增一倍，则其国所出土产作物，亦必骤增一倍”［10］。

梁启超主张，“凡一国之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其不能如是者，则以无业之民之多寡，为强弱比例差。”［10］他以美国为例指出：“国人无男无女，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而无或能或不能之别。”其结论是 “女学与男学必相合”， “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且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10］。

所以，梁启超认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10］，要想力挽狂澜、挽救国难就必须兴女学，中国未能兴女学，这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 “兴女学比兴男学尤亟”，“推女学之源，国家兴衰存亡之系焉”，即兴女学不仅 “内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计，一举而获数善。”［10］而且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阶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三、梁启超兴女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梁启超的兴女学思想在当时尚处于封建伦理纲常桎梏的社会中，是一股进步的洪流，猛烈的冲击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并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控诉封建伦理对女性教育的迫害。他强调通过兴女学让女子谋取职业，在经济地位上获得独立。他将女性从受制于男性的从属地位中 “解救”出来，赋予她们新型贤妻、良母、生利者、新民的角色，承担起救国救民以及强国富民的历史重任。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兴女学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接受，同时对当时女性角色的转换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正如台湾学者卢燕贞所指出：“女子教育能在中国普遍展开，迅速推行，梁氏之鼓吹宣扬，力排众难，其为千百年之中国教育奠新基，为亿兆女子争取教育之机会，其为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所做之贡献，实在是无法估计的。”［24］（P98）他提倡女子教育，“直接推动了中国学校和教育制度由封建向近代的转型”［25］（P10），以致有人说， “从此女学一经提倡，好象电气的机关一拨，天下不风动疾走，不吸引连合的，我不信。将来相夫课子的道理学问，个个得知，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道有成，治国平天下还有难吗？”［26］

但是由于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梁启超的兴女学思想体现出新旧交错的拉锯态势。他一方面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却无法彻底摆脱封建伦理纲常的旧窠臼，仍将兴女学的目的局限在培养贤妻良母上，而没有站在女性自身权益的立场上考虑女子的权利，忽视了女子人格的独立，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把女子从家庭中解放出来。

总的来看，梁启超在当时社会新旧交替的洪流中，勇于接受西方新思想又注重继承中国传统优秀的女学思想，将兴女学与改造国民性、造就“新民”，挽救国家危亡与强国富民联系起来，推动了女子教育观念以及教育制度的进步，对当今兴女学思想仍具有借鉴和启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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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魏源.海国图志［M］.长沙：岳麓书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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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梁启超.爱国论［A］.饮冰室文集 （之三）［M］.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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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梁启超.女学会书塾开馆章程［J］.女学报，1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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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 （之十）［M］.上海：中华书局，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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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梁启超.论幼学［A］.梁启超全集 （第一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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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梁启超.梁启超全集 （第1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0］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札记［A］.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1］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学会［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9.

［22］梁启超.我对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别注重的几种学科［A］.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958－3959.

［23］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4］卢燕贞.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25］叶澜.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教育学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6］上海 〈女学报〉缘起［J］.女学报 （第2期）， （1898－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