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孟仪
狮
譬如“般若(bō rě)”,中国式的“智慧”两字既然不能涵盖佛家对宇宙全部秘密的观照,只好自谦(毋宁说是自卑)地将梵语的发音照搬过来,而且还委屈了“般若”两字的读音(读如bān ruò才算“不委屈”)。由于这份文化心理上的自卑(也可能是文化包容的自谦),佛教乘虚而入,经过敬佛—灭佛—敬佛,自卑与自尊交替呈现、三起三落的反复较量,最终与儒、道两家达成和解。握手言欢的结果是,佛家同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对“来世”宏伟愿景的勾画,弥补了儒、道“入世”与“出世”的不足,为中国人现世的进退攻守、三世的因果轮回提供了心理指导。自从佛教文化融入中国文化的中枢神经以来,大凡意译上捉襟见肘之时(尤其是在翻译梵文时),一般都采取音译的变通。“狮子”就是其中一例。
说来也巧,东汉时期,伴随着佛教传入中土,狮子也大模大样地步入我国。面对这位殊有异相的神兽,中国人一时手足无措,竟然找不到满意的汉字加以标识;情急之下,“师( )”就做了它最初的名称——这也是上古典籍中不见“狮”之踪迹的原因。据说,直到梁武帝大同九年(公元543年),在太学博士顾野王编撰的《玉篇·犬部》中,才出现了“狮”字。大约是为了区别于“天地君师亲”的“师”,为它加了犬旁归于犬部,以标示狮子虽有佛缘毕竟是兽的类属——此前,《说文解字·虎部》中只有“师”字:“虓,兢,虎鸣也,一曰师子,从虎,九声。”《尔雅· 释兽》中也没有“狮子”,只提到“狻麂,似靛猫,食虎豹”。虽然晋人郭璞在《尔雅注》中固执地认为,狻麂“即师子也,出西域”,但没有更多文献证据——狮子的确来得有些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