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失落的乡土中国

魏韬

摘要：小说《白鹿原》以关中农村白鹿村为原点，辐射展现了传统中国农村乡土社会的封闭空间中民族的历史，并以土地、秩序、乡情三个方面舒展开来，进

一步展现了乡土社会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衰颓命运。

关键词：乡土 土地 秩序 乡情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1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试图通过白鹿原这样一个关中平原的封闭空间（这个自给自足的乡土中国的社会不时被外来的革命浪潮所裹挟）来叙述一段民族的历史，而这段历史同时也象征着有着深厚

根基的乡土中国的不断变迁直至趋于没落。小说的时间跨度虽历经半个世纪，而整个人物关系的推进，矛盾的集中爆发均发生在白鹿村这个既传统又典型的村落里。世代聚居于此的白、鹿两大家族维系

着这个村庄的正常运转，即使这种正常只是表面上的正常。村庄的平静被打破缘于皇帝的退位，这对于已经习惯于旧制度且几乎精神麻木的白鹿村的村民而言震撼不可谓不大。革命的浪潮开始席卷村庄

，一波又一波的风潮以一种开启时代新面貌的姿态肆虐着这个封建根基深厚的村庄。白鹿村里体现旧制度的思想、制度、人伦逐渐开始瓦解，新的世界遮蔽了过去的生存图景，也象征着这片浓缩着乡土

气息的社会已然没落，消逝于历史无情的浪潮之中。

土地

土地对于农民的意义在小说中体现地颇为明显，白嘉轩偶然发现了白鹿精灵出没的田地，因此装穷卖傻费尽心机得到了鹿子霖家的风水宝地，土地在这里似乎同家族命脉有着某种谶纬预示的重大关系，

家族兴衰，命运沉浮都依赖于土地的庇佑，土地对于农民的神圣性不言而寓。土地不仅是私人财产，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小说中主人公，或者说白鹿村村民，再进一步说是中国农民的精神支柱。农民

对于土地的热爱体现在小说中的一个细节，如说到鹿子霖可能对于自己手上有多少个茧子不清楚，但对于自己家里的土地的具体情况则了如指掌。虽然看似有些夸张，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农民与土地的关

系。关于土地的另一个细节是白嘉轩家门楣上的刻字，白嘉轩让姐夫朱先生专门提了“耕读传家”四个大字并刻在砖石上镶嵌在自家的门楼上，“耕读传家”不仅是农业社会奉为圭臬的生存方式，同时

也是精神上衣钵相传的一种精神信仰，耕作与读书将土地与文化联系了起来，赋予了土地以一种文化修养的符号。这里土地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土地，土地是灵魂，土地是血脉，土地是信仰，农民热

爱土地如同热爱自己的生命，而一旦土地私有的形式被打破，不仅是在经济层面上重构了社会制度，更进一步是在精神层面上重塑农民们的个体人格，而这种重塑是否成功，至少目前不能得出一个肯定

的答案。旧的文化系统被破坏，新的文化系统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或者即使已经建立起来但又能否真正重塑农民的个体人格仍然是不可知的命题。乡土气息的失落要追本溯源的话首先应当是发端于农

民个体精神信仰的失落，对赖以生存的土地失去了使命感，农民自身失落的价值感和归属感预示了一个失落的乡土社会。

乡情

乡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因为封闭的经济环境决定了这个自给自足的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以村落为生活单位的乡村社会，依靠以乡情为纽带维系着它的正常运转。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

，乡绅对于社会的良性运转起着重要的作用。小说《白鹿原》中当遇到饥馑之年时，白嘉轩、鹿子霖之类的乡绅便承担了赈济饥民的社会责任，这一方面是出于儒家教育兼济天下的担当意识，更重要的

原因则是出于乡情的考虑。乡村社会村落聚居的生存状态，使农民在这个相对狭小的环境中很易于彼此熟识，另一个例子则将这一点体现地更为明显，在小说中，当国名党的官员田福贤以一番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的话，将之前参加农会的积极分子笼络回来时，他以一个长辈教训晚辈的身份训斥这些人的无知，然后释放了他们。他叮嘱这些原本热情高涨积极革命的青年农民，让他们回家种地，好好过

日子。这里可以看出农村革命现状与城市的重大区别：即使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乡土社会的乡情因素依然可以游刃有余地调和或者说超脱于这些纷争之中。此外，以祠堂宗族为纽带的人际关系使

这种关系迥异于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以小说中的白鹿村为例，在白鹿村里几乎全部村民都属于白、鹿两姓家族，家族有族长，负责处理族内的各项事物，如果白鹿村是一个大家庭的话，那么族长便承

担着家长的职责，在这样的社交圈子内族长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威。显而易见，一旦这种类似于乡情的社会关系受到冲击，农民们的社交关系也便面临着重大的变革，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失去这种有效地约

束，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面临着信任缺失和秩序混乱的危险。当然，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农村社会中新秩序的建立和新的社交关系的变革已经为人们所接受，并且也在以一种稳定的

状态存在着，但稳定的制度表层之下乡情的因素已经几乎消失殆尽。现代化浪潮的冲击，表现在农村社会中便是人际关系的冷漠和乡情关系的淡化。利益取代了乡情，充当了仲裁一切矛盾纠纷的关键性

因素。

秩序

乡土中国里乡村社会的秩序有着近乎执拗和顽强的生命力。小说中，当以黑娃为首的农会为了破除封建势力而将祠堂门前的刻有乡约的石碑砸烂后，族长白嘉轩带领众人重新将砸烂的石碑拼凑起来，并

希冀以次来警示后人。石碑上的乡约体现了儒家纯朴的社会理念，它为白鹿村的村民树立了一个类似于道德模范的典型，并要求村民们恪守乡约上的条文。乡村社会的秩序依赖于类似于白嘉轩这样的乡

绅来维持，这些乡村中的士绅阶层保持了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小说中，当村民们愤懑于各种苛捐杂税的时候，族长白嘉轩于是带领十里八乡的村民们发动了“交农”事件。所谓“交农”，也就是农民

们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以上交农具为威胁，表达愤怒和抗议的一种形式。虽然有着类似于农民暴动的威胁，但事实上依然只是表达诉求的方式。祠堂也是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象征，村民的婚丧嫁娶与

之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小说中，族长白嘉轩拒绝黑娃领回来的媳妇小娥进祠堂祭拜，也就意味着拒绝小娥进入白鹿村的群体之中，祠堂以其在道德影响力方面的权威性掌控着白鹿村的秩序。而对于乡

村社会秩序最具影响力的人无疑是儒家文化的代表——朱先生，朱先生被整个白鹿原的村民看做是圣人。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孤身一人，慷慨赴义，以一人之力劝退数十万清军，使得白鹿原的村民免

遭涂炭。他为村民排忧解难，树立了一个人格的楷模，独具君子风范。更为重要的是，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儒家精神，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整个白鹿原的村民，在小说中，朱先生竭力在维护着“仁义白

鹿村”的美好理想，但是当一切现代化的东西涌进这个他心中的桃花源的时候，他已经无力再用儒家的任何理想和精神去影响白鹿原，最后只能做一个见证者和记录者，通过修县志来表达自己的精神追

求。小说中，当朱先生满头白发走进人生道路的尽头时，他突然感觉到内心的孤独和清苦，趴在妻子的怀里想要叫妻子一声妈，这样的一个细节颇为耐人寻味。一向以圣人姿态示人的朱先生的失落在更

为深层次的意义上也意味着儒家精神的衰落。当无所不知的朱先生说他也不知道军统是做什么的桶从而闹出了人生中最大的一个笑话的时候，朱先生便瞬间从神坛上跌落而下，这也预示着儒家精神和其

所代表的旧有的社会秩序也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