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变染乎世情

李贺

摘要：曹植和庾信，一个为建安之杰，一个为南北朝文学集大成者，社会大背景和个人生活经历的变迁使他们的创作呈现出明显的前后分期。也正是这些沧桑变化

，他们的创作风格才会转变以致丰满，于是铸就了两个文学史上的大家。

关键词：曹植 庾信 创作 生活经历 文风转变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1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他认为文学随着时代的推移和世情的变化而变化。每个人都不可能孤立于时代之外，每一次创作也不可能是凭空杜撰的，都与社

会大背景下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曹庾二人无疑在这方面有很多相似点，自身经历的变化对他们二人的创作的影响都是相当大的。

一、 前期的生活及创作

公元220年前，可以说是曹植创作的前期。那时的曹植生活上可谓一帆风顺，其父曹操对他是相当喜爱。《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记载：“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甚

异之。”又云：植为人“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2]曹植过着近乎无忧无虑的的富贵生活：斗鸡走马，宴饮多暇。庾信和曹植年轻时的生活相

似，也过着近乎养尊处优的公子生活，他自幼随父亲庾肩吾出入萧纲的宫廷，后来又与徐陵一起任萧纲的东宫学士，成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

曹植前期创作的题材多为游宴、建功、赠答，大都是一些贵公子的生活情趣。《斗鸡篇》：“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名都篇》：“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还有《箜篌引》、《公筵》等作

品，曹植都毫不掩饰地呈现了他悠游不迫的生活和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李白《将进酒》中的“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姿欢谑。”也可以说是曹植前期生活的一个侧面表现。曹植这时期诗歌大多洋

溢着积极乐观的情调，《白马篇》是其代表。元好问说过，真实的诗篇应该是诗人的“心画之声”。《白马篇》可以说是曹植的“心画之声”，寄托了诗人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渴望和憧憬。和曹植相比，

庾信前期创作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供君王消遣娱乐用的，总体上来说艺术成就不是很高，但在诗歌的格律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贡献的，如《乌夜啼》已经基本符合律诗的平仄，《燕歌行》更是拓展了诗歌

的体制。明杨慎指出：“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不管是否准确，庾信在诗歌形式方面的开创性贡献是无可非议的。

二、 失志后的苦闷及创作

曹丕称帝后，曹植集团的重要成员都被一一铲除，曹植本人也一再遭到迫害，曾两次被治罪。《魏志》本传记载：“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

，贬爵安乡侯。”[3]在由安乡侯改封为鄄城侯之后，“深为东郡太守王机等枉所诬白，获罪圣朝。”（《黄初六年令》）曹植的处境和心境已大不同从前了，《谢初封安乡侯表》云：“臣报罪即道，

忧惶恐怖，不知刑罪当所限齐。陛下哀愍臣身，不听有司所执，待之过厚，即日于延津受安乡侯印绶。奉诏之日，且惧且悲。”由此可见，曹植并不能再像从前一样任性而为了，基本上已被排除政治圈

子之外了。此时期的创作，少了许多乐观、浪漫的情调，多了些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如《野田黄雀行》，诗人道出了恶势力的强大以及自己的无能无力。又如《赠白马王彪》，抒发了诗

人数年来屡受迫害而积压在心头的愤慨。《洛神赋》也是作于这一时期的，丁晏根据《洛神赋》的序云：“序明云拟宋玉神女为赋，寄心君王，托之宓妃，《洛神》犹屈宋之志也。”细细看来，曹植当

时的心态的确有屈原放逐的悲伤。还有《九愁赋》：“恨时王之谬听，受奸狂之虚辞，扬天威以临下，忽放臣而不疑。”《九咏》云：“民生期于必死，何自苦以终身，宁作清水之沉泥，不为浊路之飞

尘。”《鹦鹉赋》：“岂余身之足惜，怜众雏之未飞。”《离缴雁赋》：“怜孤雁之偏特兮，情惆焉而内伤。”如此等等，心绪大致相类。

同曹植有所不同的是，庾信由南入北后，不仅创作风格发生很大变化，而且创作质量更是得到大大提升，并最终到达了一个创作高峰。杜甫评价“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便是对他后期创

作的极大肯定。承圣三年，庾信第二次受命出使西魏，因江陵陷落，便从此羁留于北方，直到581年去世。在北方的三十年间，庾信虽然时任高官，但都是有名无实。当时的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

加之故地难回，庾信的心态和创作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其总的思想感情基调是故国之情和乡关之思。据《周书》本传记载庾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4]他以乡关之思发为哀怨之辞，蕴含

丰富的思想内容，充满深切的情感，笔调劲键苍凉，艺术上也更为成熟。杜甫的《咏怀古迹》中评论其“暮年诗赋动江关”，正是指他后期作品的艺术特色。时代的苦难和个人的不幸交织在了一起，使

庾信产生了“正是古来歌舞处，今日看时天地行”（《代人伤往》）的历史沧桑感。他和以前的文学侍臣的身份大不相同了，感情也从空虚苍白转变为沉郁忧愁，充满感伤时变、魂牵故国之思，他更深

刻地意识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如同“一马奔腾，无一毛而不动；一舟之覆，无一物而不沉”。（《拟连珠》其十九）他的创作题材，从以前的以宫廷唱和应酬为主，转为“人生几何，百优俱至”

的哀愁。

三、 立言的成功

刘勰在谈论建安文学时说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5]总体上表明了建安文学的特点和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由于个体的生活经历的

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学风格特点，其作品一定会打上浓厚的主观色彩。曹植和庾信的生活经历都发生过巨大变化，以至于前后期的创作风格有很大的不同。对曹植来说政治上的得失导致生活经历

的变化，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最大，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曹植在政治上“立功”的失败造就了他在文学“立言”的成功。朱自清先生曾说过：“曹植在曹丕做了皇帝之后，颇受猜忌，忧患的情

感时时流露在他的作品里，诗中有了“我”，所以独成大家”。[6]由此可见，曹植的政治悲剧造就了他的文学成就。

文学始终是反应现实生活的社会性话语活动，从实质上讲，文学创作作为社会性话语活动，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反应。庾信在后期抒发个人的亡国之痛时，也能以悲悯的笔触反映人民的苦难，并归咎

于当权者内部的倾轧与荒嬉，这在他以前的作品中是极少出现的。《四库全书总目·庾开府集笺注提要》称赞庾信北迁以后的作品“华实相托，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由南

入北的经历，使庾信的艺术造诣达到了“穷南北之胜”的高度。庾信原本生活在北方，过着无忧无虑的弄臣生活，是宫体诗的代表人物，诗风绮靡，内容大多空洞无物。42岁出使西魏后，他接触了北方

的风土民情，并接受了北朝文学的浑灏劲健之风，加之乡关之思、身世之感，使他的创作风格逐渐转变，题材不断扩大，最终成为那个时期文学创作的集大成者。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本身就是社会存在的反应。曹庾的文学创作都是其在社会生活中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为任何创作都不可能完全是凭空构造的，必须植根于大环境下的个

人的生活经历中。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过：“人秉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7]任何创作都是外部的世界和主观的作者相结合的产物。

参考文献

[1][5][7]刘勰.文心雕龙.[M].山东画报出版社

[2][3]陈寿.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M].中华书局

[4]令狐德棻.周书·列传第三十三 - 王褒.庾信.[M]中华书局

[6]朱自清.经典常谈[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