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近代条约口岸体制的另一面

廖利

摘要：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卷入国际社会体系之中。之所以被称为卷入而

不是进入，是因为那不是中国自愿性的参与，而是在船坚炮利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不平等条约就是这种城下之盟的产物，它的一系列签订，使中国长期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更使中国传统的朝

贡体制走向崩溃，转变为中国近代新的外交体制——条约口岸体制。传统意识中此体制只单纯代表着不平等和屈辱，本文试图摆脱这种常规意识，探求条约口岸体制的另一面。

关键词：朝贡体制 条约口岸体制 另一面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2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此条约开始了中外之间以条约作为协调相互间关系的时代。自此条约后，中国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而建构了

中国近代新的外交体制——条约口岸体制，从此，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之中，开始了近代意义的外交格局，而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则走到了尽头，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完成了其历史的使命。

中国所建立的条约口岸体制，是确保列强在中国享有特权的制度体系，是保障列强在中国殖民掠夺的强大支柱，所以其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怎么书写也不为过。但是，马克思曾说过“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①因为在此体制下的中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指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是指中国跨入了近代化的体制框架内，冲破了传统体制的限制

，进入了自我改良和革新的时代。

一、朝贡体制转变为条约口岸体制

朝贡体制是指，中国以自己的文化优势要求其他区域的统治者必须认可中国天子高高在上的权威地位，以日益复杂的官僚机构和规章制度维系着这套制度的象征。中国维系其统治的传统外交体制跨入近

代，在外力的冲击下，走向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种体制：条约口岸体制。但是这种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段过渡期。

这一过程对于中国而言充满了屈辱和血泪，同时这一体制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条约口岸体制标志着中国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失去了主权独立，晚清政府成为了洋人的朝廷，加在人

民身上的负担不断加码。中国此时期步入了黑暗和艰难期。然而，中国人民从不坐以待毙，所以，条约口岸体制下中国出现了另一风景，指示出中国苦难背后的光明。

二、经济的另一面

在条约口岸体制的大背景下，西方对中国侵入的同时，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中国学习西方，采用了机器大生产，实行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时贸易发展也不仅限于一地，表现为全方位、

多元性，并与国际贸易接轨。中国经济步入了近代化的潮流中。

口岸开放后，中国经济融入了国际贸易的洪流中，给中国带来了一系列积极影响。以茶叶为例，五口通商后，茶叶出口大幅度上升。1867年，中国供给了欧美国家茶叶消费总量1.9亿磅的约90%。类似的

现象还有烟草、蚕桑等经济作物，也广销海外，此现象促进了中国农业产品的商品化进程。同时各大开放口岸也在贸易国际化的潮流中联系更加紧密，相互间配合发展。从上海和宁波关系即可看出：宁

波由于直接进出口有限，几乎所有的进口商品都从上海运来，在宁波付进口税。出口的湖丝、茶叶、棉麻等大宗商品也多经上海港转运出口，据估计“有80%的宁波棉花经由上海运往日本”，绿茶也经上海

运往美国和英国。宁波缺乏对外远洋航线的开辟，因此“上海是宁波买卖货物市场”。②这种现象的出现，打破了中国的封闭局面，有利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形成，同时也有利于对外竞争。

贸易的国际化必然要求经济生产方式的国际化。在中国，新式的公司企业制度随着外国侵略者的入侵引进中国，在通商口岸争相设立贸易、轮船、保险、银行等洋行，而华人也争相参与其中。在上海等

通商口岸，已有一些买办或买办商人，通过依附外资轮船公司，参与近代航运业的投资。19世纪60年代在上海几家主要外国轮运企业的资本构成中，华人投资多占一半以上。③除华人投资外，也有一些

华人受雇于外商公司。通过以上方式，现代型的公司企业制度在中国落地生根。这对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和示范效应：对于国人以公司组织形式创办近代企业有着直接的影响和刺激，同时外商公司的

成功经营以及华人附股也让国人看到而且亲身感受到了西方公司制度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的优良之处，此外还给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管理和经营人才。

条约口岸体制下，中国经济在深受外国经济入侵的情况下，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我国的民族工业举步维艰，但是困境背后也产生了经济的其他效应，中国的国际贸易获得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方

式与国际接轨，这些都有利于中国融入国际化进程中。从现实就可以充分说明，集中在通商口岸的现代经济，凡是确已发展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中国人手里。中国买办，当然早已掌握了中国境内

所有外国人的生意。④

三、外交体制的的另一面

中国进入近代，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和西方殖民者打交道，因为中国所面临的对象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对象，而是在政治、军事、文化上都优越于中国的新的外来者。中国是在战争的炮火中

被硬生生的拖入新型的外交体制当中，所以大多数人认为中国近代外交是屈辱型外交，被动型外交，没有任何自我的东西出现。的确，条约口岸体制下，中国外交是为外国殖民者服务，但是，中国并不

是机器，在外交的接触过程中，也会有所启示和反思，因此中国外交存在被压迫的另一面。

条约意识的萌发，外交人员懂得把其应用到实际的外交当中。外国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内容都是维护外国侵略者的特权利益，中国早先由于昧于对国际法的认知，在签订条约时草率从事

，但是已经不可挽回。因此在国家还不够强大时只能就条约内容规定尽力维护国家利益。1869年，文祥对英国公使阿礼国说“撤销你们的领事裁判权的条款，那么商人和传教士就可以定居在任何地方和

一切地方；但是要保留它，那么我们就一定尽量把你们和我们的纠纷限制在各条约口岸”。⑤所以，中国外交人士在对外交往中已经具备一定的外交常识，懂得以条约作为外交手段来论外交。

外交机构的兴办。《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为了处理与外国的事物，在五通商口岸设立五口通商大臣，管理对外事务，这是传统型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变的开始。随后在1961年创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后改为外务部。谈到此机构，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卖国求荣的机关组织。事实上他为中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通过此机构引进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中国通过此机构掌握了外交的联系性原则，并通

过他进行外交谈判；中国通过此机构提升中国在外人眼中的威信。⑥如中国洋务的办理是在这一机构的领导下进行的，1866年此机构派出中国第一个观光使团，1868年又派美国人蒲安臣出使欧美，1862

年此机构创设京师同文馆，培养外交人才……这些举措充分说明总理外国事务衙门已经具备了现代外交机构的特质，这对中国的外交转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性，进一步推进了朝贡体制的崩溃瓦解。

条约口岸体制下，中国形式上无外交可言，但实质上，中国在外交上仍然获得一定收获，懂得了國家组织结构在外交斡旋中的重要性，懂得了如何通过国际法，也就是条约进行外交对决，同时也意识到

外交人才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所以近代外交不仅仅只有屈辱，也有很重要的成果。

四、文化的另一面

鸦片战争后，西学开始大量传入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打破万马齐喑的传统知识结构，开始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鸦片战争后，随着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教会学校也随着西方

宗教势力的入侵而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出现。到1860年，天主教耶稣会在江南一带已发展教徒7. 7万人，有传教据点400余处，传教士约50人，天主教小学90所；基督教传教士约100人，新教徒约2000人，设于“五口”的基督教新教小学就达50所，学生1000余人。⑦以后教育发展程度不断提高，后来甚至出现了很多教会大学，成为了我们现代大学的雏形。同时随着教会学校

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文化素质，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而且也促进了科举制的瓦解，推进了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所以，传教士对于中国文化的侵略起到了反效应。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必然与中国文化发生碰撞。从早期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自强”，再到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最后到马克思主义，都是西学给中国

带来的思想力，在引入者会通的过程中应用于实际，以达到本土与外来的结合。但会通的过程中，由于各知识分子的立场不同，知识结构不同，所以论证上产生了不同的见解。如历史上的三次论辩：洋

务派与顽固派、维新派与洋务派、革命派与维新派。正因为此，中国近代思想界出现了非常活跃的气象，这就是西方文化给中国带来的文化生机。

所以条约口岸体制下，中国文化出现的是另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给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为中国培养了新型人才，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改革的血液，推动着中国摆脱压迫困境，走向民主独

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美]何伟亚：《怀柔远人：吗噶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3][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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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梅龙、景消波：《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

[6]戴鞍钢：《晚清史》，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年版。

[7]费正清：《美国和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

[8]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9]李扬帆：《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国的世界观念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熊月之：《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11]顾长生：《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2]李兆祥：《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13]陈旭麓：《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注解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页。

②陈梅龙、景消波：《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海关十年报告（宁波，1882-1891年），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③戴鞍钢：《晚清史》，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页。

④费正清：《美国和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页。

⑤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42页。

⑥李扬帆：《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国的世界观念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

⑦顾长生：《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