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粱梦故事题材的演变

刘磊

摘要：在唐传奇《枕中记》中，“黄粱梦”实现了落魄文人的所有愿望，娶高门女，中进士，建功业，享尽荣华；自此，按照自己的理想对“黄粱梦”加以创造和阐释的文人

不绝如屡，《枕中记》、《吕洞宾黄粱梦》、《邯郸道醒悟黄粱梦》、《邯郸记》成为这一题材的代表作品。本论文旨在对《枕中记》、《邯郸道醒悟黄粱梦》、《邯郸记》这三篇有关“黄粱梦”故事

题材的演变的分析，揭示作品出现的原因。

关键词：黄粱梦；题材；演变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2

前言

“唐代文学，诗歌小说，并推奇作”。[1]（《唐人小说》）在诗为至尊的时代，唐代文人让读者感受到唐传奇的世界也是一个充满创新精神和特异才华的世界。唐传奇《枕中记》便是代表，情节曲折

生动，语言精彩凝练，其故事名曰“黄粱梦”，对后世影响深远。“宋元戏文《吕洞宾黄粱梦》、元人马致远的《邯郸道醒悟黄粱梦》杂剧、明代汤显祖的《邯郸记》传奇，本事皆源自《枕中记》。”

[2]（《唐代小说重写研究》）其中《吕洞宾黄粱梦》出自徐渭的《南词叙录﹒宋元旧篇》，由于南戏文本已佚，剧目内容今无从考证，因此，本文不作论述。本论文试图通过对《枕中记》、《邯郸道

醒悟黄粱梦》、《邯郸记》这三篇有关“黄粱梦”故事题材的演变，分析作品出现的原因。

沈既济《枕中记》

沈既济，生卒年不详，约750～800年，吴兴德清（今浙江）人，一说苏州吴（今江苏吴县）人。其博览群籍，尤工史笔，受知宰相杨炎，于德宗时拜左拾遗、史馆修撰。建中二年（781年），因杨炎被贬

而受牵连，被贬为处州（治所在浙江省丽水县）司户参军。后复入朝，官至礼部员外郎。《枕中记》是中唐传奇作品创作较早的名篇，也是中唐划时代的作品，作为梦幻小说的重要代表，对元、明、清

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

小说讲述了落魄文人卢生在吕翁所授瓷枕上入枕幻梦，梦醒后，淡泊名利的故事。学界公认其构思源于宋刘义庆《幽明录》所记“杨林”一事，但其情节离奇曲折，语言精彩凝练，富于幻想，情节也有

较大改动，远远超越“杨林玉枕”的故事。有人从道教影响来考察这篇小说，它固然有道家超然物外的影子，本来释道就是杂糅的；从其故事类型看，佛教对其影响更大。

现代学者公认《枕中记》原型为干宝《搜神记》中焦湖庙祝使杨林入枕幻梦的故事。同样，霍世休先生在《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这篇文章中也指出：“《搜神记》的故事与《枕中记》，实出自一个

共同的来源，那就是印度的故事”。在这里，霍先生只是认为《枕中记》的源头出自印度故事而已。“《枕中记》故事原型”这篇文章提供了《枕中记》可能受印度佛经影响的事实。“霍世休先生撰《

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一文，论佛经对唐代小说的影响，列举梦幻、离魂、龙女、杜子春等故事类型，将佛经对中土小说的影响扩展到故事类型研究层面。”[3]（《佛经叙事文学与唐代小说研究》）

另外，在《试论佛教对唐传奇影响》一文也指出“梦幻主题小说，受道教影响毋庸置疑，但不可夸大其辞；实际上，它们更多地受到佛经的影响。”故汪辟疆《唐人小说》在论述沈既济《枕中记》时指

出：“唐时佛道思想，遍播士流，故文学受其感化，篇什尤多”。

中国文化一方面有儒家“学而优则仕”之官本位，亦有释道反其道而行之，视官禄富贵为梦幻，以求心灵的解脱和自由。《枕中记》这篇小说，以道教为叙述框架，亦涵容佛家之人生观，然大部分篇幅

皆在叙述卢生的官场生活，在梦中经历了五十余年崇盛赫奕的官宦生涯。但仕途坎坷，宦海多艰，虽然历任显职，功勋卓著；却屡遭同列陷害，两次被贬，被逼的走投无路时，竟要“引刃自刎”。当此

之时，“思衣短褐，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梦醒后，顿悟“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功名利禄之心遂成死灰。中国文人受到官本位思想的刺激，其烦恼尤以科举失意

和宦海浮沉最为频繁和沉重。《枕中记》作者沈既济，身为史学家、政治家，曾经亲历宦海浮沉，生死磨难，故其更易通览透彻人生，因而卢生的“顿悟”，也是沈既济借此想表达的人生态度，对待荣

华富贵，得知不必喜，失之不可悲，抱着超然达观的心态。在唐代，婚与宦是士子们梦寐以求的两大目标，为达到此目的，就必须中进士，而唐代每年的进士名额有限，所以，大多数士子只好望门兴叹

，遂转而于“顿悟”中寻得精神慰藉。

从《枕中记》出现原因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是受到了佛道思想的影响，但是，内容还没有同宗教完全联系起来，作者将协作的重点放在“枕”之奇，“梦”之奇上；写卢生梦醒后，“稽首再拜而去”，

并未交代卢生从翁学道的情节。而且，主人公也由最初的焦湖庙祝和县人杨林变成了卢生和道士吕翁，为《黄粱梦》的创作提供了比较完备的情节。

马致远《黄粱梦》

到了元杂剧大家马致远手里，又根据《枕中记》的情节演绎了《黄粱梦》。故事内容发展为：书生吕岩前去求取功名，在邯郸道黄华店内遇见仙人钟离权。钟离权给吕一枕头，吕枕之入睡，梦中经历了

富贵穷通。考取了功名，娶得高家女，官拜司马大元帅，踌躇满志，威风八面。可是，一旦身处宦海，便经历了喝酒吐血，受贿卖阵，妻子变心，争执被杀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当他深受酒、色、

财、气之祸后，才幡然醒悟，知道了仕途的凶险，决定同钟离权出家修道，此时，店婆婆所煮黄粱米饭未熟。该剧基本上承袭了《枕中记》中的情节，但有所改动。结局不同，《枕中记》中卢生被同僚

诬陷，自杀遇赦，后得寿终；而《黄粱梦》却是一个悲惨的结局，吕岩妻离子死，成为孤家寡人，最终看破酒、色、财、气，决定修道。在主题上，《黄粱梦》比《枕中记》更加明确，马致远将写作重

点由好“奇”变为宣扬神仙道化思想。

《黄粱梦》的题材属于神仙道化剧，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马致远生活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性的时代中，阶级压迫沉重，民族矛盾尖锐，政治局面混乱。这在《黄粱梦》中有鲜明的体现，吕

岩任兵马大元帅去前方打仗，竟然私自“卖阵”，官员们为了金钱，不仅卖官鬻爵，竟然大胆到连阵都敢卖，把国家、百姓生死存亡置之度外，可见当时官场的黑暗以及为官者的贪婪。吕妻与魏尚书的

儿子魏舍私通，被吕岩抓住，吕岩愤而要杀妻，为老院供劝阻。后吕岩因卖阵之事败漏，被天子问罪，虽然吕岩属于咎由自取，但也是由于魏舍公报私仇，向天子告发造成的。朝廷的大事，国家的要务

就这样被官员们用来公报私仇了。对吕岩的人生进行总结时，作者并没有延续《枕中记》的结局，让卢生在享尽荣华富贵之后寿终正寝，而是让吕岩被罢官遭流放，妻子离去，儿女被强盗杀害作为结局

。在作者的笔下，吕岩的梦境反映了元代社会的黑暗与混乱，也更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作者出自一种对黑暗现实的失望以及愤恨，感叹人生无常，荣华富贵，出将入相的事业，不过如梦幻

泡影，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有现实生活作为基础的，它通过幻象的形式暴露当时统治阶级的黑暗及腐朽的情形，写出了朝廷上的倾轧，达官贵人们的昏庸，政治上裙带关系的重要等等。使人对当时社会的

现实本质有了更加清楚地认识，并且作者对黑暗的现实进行了揭露和鞭挞。元代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从元朝的许多文献记载来看，儒学的主导性地位已不复存在。汪元量的《湖山类稿》有：“释氏

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南村辍耕录》中有更直白的“九儒十丐”之说。依照蒙古统治者的主观意愿则是：“三教里，释迦牟尼佛系当中间安置，老君底、孔夫子底像左

右安置，自来如此。”[4]（《元代白话碑集录》）。儒学正处于失重状态，儒家文化失重最直接的后果则是传统选官制度即科举制度的实施不利甚至是废驰，这在一定程度上断送了传统知识分子们的

唯一的晋身之阶。此时的知识分子，处于空前的社会灾难和国家变故，民族矛盾激烈的社会环境中，政治地位下降，经济生活无保障，报国无门，深感现实的灰暗和无望，普遍带有悲观消极的思想。主

人公吕岩所遭遇的变故，生命的无常感跃然纸上，仿佛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随时都有丢掉性命的可能，选择跟随钟离权出家，是对无望现实的一种无力反抗，远离黑暗而且混乱的社会，方能保全

自我。这虽然是一种消极的反抗，也不失为一种反抗的方式。

马致远宣扬的神仙道化思想与当时全真教在北方的盛行，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全真教提倡以道为基础的儒、道、佛三教合一，主张性命双修，提倡“外则应援，内则养固，心上忘机，意不着物”的处世

态度，劝告人们珍重“吾身”、认识“真吾”，参悟生命的真谛，它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儒家积极入世，匡时济人，佛教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精神，将道德修养和精神修养相结合，以达到超越生死，

忘却人世间一切烦恼牵挂的境界。这一类说教，对于仕途失意，焦躁彷徨，身处乱世，无所适从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具有抚慰作用。因此，全真教成为不少文人精神上的避难所。马致远借鉴并吸收了

全真教的思想主张，宣扬人生在世，应与社会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求取心理上的安慰和平衡。在《黄粱梦》中，作者安排吕岩跟随钟离权修道，让其避开堕落、压抑的社会，也为现实生活中处于苦闷

的知识分子指出一条出路。

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对后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明代，以“黄粱梦”为题材的杂剧作品也不少，这种题材已成为杂剧这一形式的传统题材。

汤显祖《邯郸记》

《邯郸记》传奇剧本，明汤显祖著，共30出，见《六十种曲》。其题材取自《枕中记》，对于卢生的最后结局，《邯郸记》改编的与《枕中记》大为不同，一改《枕中记》中卢生急功近利的心态，成为

一个对尘世无所眷恋的、并与“八仙”并列的仙界护花使者。这种大的变化，给人出乎意料的结果，无不称奇。《邯郸记》的结局更加让人明白作者的主旨意向，同时，也更加明确地宣扬了神仙道化色

彩。

《邯郸记》在宣扬神仙道化的同时，融入作者本人的深刻经历的体验和玩味。汤显祖的祖父笃信道教，父亲却是个儒士，“为文高古，举行端方”，他们对少年时代的的汤显祖都有影响，所以，汤显祖

说：“家君恒督我以儒檢，大父辄要我以仙游。”深远的家庭渊源，使汤显祖既有很强的入世情怀，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不甘妥协，勇于战斗，对晚明黑暗的政治现实作了深刻的揭露与剖析。同时，又

与佛道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入世的情怀中隐伏着极强的出世思想。在其人生道路即将步人半百的时候，带着宦海沉浮的斑斑伤痕，带着对朝政的深深失望，于万历二十六年，愤而辞官归家，潜心戏

曲创作，发为歌吟，无疑寄托着他对人生、社会的哲理思考。早年受过熏陶的佛道思想，这时已在他心目中占有相当的位置；由于阅读著名思想家李卓吾的著作，又和著名和尚达观来往，从而加深了汤

显祖的出世思想。这种思想在其戏曲作品《邯郸记》中有着明显的印记。作为读书人的卢生，不甘于平淡，汲汲富贵，在吕洞宾所授磁枕上入梦，娶美眷，加官晋爵，后拜为相，年及八十，因病而终。

梦醒后，对梦境中的一切仍然眷念难舍，经过吕洞宾的点化，开始有了觉悟，便说：“罢了，功名身外事，俺都不去料理他，只拜了师父吧。”之后，吕洞宾引卢生来到蓬莱沧海，众仙轮流点化他，他

才彻底抛弃执念，最后，张果老说道：“且住，卢生被众仙真数落，这一会他敢醒也”，卢生却说 “老师父，你弟子痴愚，还怕今日遇仙也是梦哩。”——连“游仙”也是梦，一切都是虚幻不存在的。

可见，汤显祖对这个社会的绝望态度。

《邯郸记》创作于明代万历年间，这是明代历史上一个极为黑暗、动荡的时期。多次权臣擅专，政治黑暗，互相构陷，层出不穷。吴梅说《邯郸记》“备述人世险诈之情，是明季宦途习气，是以考万历

年间仕宦况味，勿粗鲁读过。”作品中，皇帝沉迷于金钱，整日里寻欢作乐，而且不明是非，听信谗言；奸佞小人宇文融心胸狭窄，因为卢生没有贿赂自己，便心存记恨，百般构陷，一些小人物也不甘

寂寞，落井下石。整个朝廷乌烟瘴气，污浊不堪。这种混乱的政治现实是晚明社会的真实写照。当时的朝廷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曾经怀揣着满腔济世之情的汤显祖，面对无望的社会，选择辞官

归隐，彻底远离了政治。《邯郸记》中的卢生放弃对尘世的眷念，成为仙界的护花使者，皈依佛道，是作者在愤怒和无奈的现实中做出的艰难的抉择。

《邯郸记》已完全为佛道思想所笼罩，作者不再向“临川四梦”中的前两梦一样来歌颂情，而是主张人应该无情，教人从情的迷界中解脱出来，梦中的出将人相、文治武功、夫贵妻荣，以及官场的倾轧

、权位的升降、生命的长短，都是作为否定的对象而存在，是毫无意义的，作者是以种种现实人生镜象为证据，来阐说其“是非成败转头空”的佛道理念。晚明敏感且敏锐的知识分子梦醒后无路可走，

不得不以否定俗世的佛道思想为旨归的思想状况。汤显祖怀着极度矛盾、痛苦的心情去否定“情”的，正是这种对人类理想彼岸执著的向往，却又无法在现实中实现，才使他不得不将“情”纳入“空”

的世界。

通过对以上作品的分析，“黄粱梦”故事题材演变过程中，三部作品的佛道思想也在逐渐加强。这在作品中人物的结局和授枕之人身份的不同方面体现的恰到好处，《枕中记》中的卢生在梦醒之后领悟

到了人生的道理，对功名利禄是非进取也表现出了淡泊之心。《黄粱梦》中的吕岩经历种种仕途变故后，决定跟随钟离权修道，与仕途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而《邯郸记》的卢生已经对尘世无所眷恋了

，后拜吕洞宾为师，经不断的指点迷津荣升到八仙之列，最终得道成仙，此时，卢生完全了抛却了世俗的欲念。与此同时，授枕人的身份从最初的道士吕翁到仙家钟离权，以及最后的吕洞宾和八仙，作

品中的神仙道化思想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与此同时，作者对科举制度的尖锐抨击和对官场黑暗的彻底否定的倾向越来越清晰，而且这种对现实的批判和否定精神也在不断加强，无情地揭露出了统治阶级

奢靡的生活，這在《黄粱梦》和《邯郸记》中表现的更加明显。如果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形，就会理解作者这样写的目的，不是为了消极避世，而是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有力批判和否定。从《枕中记》梦幻

泡影所蕴含的佛道思想到《邯郸道醒悟黄粱梦》单纯的宣扬佛道的消极思想再到《邯郸记》中对佛道思想的否定，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仕途中所走过的矛盾挣扎的心路历程，佛道思想只能

暂时使他们忘记精神的痛苦，但是，难以解决现实的困境；对佛道思想的最终否定，是他们对自我真实情感和想法的回响，不为名利所困，坦然而又旷达的生活，这是对动乱时代和宦海生涯的清醒认识

，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回归和觉醒，值得深思。

综上所述，以“黄粱梦”故事为原型题材的作品，都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我们不仅可以重温历史，还可以读到由“黄粱梦”故事题材的不断嬗变所带来的文学，读到反映当时时代风气的画卷，给

人以哲理的启迪和思考。

参考文献

[1]汪辟疆.唐人小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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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修生.元杂剧论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