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宗教改革与世纪英格兰民族国家的构建

周曼斯

摘要：宗教改革前的西欧社会是一个宗教普世主义下的二元政治体制社会，传统的阶层制国家只有边陲而无国界，中央政权对地方控制有限，因而君主一直处于与教权和地

方贵族分权的政治斗争中。都铎王朝时期的宗教改革破除了基督教神学大一统的局面，将宗教事务变为民族事务，创建了民族教会，推广民族语言从历史、文化、语言、心态上推动了英格兰民族认同，

催化了民族意识，构建了整合性的英格兰民族。伴随宗教改革而来，英王亨利八世来及其后继者不断健全国家机器以及法律实践，在民族与国家的共同建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民族国家这种新型政治共

同体。

关键词：宗教改革；民族国家；构建

中图分类号：K56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1

民族国家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历史表明民族与国家并非同时形成，有些民族在民族认同被唤醒后，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保证成员的幸福、财产、安全会努力追求建立一个以民族共同体为核心的国家；有

时国家先形成，再运用国家主权的力量创造、形成民族共同体。通过构建悠久历史、追溯民族传说故事，形成共同的纪念日，“发明”民族传统，提高民族与国家的整合程度。英格兰是典型的民族和国

家构建同步进行的代表，本文旨在以英国宗教改革为切入点，探讨都铎王朝时期的宗教改革与英格兰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的互动，阐明宗教、文化因素对民族形成的巨大影响。

一、民族教会的出现与民族情绪的增长

中世纪以降，英国缺乏形成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世俗君主不能完整地行使独立国家的最高司法权，王权既受到地方分权势力的牵制，又受到教权主义的掣肘。由于“历史上世俗性自治和自我管理的能力是

一个民族国家独立于罗马司法权的重要标志”。未来的英国民族国家发展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消除由封建主义造成的政治离心力，克服被罗马教廷所攫取的世俗国家主权。由于英国中央集权化程度低，宗教

力量就极大的弥补了政治力量的缺失，从而在宗教领域与罗马教会的决裂也就相对彻底一些。

1485年长达30年的玫瑰战争结束，亨利家的都铎夺取了英格兰王位通过联姻与约翰家族和解，开始了都铎王朝的统治。亨利七世继位之初，中央官僚机构开销巨大，战争费用日益上涨。为了削弱对地方

贵族的依赖，亨利七世只得精打细算，缺乏常备军更使得都铎王朝地位不稳。为了巩固王权，都铎王朝的君主开始采取和日益壮大的城市中产阶级合作的策略，以期能够压制地方势力坐大。另一方面，

为了将世俗君主权从罗马教廷以及教皇手中夺权，自亨利八世开始，以离婚案为伊始掀起了宗教民族化运动。

亨利八世是都铎王朝第二位君主，他以其妻西班牙的凯瑟琳未能产下男性继承人为借口，向教皇克莱芒七世申诉离婚。由于凯瑟琳的特殊地位离婚案迟迟得不到批准，而国内旧贵族又百般阻挠，亨利八

世索性联合新兴资产阶级迎合了他们对商贸自由的需要，共同与国内地方旧贵族斗争，从上到下进行改革建立了民族性的教会—安立甘教。

民族教会的建立影响深远，英国国教的首脑不再是罗马教皇，英国世俗君主兼任宗教领袖，而这一法案是宗教改革中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它对亨利八世的专制君主地位作了明确的法律表述，标志着英国

在司法领域内正式与罗马断绝关系。民族国家建立的障碍之一被清除，世俗性领导权成功的回归于君主手中。

二、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的发展

中世纪神学强调救赎的关键在于圣功以及兜售赎罪券，以教职人员为媒介与全能的主进行沟通，从而洗清罪过，灵魂净化得到救赎。新教尤其是路德派主张“因信称义”，申称所有的信徒都能得到赦免

，只要坚持信仰并且坚持圣经律法；信仰在于内心的灵感而非外在形式；每一个信徒都不需要中间组织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新教就像一道分水岭，打破了罗马天主教的“普世公教性”，信仰成为了个

人意志的体现，新教成为了关于《圣经》的宗教。人们在《圣经》当中找到了上帝选民的典型，而英格兰人更是成为了其中的精英。

在议会演说以及众多文学作品中，英格兰人以本民族的语言表现本民族的荣耀。1525年首次有了《圣经》的部分英语译文，1538年有了英语《圣经》的实际发行版①，方言版的圣经在英格兰产生了独一

无二的影响。首先识文断字在16世纪英格兰是一种宗教美德，方言版的《圣经》出现使人们不仅仅满足于拥有《圣经》而是学会去阅读它，从而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上帝的箴言。同时阅读《圣经》的

活动也拉近了社会上层阶级和平民之间的距离，有权势、有学识之人也鼓励平民通过阅读《圣经》与上帝进行交流。托马斯·霍布斯甚至认为英语圣经的出现要为清教徒的叛乱负责任“因为《圣经》被

译为英语之后，所有能读英语的男仆、女佣、都认为自己能够与上帝进行交谈，并理解上帝所说的话……对新教教会归正宗及其主教、牧师们应有的崇敬和顺从都烟消云散了。所有人都成为了教宗的裁

判，所有人都可以为自己解释《圣经》”。《圣经》由个人解释，个人理性破除了基督教的普世主义，也使得人们的民族意识团结到了作为英格兰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与众不同之处。

约翰·福克斯的一部基督教编年史作品《殉道者书》中表示英格兰与上帝订立契约，在过去它一直信仰真正的宗教，现在在宗教改革中它也引领世界。身为英格兰人即是真正的基督徒；英格兰人是上帝

的选民，他们深受上帝的宠爱；新教的胜利就是民族的胜利。②此书丝毫不含糊的指出新教和英格兰民族之间的共同利益，就这样民族和宗教就这样合二为一。宗教所带来的英格兰特选民族的优越论使

英格兰民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所区别，民族认同极大的增长。

三、君主成为民族和宗教统一的象征

16世纪英格兰的民族崇拜是牢牢的寄托在君主身上的，君主的形象是英格兰独特性和主权的重要标志。英国学者贝洛克指出“民族主义最初不是民族崇拜，而是君主崇拜”。而君主在此时，通过宗教改

革实际上成为了英国国教的领袖，也成为了英格兰民族的代言人。这种情形在都铎王朝女王伊丽莎白时期达到顶点，众多知识分子在文学作品中极尽其能对女王高赞颂歌，甚至达到让人难以忍受的程度

。埃德蒙·斯宾塞专为女王著述12卷长诗《仙后》盛赞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以及女王的伟大、为民族所付出的的巨大牺牲，而劳伦斯·斯通则认为这些阿谀奉承之词“是极端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将近半个世纪中，她成为了民族情绪的焦点。女王对英格兰民族认同给予了官方的支持，在新旧利益之间予以调和，此时的民族认同并非是通过族裔来进行界定，而是通过宗教来

界定。新教把个人从普世基督教中解救出来，赋予个人自身理解宗教的权利，从而极大的提高了个人自豪感和个体意识。都铎王朝诸国王成为民族统一的象征、民族抱负的核心和民族尊严的目标，那么，

新君主制就成为英格兰宗教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如果说近代民族精神是宗教改革的一面旗帜的话，那么宗教改革的最高成就就是民族国家的形成。通过宗教改革，教皇在英国享有的特权被取消，英王成为

英国国教会的至尊管理者，英国实现了以民族主义为精神支柱和以新君主制为政治基础的国家统一，这是英国民族国家发展的最初阶段。

参考文献：

[1]Lawrence Stone ，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1529-1642 ，PsychologyPress1986.

[2]Thomas Hobbes，Behemoth：The History of the Cause of the Civil Wars of England，ed William Molesworth . New York：Burt Franklin，1962.

[3]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第五条道路》，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4]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