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邡城关墓地青铜兵器纹饰探析

2014-08-26 10:41段德强
剑南文学 2014年2期
关键词:青铜器纹饰

段德强

摘要: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出土了大量陶器、青铜器等器物,其中青铜兵器的形制属于典型的巴蜀式,兵器上更是有丰富的巴蜀图语,这为战国秦汉时期巴蜀文字和文化

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巴文化和蜀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键词:青铜器;纹饰;巴蜀图语;巴蜀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1

一、概况

什邡城关墓地于1988年8月在什邡县城首次发现,至2002年底,共清理出墓葬98座,其墓葬形制较为复杂,随葬器物较丰富,文化因素多样①。就其随葬品而言,总计有1096件,其中铜器占全部随葬品的

38.7%,铜器中又可分为兵器、工具、容器、服饰器、车马器、印章和杂器七大类,其中的兵器数量最多,占所有铜器的58.3%。什邡城关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物上有丰富的巴蜀式纹饰或符号,这为研究巴

蜀文字、巴蜀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二、纹饰分类

同时期类似的巴蜀式纹饰或符号还多见于重庆冬笋坝、广元昭化宝轮院以及成都平原周边各地出土的器物上。大多数巴蜀式纹饰或符号都铸刻在青铜兵器上,其他如炊器、工具、服饰器、车马器等均较

少见。纵观什邡城关出土的各类铜器上的纹饰或符号,可大致分为两类:

A类:图像性纹饰。

此类纹饰主要以动物纹为主,常见的符号有:奔虎、虎头、卧象、蝉、鹿、兽、凤鸟等,形象生动,多写实风格(见图一)。此类符号多不具备文字意义,其中卧象纹、蝉纹、凤鸟纹等多是单独铸刻于

器物上,其装饰意义更为浓厚。而奔虎纹、虎头纹或者卧虎、虎食羊、虎食鹿等主题的纹样,非但多次出现,而且常伴以其他文字性符号,组合复杂,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图一)

曹定云先生说:“巴式器物纹饰中,虎的图像是最多的,虎的图像常常处于器物最突出和最显著的位置。这清楚地反映出巴人对虎的崇拜。虎应是巴人的图腾。”②从文献记载来看,巴人崇拜虎也有着

深刻的渊源。唐人樊倬《蛮书》:“巴氏祭其祖,击鼓而歌,白虎之后也。”巴人崇虎在众多出土器物上的虎纹、虎斑纹上得到了验证。但从地域上看,曹先生指出:“巴与蜀大致以涪江为界,涪江以

东是巴地,涪江以西是蜀域。”③什邡位于成都平原北部,当属“蜀域”,为蜀人的活动范围,为何出现大量巴人风格的青铜器物?

B类:文字性符号。

这类符号属于典型的巴蜀式文字符号,不仅在四川多地得以见到,在重庆、湖北、湖南等地也有出土。据统计,目前已发现了150余个不同的单体符号,它们通常是以一组或数组符号组合的形式出现,其

组合形式多样,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见图二)。下面选择几种主要的符号,简述如下:

1.手、“心”纹:此两种符号常与虎搭配组合在一起,故一并叙述。手纹为手前臂和手掌组成;“心”纹,有学者称之为花蒂纹,在《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报告中称为“心”纹,称此组合为“手心

纹”。曹定云先生指出:“此纹为一朵未开之花,或可称为花蕾。”④手、花蒂纹寓意是手握一支未开之花。另外,从城关墓地M54出土的一枚印章来看,印面出现两个花蒂纹相连的符号,或称为双蒂纹

(图二4),照此,应理解为“花蒂”而并非“心”。

2.水波纹:巴蜀之地河流众多,居民多依水而居,河流和水源对人们生活至关重要。因此不难理解四川地区会出现如此规模的船棺葬,故水波纹在纹饰中也有相当数量的表现,且多是与其他纹饰符号组

合出现。

3.梭形纹:如上所述,巴蜀先民与河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捕鱼就是他们的主要生产活动之一,捕鱼须用网,织网须用梭,因此梭形纹在巴蜀式纹饰中也有所表现。⑤

4.“王”纹:在青铜兵器或青铜印章上,常可见到“王”字为纹饰的组成部分。有的“王”字接近汉字,唯字体笔画的比例稍有不同;有的“王”字仍为符号形式,如M10出土的印章上的“王”字(图二

6),明显带有符号特征。(图二)

三、巴文化与蜀文化

《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在结语部分族属问题上说到:“什邡地处古蜀族地域的中心地带——成都平原,这一地域河流纵横,水网密布,便于泛舟行船,这也是难怪什邡城关墓地出土的10件车马器全

都出自非船棺墓中。成都平原一代曾先后发现了多处战国时期的船棺墓或船棺葬具,如成都、新都、郫县、彭县、大邑、蒲江、绵竹等地,除新都马家木椁墓为中大型墓葬外,其余均属中小型墓葬,但

2000年成都市商业街蜀王家族墓地的大型战国船棺、独木棺墓葬的发现,更是明白无误地说明船棺当是战国时期古蜀族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最为重要和最为流行的葬具,船棺葬俗亦成为战国

时期蜀国地域最为普遍的葬俗之一。因此,我们认为什邡城关墓地49座船棺墓当属蜀人墓葬。”⑥

照此分析,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兵器及器物上的纹饰符号亦即蜀地产物,换句话说,巴人甚为崇拜的虎在蜀地也一样重要。钱玉趾先生在《巴族文字的发现及文字特征》中谈到这样两个例子:在郫县红光

镇出土的一件虎纹青铜戈上,戈的正面是一只威武凶猛,口喷雾气的虎纹,虎铸刻于内部和援末处,戈的背面腾跃的虎脚下,一个椎髻的蜀人形象,双手被捆绑,双脚屈跪,虎与蜀人之间,还有枷锁或

牢笼一类的图形。钱先生认为这是一个蜀王的形象,铜戈上的巴族虎纹图像与虎爪下的蜀王图像,象征着巴人战胜蜀人。另外,在四川峨眉符溪出土的虎纹双结跪人铜戈上,戈的胡部刻一只猛虎,援末

部为屈跪、双手双脚被捆绑的双结巴人,巴人位于虎口之下。此戈意义与上例刚好相反,象征着蜀人战胜巴人。⑦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巴蜀两族之间确有差异,但更要肯定的是,两族在彼此交战或交

往中,文化融合、文化渗透更为强烈。虎不仅是巴人的独有崇拜,其在蜀地同样拥有崇高的地位,成为战胜敌人的象征物。

从除虎纹以外的纹饰符号看,也可得出巴蜀两地文化相似性的结论。而在城关墓地中的木板墓、木椁墓中,不仅葬式与巴蜀土著居民大有不同,而且出土器物中也无巴蜀式的青铜器及纹饰符号,其为外

族的可能性甚大。

四、结语

过去限于出土的材料不多,有关巴蜀文化的差异争论一直存在,随着出土材料的增加,例如什邡城关墓地出土的青铜兵器,使我们看到,无论是器物形制还是纹饰,巴蜀两地的共性都大于个性。什邡城

关墓地出土的青铜兵器,为我们解开巴、蜀古代社会的神秘面纱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新线索,那些至今难以释读的巴蜀纹饰和符号(或可称巴蜀文字),更是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内涵。

参考文献:

[1][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文物出版社,2006年.(274)

[2][3][4][5]曹定云:《从巴文化“虎”崇拜看周初“虎方”》,《巴蜀文化暨三峡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3)

[7]钱玉趾:《巴族文字的发现及文字特征》,《巴蜀文化暨三峡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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