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理论启示下的翻译研究

袁菁

摘要：由斯珀伯与威尔逊所推出的关联理论主张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用学，将语言交际视为一个明示—推理的认知过程。

在关联理论框架下，翻译亦被视为一项介于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的特殊交际活动，因此我们同样可将明示—推理过程来解释此认知活动。翻译者不仅是原文的读者，也是译文的创作者。作为原文的

读者，译者首先接收原文的字面意义，然后通过自身的语言能力、经验、认知背景以及其他知识进行推理，从而获取与原作者意图尽可能相似的意义；作为译文的创作者，译者又要提前预知译文读者的

认知环境和期望，然后在关联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翻译，目的是要呈献给译文读者一个最忠实于原文的翻译。

关键词：关联理论，翻译研究，语用学，交际，认知，关联性，译者，语境效果，推理努力……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2

自翻译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起，就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而语用学的介入，从指示语、会话含义、礼貌原则、言语行为到顺应论、关联理论等，更是为这些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个强有力的理论框架。

近二十年来，将语用学与翻译相结合日益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翻译的趋势。在此背景下，中国学者也注重运用语用学理论，分析外、汉语言之间的翻译。关联理论是语用学中较为全面、严整的一个理

论体系，是斯珀伯与威尔逊在格赖斯的交际理论和会话含义理论的基础上推出的。它将人类的交际活动视为一个认知过程，这无疑是西方语用学界的一个重大突破，影响力也远远超出了语用学的范畴。

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文化的一种特殊的交际，也自然地受到了关联理论的影响。关联理论可解释翻译、指导翻译，将它引入翻译研究，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都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和指导意义。

一、关联理论。

由斯珀伯与威尔逊所推出的关联理论，是语用学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理论之一。根据这一理论，人们之间的交际过程不再只是对信息纯粹的编码和解码，而能更好地解释为交际双方（信息发出者与

接受者）之间的一个认知活动，在此过程中，交际双方可以通过运用认知模式成功的达到交际目的，此认知模式就是：通过一定的推理，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从而找到最佳关联。因此关联性主要取决

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语境效果，另一个是推理努力。根据关联理论，信息接收者的目的就在于找到与自己的语境假设相关联的信息，“对于信息接收者来说，关联程度的大小可以根据推理努力或人之努

力和语境效果进行判断，可直观地用公式表示为：关联性=语境效果/推理努力。由此可见，关联性就是语境效果与听话人所付出的推理努力之间的一种关系（何自然、冉永平，2009）。①人类认知活动

——交际的目标在于通过尽可能小的推理努力获取最大的语境效果。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人们必须抓住最具关联性的信息，以获取这些信息与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

成功实现交际主要基于交际双方中的接收者是否知道和了解对话中所提及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和关联性。在认知过程中人们总是试图获取尽可能多的语境效果，但是实际上，在交际过程中，我们只能期待

一个最佳关联。关联理论下的语境指人类大脑中所出现的一系列的语境假设，目的在于正确地理解交际信息。因此语境不只是指交际双方分别所处的环境，或是交际背景本身，而是动态的，并且不断地

变化。另外，为了找到最佳关联，人们还需求助于明示—推理模式。我们将交际者的明示行为理解为两种意图，即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交际者生成一定的刺激（如话语），目的就是让听话人明白或

更加明白一系列的设想，这就是信息意图，简单地说，就是提供交际内容的意图。……此外，还希望是听话人和说话人互相明白交际者存在该信息意图，这就是交际意图，即让听话人明白说话人有一个

传递信息意图的意图（同上，2009）。”②由此可知，信息意图就是话语的字面意义，与信息发出者的明示有关；而交际意图则为话语的隐含意义，也是交际内容的真实意义，与信息接收者的推理有关

。当交际双方互相明白信息意图而实现交际意图时，双方才能成功实现交际。因此对于信息接收者而言，交际就是“识别说话人的交际意图的推理过程（同上，2009）。”③由此斯珀伯与威尔逊把交际

视为一种以明示—推理模式下的认知过程，其中，信息接收者的推理能力是获取信息意义的关键，而关联理论就为推理过程提供了非常有说服力的依据。

二、关联理论与翻译。

翻译是促进各民族、各文化之间沟通的重要手段，倘若没有翻译，人类文明的进步会受到致命的阻碍。如今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吸引着万千学者对其进行探讨与研究，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近些

年来，学者们越来越关注翻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尤其是语用学，它和翻译学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语言理解与表达。而在语用学的诸多理论中，关联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影响颇深。关联理论认为“

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互明过程，话语理解本身就是一种认知活动（同上，2009）④”，斯珀伯与威尔逊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用学，将语言交际视为一种认知活动。在交际过程中，除了要了解

字面意义外，更重要的是要明白话语中的隐含意义。一方面，字面意义为信息接收者提供了信息发出者的信息意图，接着信息接收者获得语境假设；另一方面，隐含意义又暗示了信息发出者实际上真正

想表达的意思，此时，信息接收者应该进行一系列的推理来了解交际中的隐含意义。对于一个优秀的翻译者来说，揭示原文真正所要表达的意义是翻译成功的关键所在。

在关联理论框架中，翻译被视为一项介于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的特殊交际活动，因此也理所应当的是一项认知活动。我们同样可将明示—推理过程来解释此认知活动，其中，为了达到交际目的，我

们也必须确保总是存在一个最佳关联。在这种意义上，翻译者不仅是原文的读者（信息接收者），也是译文的创作者（信息发出者）。作为原文的读者，译者首先接收原文的字面意义，然后通过自身的

语言能力、经验、认知背景以及其他知识进行推理，从而获取与原作者尽可能相似的意图。与此同时，作为译文的创作者，译者又要提前预知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和期望，然后在关联原则的指导下进行

翻译，目的是要呈献给译文读者一个最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因此译者在此交际活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发挥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2.2 以《蛙》的西班牙语译本为例，论关联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

《蛙》是莫言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它曾被誉为是“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获得了中国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随着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的揭晓，此作品备受关注。不同于莫言的其他作品，较之其他语言的版本，《蛙》的西班牙语译本可谓是率先译出，并且是直接由中文翻译而来，这就意味着中西两国文化在《蛙》的翻译过程中有了直

接的交流，为我们汉西翻译学者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研究契机。

《蛙》中描写了高密东北乡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令人痛心又匪夷所思的现代化进程。小说主人公“姑姑”一开始是一位优秀的助产士和妇产科医生，但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位忠诚的中共党员，因此后来是

计划生育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这部作品突出表现了中国的乡村文化，特别是在中国刚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国策的时候，更是表现了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及民间色彩，这些也无疑是翻译中的大难点。因此为了

让译文读者更轻松地理解原文所想表达的东西，译者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

译者作为作者和外文读者之间的沟通的桥梁，其任务就是确保交际的成功实现。为此，译者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采取各种战略来帮助读者找到原文和译文之间的最佳关联。所以，译者就必须了解读者

的认知结构、文化背景以及其他知识，然后选择合适于读者的最佳的翻译。以莫言的《蛙》的西语译本为例，我们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这要是被刘处长看见，你的饭碗就砸了。（《蛙》——第五部第一幕）

当译者看到“饭碗”一词时，理所应当进行一系列快速的分析：第一，“饭碗”是用来盛饭的容器；第二，在中国，“饭碗”一词象征人们用来养家糊口的工作；第三，在这句话中，“饭碗”一词不能

简单地理解为盛饭的容器而应取其比喻意义——工作；第四，在西方文化中，只有极少数人了解这一中国文化中的比喻，因此，通过推理，考虑到读者对译文的接受性，译者应该为译文读者（西班牙语

读者）展示的是这句话的隐含意义，因此这句话可以译为：

Si te hubiese pillado el se or Liu，habrías perdido tu trabajo.⑤

这里“habrías perdido tu trabajo”就是直接将“你的饭碗就砸了”译成了“你将会丢掉你的工作”。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素材实在是太多了，我感到有点像“狗咬泰山——无处下嘴”。（《蛙》——第四部第九节）

当碰到此类歇后语或是其他谚语、俗语时，譯者也不能不假思索地进行直译。就比如词句中的“狗咬泰山——无处下嘴”，对于一个既不懂中文、也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地理等知识的读者来说，他是很

难理解这句话是想要表达什么的。此时，译者就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推理能力，找到一个西语读者最易懂的方式来诠释这句话，最好是用一个西方文化中的比喻取而代之，帮助读者用最小的努力来获取最

佳关联。因此这句话可译为：

Tengo demasiado material，albergo la sensación de ser una serpiente que quiere engullir un elefante.⑥

西方没有泰山，更没有狗咬泰山一说，但却恰好有与其寓意相似的蛇欲吞象之说，两者喻意相似，译文的后半句“我感到我像是一条想要吞掉大象的蛇一样”正好不动声色地取代了“狗咬泰山”也隐含

了“无处下嘴”的意思。

当出现模棱两可的词句时，译者可以通过对上下文的分析，来取之与作者愿意图最具关联性的解释。比如：

呲牙咧嘴，呲牙咧嘴也没用，该流就得流，该劁就得劁。（《蛙》——第五部第四幕）

“呲牙咧嘴”是一种面部表情：咧开嘴巴，露出牙齿并上下咬合。中文字典中的解释一是形容相貌凶狠或样子很难看；二是形容难以忍受的怪模样。在西方文化中“ense ar los dientes”（露出牙齿）

的解释却是作威胁姿态或摆出攻击、对抗架势，还有“crujirle a uno los dientes”（磨牙）用来形容咬牙切齿。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神情有时候也可以形容其他的面部表情，比如笑，我们也可以用“

呲牙”和“咧嘴”完成。就如在这句话中，结合上下文，“姑姑”刚刚命令完婴儿们不许笑，因此“呲牙咧嘴”在这里形容咧开嘴笑。因此可译为：

No riáis. Aunque riáis，tengo que seguir haciendo abortos y vasectomías.⑦

译者直接将“呲牙咧嘴”译成了“笑”，符合上下文。

通过分析，我们清楚地了解到了在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中译者的重要性。在翻译过程中，关联理论给译者提供了一个很适用的思考和推理的模式，而译者要做的就是通过这一明示—推理模式

找到原文和译文之间的最佳关联，这既是关联理论的精髓，也是成功翻译的关键所在。

结论：

关联理论能给翻译研究提供一个良好的理论框架，根据这一理论，翻译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从编码到解码的过程，而被视为一项认知活动。在这个活动中，译者要帮助读者了解原文的真实意图，因此，译

者要对读者负责，要胜任自己的工作——尽自己一切努力提供给读者一个最佳的译文，译文既要提供充分多的语境效果又要使读者易于接受。

参考书目：

[1]M. Victoria Escandell Vidal，Introducción a la Pragmática，Editorial Ariel，S.A，Barcelona. Edición 3，2003.

[2]Mo Yan，Rana，traducido del chino por Li Yifan，Kailas Editorial，S.L，Madrid，2011.

[3]何自然、冉永平，《新编语用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莫言，《蛙》，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注解：

①引自何自然、冉永平的《新编语用学概论》，p314。

②同上，p303。

③引自何自然、冉永平的《新编语用学概论》，p304。

④引自何自然、冉永平的《新编语用学概论》，p324。

⑤译文引自李一帆译本，p330。

⑥译文引自李一帆译本，p285。

⑦译文引自李一帆译本，p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