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与创新

马骁

摘要：陈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被相当多的中国学者推举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研究的典范之作。本文通过文本分析，结合历年学界相

关研究成果，试图通过分析陈建华在《“革命”的现代性》一书中运用的方法与借鉴的理论这两者的创新之处，对陈建华的话语考证这一创新性方法和其追求创新的研究精神进行归纳与评价。

关键词：陈建华，革命，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J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1

一、 方法：立体辨证的革命解读

在《“革命”的现代性》一书中，陈建华在继承了实证史观与考据传统的基础上，又综合了刘禾的“跨语言实践”分析框架并对其进行创新，不仅使作品拥有更具时代感的分析和阐释，而且将话语考论

变成一种历史化的批判，能在考据推论之外“使理解和诊释走向多元和开放”[1]。

1、“众声喧哗”的“革命”话语。

陈建华对于“革命”话语的考证是多方位的，如文学批评家宋明炜所说，“无论革命作为意识形态神话，发挥话语的‘排斥机制，或者被贬为过弃的历史情节，充当被排斥的‘他者，都一直在参与

政治文化秩序的建构，甚至就停留在日常生活感受之中，从未离开。”[2]因此，在近代“革命”一词逐渐进入大家的视线中时，陈建华不仅关注着赞扬、欢呼“革命”的支持者，也同样关注使用“革

命”一词，但实际抵制革命的反对者；不仅考察对“革命”的使用，同时也考察对“革命”的拒绝使用；不仅寻找使用“革命”一词的欢呼心理，也寻找拒绝使用“革命”一词的心理障碍。

此外，陈建华关注的“众声喧哗”现象还体现在“革命”这一话语本身的暧昧性与复杂性。他不仅探寻“革命”话语内涵的演变过程与含糊性，同时也探寻“革命”话语的使用与历史真实之间的距离。

他通过拆分和解析话语内涵的复杂性，条理清晰地将含义一一列出，并指出他们之间的互文性。

2、“嘉年华”式的“革命”书写。

陈建华认识到“任何历史著作都不可能做到纯客观”[3]，历史上人们的“革命”书写与他们的思想倾向和政治主张是分不开的。在研究史料方面，陈建华同样不仅寻找史料呈现了什么，而且更加在意

的是史料有意或无意遮蔽了什么。具体体现在如下两点：

一是翻译过程中的误读现象。陈建华认为由于“革命”词语本身的多义性以及“革命”与其他相关词汇的错综关系决定了对其读解方式的多样性。并引用赵元任“主观介入”的观点，即翻译活动包括两

种语言与翻译者的“三重关系”。“翻译者在翻译两种语言之间，为自己创造了主观渗透的空间，往往显示出自身独特的处理手法与语言风格。”[4]因此“翻译者”能够从中获得极大的自由，从而在

汉语语境里构筑出新的主体。例如，王韬选择保留“革命”意义的多重性，孙中山取其义中的“法国模式”进行解读，而梁启超则取的是“英国模式”。

二是“后设”诠释中的遮蔽现象。不同于以往革命史的研究，陈建华在《革命的现代性》中还试图弄清“革命”的历史意义与后设诠释意义之间的区别，并在这一过程中把人的动机、性格甚至集体无意

识，与话语的生产过程、条件结合起来考虑。在对罗家伦所编《国父年谱》和罗刚所编《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初稿》进行分析时，陈建华就找到了他们所遮蔽的地方，即虽然他们的主张是以相对立的方式

存在，但陈建华对他们的“后设”意识进行了十分深入地挖掘，如果说罗家伦试图通过对某些历史史实的回避来营造孙中山这一“国父”形象的光荣一面，那么罗刚的《实录》则出现了对“国父”头上

的革命光晕的消解倾向。

二、精神：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如上所述，陈建华正是在汲取各种理论营养的基础上，才使得其“革命”话语研究拥有了多姿多彩的不同面向。这固然与他所受到的中国传统训诂学和实证意识有关，但对他的学术研究起了更加重要的

作用的是他在美国留学时期对西方理论的学习，以下即陈建华对三位著名学者的继承与创新。

1、 米歇尔·福柯

福柯是法国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癫狂与文明》和《词与物——人类科学的考古学》的出现使“话语”逐渐成为1970年代之后北美人文学科界的关键词之一。陈建华的革命话语

考论，也可以理解为“话语”与“考古学”互为表里的研究，这不仅是一种跨语际的文化旅行，同时也是一种跨时代的历史旅行。具体而言，陈建华将福柯的“话语”理论作为在翻译语境中一种新的对

语义变化诊释的方法，即“强调把‘话语来源、流通环节、传播机制等都考虑进来，追踪词语的历史过程。”[5]

但在对福柯理论进行实践的过程中，陈建华也对这一理论进行着创新。“我的 “革命” 话语的研究不完全依照福柯的理论，我所使用的是实证的、历史化的方法，却强调“话语”的“虚”的一面。”

[6]因此，他对于小说的想象确立了小说负载民族 “想象共同体” 的特殊身份。

2、雷蒙·威廉斯

威廉斯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不仅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重要命题，而且开辟了一种独特的从语言分析角度研究文学和文化的方法，即关键词研究。陈

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被相当多的中国学者推举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研究的典范之作，成功应该说很大程度归功于极有效地运用了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方法来解决中国的学术问题。

但不同于威廉斯对131个关键词的广泛研究，陈建华把这种广泛性细化了，他抓住了“革命”这一中国近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关键词”，一方面对“革命”一词进行全方位多重的辨证阐释，不仅梳理了词

义变化的过程，也相较于威廉斯而言更加直白地把语言与历史、思想关系展现了出来，另一方面还将文学个案中的“革命”话语进行梳理，扩充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阐释空间和视角。

3、王德威

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提供给文学史研究者们一个新的思路，即对现代性提出多元以及多源的解释，通过发现并阐释晚清至现代文学作品中的现代性，去重構对现代文化的理解。陈建华对王德

威的研究方法也有所借鉴和发挥。

从浅层来看，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所试图寻找的、并且出现频率相当高的“吊诡”、“暧昧”、“裂隙”这一系列的关键词在陈建华的“革命”话语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着，与王德威寻找被压

抑的晚清小说的现代性一样，陈建华善于寻找革命话语压抑、压制之下的多重现代性。从这种表层的现象中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王、陈两者研究的应和之处，但陈建华的延伸之处在于，陈建华将革命话语

置于历史时空中考察，理清其中整合内化的脉络，从话语的变革发现其中的现代性。他更细致化了这种探寻，并将“革命”变成一个思想透视的节点，照亮了中国现代思想发展脉络中的复杂而幽深的面向

。

从深层来看，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书可作为1980年代后期起步的“重写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陈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也同样基于此种目的，不同的是，陈建华未像王德威那样

着重对传统观点的推翻，而是着重对“写”的方式的创新，即意味着文学批评话语的转型。

结语：

“革命”不是一个封闭的意义系统，而是在建构过程中具有多义性的表达。陈建华的话语考证方法给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侄释方式，他将社会思潮或文学观念的产生及演变过程看作一种“生产机制”，在

政治等意识形态的错综关系中加以分析，从而提契起意识形态、文化观念与话语演变之间某种必然联系。相对传统的研究模式而言，这种具有创新意识研究模式能够更为深刻地带给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界

一种启发。

参考文献：

[1][5] 张春田.《从“革命”到“共和”——与陈建华教授对话》[J] 《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2期双月刊

[2]宋明炜.《革命、共和与日常生活 ——谈陈建华的书，以及再读张爱玲的启示》 [J]《书城》2012年，第一期

[3][4]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A]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4页，第36页

[6]陈建华《“革命”话语的转型与“话语”的革命转型――从清末到1920年代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