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语言教育政策出台背景因素之比较*

广东金融学院 外语系 张桂菊

美国语言教育政策出台背景因素之比较*

广东金融学院 外语系 张桂菊

美国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压力、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多元文化理念与意识形态同化论的博弈、语言少数族裔人口剧增及其高流动性等因素，促成了美国语言教育政策的出台。出于提高国际竞争力、确保国家安全、加快经济发展的需求，美国未来的语言教育政策必将逐渐体现尊重移民和本土少数族裔语言的趋势，朝着能反映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的宽容、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并满足社会多元化群体不同需求的方向发展，最终促进服务于国家利益的语言学习，培养精通双语或多语的人才。

美国社会与文化；教育；语言教育政策；少数族裔儿童

1. 引言

考察美国语言教育政策出台的背景，探寻其发展规律，不仅仅属于教育研究范畴，它更多地涉及美国的政治、文化、移民以及民主等研究领域。因为语言教育政策是否成功不但要得到学校、家长和学生的认可，还应该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民主理念。本文比较和讨论美国语言教育政策的出台背景，进而探讨这一政策今后的发展趋势，以作为我国语言教育政策之镜鉴。

2. 少数族裔学生人口剧增与高流动性的影响

自1965年美国新移民法出台后，大量移民涌入美国。1961年到1970年间，美国接纳了来自50个不同国家的332.17万移民，占同期全国人口增长总数的近1/7。20世纪80年代末，移民人数开始突破100万，20世纪90年代每年的移民大约在100万人以上，到2000年止，美国有外国血统的人口已达5000万，其绝对数量超过先前任何历史纪录（Suarez-Orozco & Suarez-Orozco 2001）。

加州是语言少数族裔（language minority）1“语言少数族裔”中的语言是人类文化语言学上的概念。“语言少数族裔”是指西裔美国人（包括墨西哥、波多黎各、古巴和其他拉美血统的美国人组成的民族）、非洲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土著美国人。为了研究方便，本文把在美国凡是英语不是母语的人归为语言少数族裔或群体，以避免使用种族或族类等词语带来的歧视倾向。人口增加较多的州，1995至2008学年，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少数族裔学生人口数量基本处于增长状态，绝大多数正值学龄期的语言少数族裔学生（18岁以下）居住在加州。尽管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居住在加州较大的城市学区里，但是他们也遍布在加州的市郊和农村地区（Gandara 2000)。加州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1998至1999学年，语言少数族裔学生是144.2692万人，其中100多万语言少数族裔学生就读于幼儿园至6年级之间，40万语言少数族裔学生就读于7至12年级之间。而2008至2009学年，语言少数族裔学生已达155.3091万人。在年级分布上，44％的语言少数族裔学生集中在幼儿园至3年级，35％的学生分布在4年级至8年级，而高中阶段的语言少数族裔学生仅有19％（New York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 2009）。鉴于加州英语发展测验和重新分类的评估政策，各学区和学校基本上采用的是结构式英语浸入的教学模式，但这些学生的语言需求仍然难以得到真正的满足。语言少数族裔学生的不断增加，说明加州依旧需要双语教育。

美国历史上经历了四次移民大潮，1965年之后的移民与以往几次有很大不同，除了移民人数众多之外，语言宗教、社会习俗等与老移民有很大的差别。20世纪90年代后的移民更加年轻化，特别是学龄人数急剧增加。美国城市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00年语言少数族裔学生达到340万，大约占美国学龄儿童的6％。77％的幼儿教育阶段及56％的6至12年级的语言少数族裔儿童出生在美国（Capps et al.2005）。他们代表了许多种族/民族，但大多数都说西班牙语，其次就是说亚洲语言的学生。76％的幼儿园至5年级，以及72％的6至12年级的学生讲西班牙语。大约一半语言少数族裔学生家长所受教育程度不高，且2/3是来自低收入家庭。图1向我们揭示了纽约市语言少数族裔学生的家庭语言状况，这种人口统计学数据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些学生母语的多样性， 给公立学校满足他们的特殊教育需求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图1 2004至2005学年纽约市少数族裔学生家庭语言前五位统计表

另外，语言多样性一直是美国人口统计学特征之一。1790年第一次统计结果显示，有25％的人讲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2000年全国和各学区报告说，被划分为英语能力有限的语言少数族裔学生中就有超过400种的语言。1991至2002年间，所有K-12学生入学率仅上升12％，而与此同时，语言少数族裔学生的入学率增加了95％（Kindler 2002）。这种快速增长和不断变化的人口分布及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给美国公立学校带来了较大的挑战。此外，根据城市研究院的报告，近70％的语言少数族裔学生就读于10％的公立小学。这些学校贫困化程度高、拥挤，且种族和语言的隔离化程度较高，这给当地公立学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双语教育法》和《英语习得法》出台的共同点，是基于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的语言少数族裔人口急剧增加、语言和文化呈多元态势，以及少数族裔学生随家长寻找新的就业机会而到处迁移带来的流动性等因素。这些因素成为制定、实施和评价考虑教育政策的重点。语言少数族裔学生不但在地理上分布较为集中，而且跟白人同龄者比起来，他（她）们相对聚居在中心城市学区，这同样给美国公立教育体系带来了巨大挑战。

两大语言教育政策出台背景不同之处是：原来语言少数族裔学生人口较少的州，现在这些学生人数急剧增加（见表1）。大量涌进这些州的语言少数族裔学生改变了公立学校的教学环境。面对这些儿童的特殊教育需求，学校教师和管理者感到他们在教材、课程、经费和行政管理等方面措手不及而难以应对。加上这些学生的教育背景、家庭经济状况不佳，以及语言和文化的多元化等多种因素，给肩负着教育大批少数族裔学生（包括近期的移民）的学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迫使决策者制定适当的语言教育政策，帮助这些儿童解决语言教育问题，为他们提高学业成绩扫清障碍，缩小与美国主流社会同伴学业成绩的鸿沟1“美国主流社会”通常指来自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white Anglo-Saxon person：WASP），他们多接受过良好教育且具有美国上流和中上阶层的社会地位。本文中的“主流社会”泛指英语为母语且构成美国文化、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绝大部分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尽管美国社会日益多元化，但其文化、道德观和价值取向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的发展。。

表1 1990至2000年语言少数裔人口增长最快的州(Capps et al. 2005)

3. 政治背景与社会压力的推动

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蓬勃发展，“熔炉观”受到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多元文化主义兴起。越来越多的多元文化主义者意识到，少数族裔人群要有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就必须摆脱其原有的文化束缚。他们围绕少数族裔群体要求得到平等和承认等问题提出了种种诉求。表现在语言教育政策上的诉求，是呼吁联邦政府对语言教育进行政策预设，即每一种独特的文化都应该受到尊重、予以认可，并得到公平的权利保障。例如，要求实施双语教育，以消除拉丁裔人语言障碍所造成的不利条件，体现知识传授上的公平性，独尊英语的教学模式不仅会挫伤语言少数族裔儿童的学习热情，而且还会伤害他们的自尊心，最后可能会引发对社会和个人不利的严重后果。

20世纪60年代前的理论大都强调少数族裔、弱势群体具有某种严重缺陷，从而剥夺了他们发展的潜能。这些理论认为缺乏适当的文化刺激或文化示范，是语言少数族裔学生与主流同伴的学业成就出现鸿沟的一个原因。20世纪60年代中期，民权运动抗议美国的不公平教育，认为采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教育体制应该对拉丁裔儿童居高不下的辍学率负责。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从法律层面使弱势群体在主流社会中的均等机会得以伸张，另一方面也扭转了部分学者的研究范式，吁请他们尊重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来自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成员纷纷发出郁结心中多年的诉求，对美国主流社会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迫使联邦政府的教育政策有所改变。其中，最显著的转变是联邦政府摒弃了过去消极补救的负面做法，采取积极的政策，承认不同群体的文化及语言差异，废止种族隔离的教育模式，实施双语教育计划，推动多元文化教育方案等。1968年《双语教育法》出台，其目的是为移民和少数族裔儿童排除语言障碍，使他们能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权利。

加州受到官方英语立法及其相关社会限制政策的影响，227动议案在该州的顺利通过，又引发了其他州实施更为严格的语言政策。因此，加州对其他有较多少数族裔学生的州及《英语习得法》的制定产生了一定影响。

加州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引人注目的、影响语言少数族裔的政府服务和教育行动方案。其中有（1）1986年63动议案：提出英语为官方语言的主张，并以73％的投票率通过第一部官方英语法令；（2）1994年187动议案：试图阻止为非法移民提供社会公共利益，拒绝非法外国人进入公共健康医疗、社会服务及各个层次的公共教育；（3）1997年209号动议案：试图终结旨在使少数族裔能够在社会中参与更公平竞争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计划；（4）1998年227动议案：终止实施30多年的双语教育，要求英语学习者必须“在通常不超过一年的暂时过渡时期”参与保护型/过渡型英语浸入式计划，然后过渡到主流课堂。这一系列行动说明加州对语言少数族裔人口发展趋势的一种担忧，盎格鲁-撒克逊白人采取行动，阻碍少数族裔在语言、人口、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发展势头。在公立学校中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语言少数族裔学生。

227动议案引发了语言少数族裔教育的巨大变化，许多曾为英语学习者提供双语教育计划的市区学校，现在为英语学习者提供为期一年的结构式英语浸入教学服务（Garcia 2000）。227动议案通过投票形成的法律条文，基本上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英语学习者通常需要一年时间就能掌握足够的学术英语（academic English），并可以与母语为英语的学生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显然，这种假设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如英语学习者、教师、管理者、家长和雇主。大量研究证明，英语学习者需要5到7年才能掌握学术英语（Collier 1987），这让拉丁裔美国人对双语教育的社会与文化成果产生了怀疑，他们主张让其子女直接学习英语和美国主流文化，而不再学习本民族的文化。227动议案提出英语学习者的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仅需一年时间，这使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对短期内习得英语重新燃起了希望。另外，联邦政府认为，双语教育多年来未能让语言少数族裔学生迅速习得英语，也未能解决他们学业成就低下的问题。联邦政府正是基于上述因素，顺理成章地出台了《英语习得法》。

《双语教育法》和《英语习得法》出台背景的共同之处是，联邦政府都面临着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压力。不同之处是，《双语教育法》的出台，标志着联邦政府追求少数族裔儿童利益最大化、追求教育机会的公平公正，“同化观”或者“熔炉观”让位于多元文化主义理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内财富迅速增加，而经济发展与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群体的矛盾却日益凸显和激化。随着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1964年通过了民权法案，它成为少数族裔群体谴责主流社会不公平、要求身份认同、建立双语教育计划，以及争取平等教育权利的重要武器。《双语教育法》是联邦政府对民权运动的兴起和民权法案的出台等重大事件作出的政策回应。《英语习得法》则体现了联邦政府追求教育效率、使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该法案出台之时，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多语主义和多元文化开始遭到质疑和攻击，联邦政府更趋向于追求效率，试图继续占据世界霸主地位。再者，轰轰烈烈的唯英语运动和官方英语立法，标志着美国社会和政治更缺乏支持双语教学的环境，除了少数例外，联邦政府在保证教育公平方面起“不作为”的角色，决策者对双语教育普遍缺乏兴趣。

4. 公立学校未能满足语言少数族裔学生的教育需求

《双语教育法》在学校层面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尽如人意之处。首先，学校没有为英语学习者提供完善的语言环境，英语学习者最迫切的学习需求往往不能得到满足。其次，在双语教学中母语使用也有缺陷，半数有5年以上双语教学经历的教师表示，他们除了懂英语外，并不懂其他语言。全国范围内双语教师的短缺表明，许多双语教育课程配备的是单语教师。再者，学生过早地过渡到英语教学或从双语课程中退出并进入正常的英语课堂，给教师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最后，教学资料有缺陷也是一个问题，如课程材料中缺乏适当的文化表达。这些问题导致近30年来双语教师在教学和学校日常事务之外，还要投入很大精力，到处寻找合适的教学材料。

与此同时，学校在行政管理上由于经验不足，也出现了不利于《双语教育法》顺利实施的问题。如：（1）经费支持缺乏法规保障。（2）双语教师缺乏培训。《双语教育法》实行之初，学校常常指派使用双语教材及教法准备都很不充足的教师教授双语课。（3）不能使用学生母语。双语教育的基本理论是基于学生使用母语以使其有机会继续提高学业成就，英语是作为学生的第二习得语言对学生的学业加以辅助。大量缺乏训练或者不具备较强的学生母语能力的教师，以及缺乏英语以外的其他教学材料，使双语教育的最初努力受到了制约。（4）期望值低。美国学校最严重的一个失误是一直将语言少数族裔群体的独特性误认为是智力缺陷。学校将双语教学计划看作对智力较低学生的另一种补救或特殊教育计划。不幸的是，教师、家长及学生本身内化了这些低期望值，造成了语言少数族裔群体学业成绩低的状况。（5）规章制度冗杂。双语教学课程的实施伴随着一大堆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成了实施双语教育课程的障碍，限制了教师的特性、语言的使用、自主的资源、辅助专业人员的配备等诸多因素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影响。

自《双语教育法》实施以来，语言少数族裔学生逐渐受到了人们的特殊关注。州和学区管理者虽然致力于满足这个多样化和快速增长的群体的特殊教育需要，然而，各州语言少数族裔学生所处的学习环境各不相同，他们掌握英语的程度差异也很大。有报告显示，全国平均有1/4语言少数族裔学生没有取得进步。例如，康涅狄格州有1.4％的语言少数族裔学生未能取得进步，缅因州则有多达44.9％的语言少数族裔学生未能取得进步。除了语言学习外，这些学生在州发展性测试和全美教育进步测试中与主流学生学习成绩之间的差距仍较为明显。这种学习成就的鸿沟不仅发生在历史上就有大批语言少数族裔学生的州，而且还发生在近些年来语言少数族裔学生人口剧增的地方。语言少数族裔学生的阅读差距是24.8％，全国平均成绩是30.4％，达到熟练或者较好水平的4年级和8年级的语言少数族裔学生只有5.6％（Maxwell 2009）。语言少数族裔学生面临着难以逾越的语言学习障碍。

各州语言少数族裔学生学业成绩之间的差异表明，这些学生所占比例越大，该学区或学校的学业成绩达标率受到的负面影响也越大。对于这些学生语言学习和学业成绩低下的问题，仅探究公立学校校内的背景还远远不够，因为这不仅是校内（即州和学区的事情），而且与复杂的校外背景（即联邦政策、媒体和公共舆论等）紧密相连。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或多或少会对美国当地的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关于他们的数据有利于联邦政府根据移民子女的语言教育需求，制定恰当的语言教育政策，有利于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将教育经费合理地分配给语言少数族裔学生。因此，关于上述背景数据的分析对建构《英语习得法》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双语教育法》和《英语习得法》在不同时期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学校教育体制必须为语言少数族裔学生的英语学习和学业成绩进步而进行全面的改革。长期以来，学校管理者没有充分利用讲学生母语的本土人力资源，并促使其进入教学工作岗位。《双语教育法》实施期间，学校在缺乏合格双语教师的情况下，聘用了大量双语教师助手，但由于教师入职制度过于繁琐和严格，很多优秀的教师助手没能进入长期从事双语教育的行列中。实际上，许多不会讲学生母语的教师从事双语教学，制约了语言少数族裔学生的英语习得及母语和文化的保存。《英语习得法》则给予州一定的自主权，使学校在管理上有所创新。他们采用了提高英语为母语教师的其他语言能力的措施，并从其他国家引进大量讲西班牙语的双语教师，以解决高质量双语教师稀缺的问题。同样，两大语言教育政策也面临着前文提到的语言教学模式不合理、缺乏符合少数族裔语言和文化特点的教学资料、缺乏行政支持，以及学校低期望值等学校体制的缺陷。

两大语言教育政策的根本区别是：《双语教育法》旨在让语言少数族裔学生在学校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体现了追求多元文化教育，尊重并接受学生带进学校的多样性语言和文化的政策价值取向；《英语习得法》往往置学生母语精通于不顾，而当学生失去母语精通的能力之后，再将母语作为外语来学习。政策制定者惯于站在美国主流社会的立场上，以主流价值观来审视当前的问题，忽略了语言少数族裔学生的文化和语言资源。因此，只有在考虑到各语言少数族裔群体的文化特征与经济条件的基础上，决策者才能够更好地了解语言少数族裔学生语言学习和学业成绩低下的原因，并找出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办法。

5. 多元文化理念与意识形态同化论的博弈

伴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多元文化主义者主张对不同的文化（尤其是语言少数族裔的文化）采取包容态度，倡导不同文化的共存，当然也包括不同语言的共存。他们一方面在语言少数族裔中倡导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在社会上促进双语教育事业。他们反对“熔炉”主义的传统，主张“色拉拼盘”说。他们认为，英语是美国人的共同语言，但不是美国的唯一语言，宣布英语为官方语言和免除政府为不说英语者提供语言服务的义务，将会导致影响整个国家的悲剧性后果的发生。

克劳福德针对美国主流社会的担忧提出了这样的假设：语言冲突通常包含着文化、宗教、种族或民族认同等斗争。然而，它也是对哲学的同化与多元化、对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的分歧，抑或是对真正意义的“美国化”的纷争。语言政策最终是由为了争取在社会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物质利益所决定的，而这一点常常隐藏在公开辩论表象之下（Crawford 2001）。借“唯英语”运动来达到反对双语教育的目的，实际上是不同利益群体竞争机制的一种表现。歧视语言少数族裔，既可以作为一种给予某些团体优于其他团体的特权，也可以作为维护统治和精英主导地位的工具。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唯英语”运动，反对使用双语选票，反对双语教育，反对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要求在工作中只用英语，并反对向非英语使用者提供特殊的帮助（Griffler & Varghese 2004）。另外，支持官方英语立法的人认为，语言困难可能会引发类似双语国家加拿大的魁北克危机之类的情况在美国重演。纽特 • 金里奇（Newt Gingrich）指出，美国有些公立学校通常要为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子女提供十几种的语言教学，“如果允许这种混乱的状况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不出20年或30年，我们的文明核心部分就会被腐蚀掉”（Burrell 1996 ）。可见，美国主流社会担心的是双语教育会导致新来的移民儿童不重视英语，并可能产生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语言少数族裔人数不断增长，让他们感到了威胁，并导致他们采取保护主义行为。因此，他们进一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双语教育法》。

美国各州支持“英语修正案”、反对双语教育的人，首先对双语教育的必要性和实际效果提出质疑。在整体策略上，他们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到改变政府的语言政策和立法上。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一旦去掉或改变了相关的语言政策和法律这张“皮”，双语教育及其他双语问题的“毛”就将无所附着（Mujica 2003）。美国主要媒体也支持各州反对双语教育主流社会的观点。从1981至1998年提交国会的“英语修正案”演说里论述的官方英语立法原因，可以窥见潜藏在支持“英语修正案”背后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见表2）。

表2 1981至1998年支持“英语修正案”国会演说提出的理由的频率（Tse 2001）

《双语教育法》和《英语习得法》出台背景的共同点是：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发挥了主导作用，美国不同社会群体憧憬不同的理想典型模式。《双语教育法》的出台表明，联邦政府已经改变了抱负、目的或“高层面的价值取向”，即所有人都有追求尊严与平等的理想，以及不可剥夺的追求自由、公平与机会的权利。然而，双语教育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说明，主流社会的大多数人并未学会按照新的规范采取相应的行动，他们仍旧按照其“低层面的价值取向”继续采取实际行动干预该法的实施，并强烈主张出台能够代表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语言教育政策，由此导致了《英语习得法》的诞生。

两大语言教育政策出台背景的不同之处是,《双语教育法》出台时伴随着的是民权运动兴起使多元文化主义不断深入人心，“熔炉”观念遭遇批判，“色拉拼盘”说受人青睐。各种专业学术组织纷纷反对唯英语限制，主张母语教育。结果是，多元文化主义理念在与意识形态同化论的博弈中占据了上风，并主导了决策者的观念。决策者逐渐依据儿童认知理论和双语教育理论，理性地看待实施双语教育的必要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而非仅仅按照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来决策。而《英语习得法》的出台，则体现了主流社会保守的价值倾向和十分现实的政策取向，代表了主流社会担心多元文化会瓦解美国现有的社会结构的思想。保守主义者抨击双语教育，甚至将双语教育称为“西班牙裔美国人的计划”，不相信双语教育能达到将语言少数族裔学生转化为讲英语的“假设的目标”，认为双语教育延缓了西班牙裔学生的英语学习，没有促进融合反而造成西班牙裔儿童与讲英语儿童之间的隔离。其实，他们反对双语教育的另一个原因是其“残余”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这个意识形态观念就是，一个国家的语言是维护国家团结所必须的，像美国这样一个如此多样化的国家，必须有一个粘合民族凝聚力的共同语言（Schlesinger 1998）。他们忽视了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增益与分享。

6. 美国语言教育政策发展趋势

人类创制法律的目的是为了捍卫其想要建立和保持的社会模式。然而，社会的不断发展要求政策也须随之变化。严格地说，美国语言教育政策是在必须面对语言少数族裔儿童迫切的教育诉求、或受到民权运动巨大的政治压力时，做出的一种政策回应，更多地体现了政策决策有法律功能及其政治性的一面，不足以应对正在变化的时代。

鉴于政策本身无法要求学校教育体制必须根据政策的理想典型规范进行相应的变革和完善，《双语教育法》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遭遇了抵触和干扰。此外，鉴于《英语习得法》本身存在着不符合语言教育和认知发展规律的缺陷，学校教育体制不能解决语言少数族裔儿童人口剧增和高流动性带来的教育问题，实施了10年的《英语习得法》，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语言少数族裔儿童的英语习得及学业成绩低下的问题，还使其语言和文化屈尊于主流社会的语言和文化，并使它带有明显的国家主义、新的语言和文化限制主义的特征。很显然，该法的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

然而，可以预见，到2030年，语言少数族裔儿童人数将超过讲英语的主流儿童人数，2050年，主流群体的白人和非主流群体的少数族裔人口比例将发生逆转。这意味着，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人口在崛起，并将对主流社会形成一种压力。这种诉求带有极大的普遍性和必要性，而正是这种人口构成格局的变化为美国制定语言教育政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当今国际社会正朝着多元文化的方向发展。200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强调各国应实施多元文化政策，在鼓励人们保留自身语言和文化的同时，提倡和帮助大家了解彼此的语言文化，努力消除因民族、语言和宗教多样性造成的隔阂与歧视。加拿大、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多个国家实施的多元文化政策给全世界做出了榜样。在全球化时代，美国也必将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主义潮流的影响，决策者有必要重新思考美国当下的语言教育政策。如果联邦政府继续执行以牺牲众多语言少数族裔儿童的语言发展和文化保存为代价的唯英语政策，将会遭到来自语言少数族裔群体更强烈的抵制。

未来美国语言教育政策要想成功，首先，必须以大多数美国民众的抱负和期望为依归，通过制定出台相关政策使民众的抱负与国家的目标趋于一致。其次，它必须能反映主流社会、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并满足社会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以要求联邦政府拨款和教育机构接受政府财政拨款的途径，来提高语言少数族裔儿童的英语能力，缩小他们与主流同伴的学业鸿沟。第三，还必须能够促进服务于国家利益的语言学习，培养精通双语或多语的人才，这将对美国提高国际竞争力、加强国家安全、提升经济水平起到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第四，未来的美国语言教育政策应逐渐体现出尊重移民和本土少数族裔语言的趋势，将各少数族裔的语言视为一种“资源”，而不是一个“问题”。这种政策应保护和发展多元语言技能，以培养社区和睦、鼓励文化表达来满足国家的需要，而不是继续实施“唯英语”的语言教育政策，导致美国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被搁置、浪费乃至受到鄙视。总之，联邦政府必须在追求高质量的教育满足诸如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防安全和社会协调发展等国家发展需求的前提下，认真考虑并承认语言少数族裔儿童的语言和文化多样性，让学校起到保存、培养及延伸语言和文化多元主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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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菊，博士，广东金融学院外语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语言教育政策。电子邮箱：guijuzhang@126.com

*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一般项目“港澳台语言教育政策的对比研究”（项目编号：GD10CJY04）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