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E引发的智力差异

当印度央行行长将新兴市场资金大量流出，印度、土耳其、阿根廷货币大规模贬值归咎于美国正在逐步退出QE（量化宽松）时，他用一种哀怨的语调说，“当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的时候，新兴市场奋不顾身去刺激经济，来抗击金融危机，而当美国经济开始变好的时候，美国人只想着自己。”

当美国失业率最近下跌到6.6%的水平，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泰勒跳出来了，他是泰勒规则的发明人，泰勒规则是关于经济在什么时候采取合适的利率水平的规则，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者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泰勒说：“美联储不要再买国债了，4.12万亿的资产负债表要克制了。”此前，一贯对通胀有极大容忍力名声的新美联储主席耶伦降低了美债购买，理由是，“尊重经济发出的信号，采取有步骤的可控的缩减行动。”新兴市场哀鸿一片，因为投资者觉得，利差（美国和新兴市场国家）要反转了。

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那些非常规的作法，那些饱受抨击的作法，事实证明是有效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央行干了什么？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仅是外部需求短期内剧烈萎缩。在前总理的指挥下，在现行长的执行下，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创造了最长时间的通胀，创造了最快的经济下滑过程——从12%下降到7.6%。中国银行业正在承受坏账的上升，及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引致的“局部利率自由化浪潮”，这将长期削减银行体系的“保护性利差收益”。屌丝的存款汇聚成协议存款，银行占便宜的时代要慢慢过去了。中国房地产也要接受因互联网技术导致的实际利率上升的考验。

仅仅几年间，情况马上反转。新兴市场再一次受伤了，“阴谋论”又开始大行其道。造成这种大逆转，真实的原因是智力上的，是规则上的。简单地说，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太蠢了。

2008年时，新兴市场嘲笑美国，彼时伯南克极力挽救，飞机上撒钱，将利率变为0.25%，然后再量化宽松。美国国会在预算上打架，不愿出台财政大刺激来配合，民主党骂共和党和茶党是“全民公敌”。结果美联储稳定了金融形势、避免了通货紧缩，美国在财政刺激上的谨慎导致没有产生胡乱的投资，没有中国4万亿撬动海量信贷的恶果。美国劳动力市场、金融行业的业务结构、人力薪酬进行了痛苦的调整，不仅创造了工作机会，也创造了新的结构，甚至发生了一些产业回流。吃一堑长一智，个人不再胡亂负债，经济也不再胡乱“杠杆化”。美联储和美国的成就，是建立在伯南克的胆识和美国政治的制衡上的，完成了非常“市场化”的必要改革。

说伯南克或耶伦是新凯恩斯主义者，这没错，但是他们是没头脑和不高兴吗？新凯恩斯主义者就是胡乱刺激经济的人吗？不是，中国人才是。伯南克说，一旦经济回升到3%以及失业率下降到6.5%，那么就要慢慢收缩经济力度。新凯恩斯主义者至少是有最低的共识线的，因为他们的规则是很清晰的。

新兴市场正是缺乏这些。一旦危机发生，反危机压倒一切。过去的政策路线一夜之间完全被推翻，没有任何势力与之制衡，进行“最必要的均衡捍卫”。新兴市场的决策层和经济学家一旦发现经济减速，或者资本市场下跌，那种急切沮丧，不是发出绝对悲观的嚎叫，就是发出绝对刺激的嘶吼，有时候他们的情绪，同中国的股市是有一拼的。

美国用自己的规则力进行了适度的拯救，这是一个有边界的拯救。而新兴市场国家进行了无序的过激的“拯救”，其实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刺激，经济由高点开始急速下滑，滑向一个大家都不知道该什么时候止住的地方，现在我们正在忐忑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