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诗性歧义:《错误》意象语言的文化分析

⊙许洪颜［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1331］

《错误》写于1954年，因诗境朦胧、优美、深婉，具有强烈的中国古典诗歌韵味，而深受读者喜爱，是郑愁予早期诗风的代表作之一。该诗一经发表，读者、批评家均参与到对诗歌主题的注解中来，一时间以爱情、闺怨、思国念乡等说法纷纷出炉。如何理解《错误》，似乎成了诗人留给读者的一个“美丽”猜想。本文拟从诗歌意象语言的文化含义入手，分析《错误》的多层主题意义。

一、意象探究

纵观《错误》，全诗共涉及十五个意象，以“江南”“莲花”“东风”“柳絮”“春帷”“窗”“归人”“过客”为主体，均是古诗词中的常用意象。作为一种审美符号，它们即指示着所指的客观存在，还继承着语言符号外部的民族心理、审美趣味等，具有丰富的文化隐喻内含，是传递本诗深沉结构的诗意“密码”。

江南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意象，“江南”是中国文学版图南移的重大标志之一，在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笔下集聚了多向的审美旨趣，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作为江南地区秀美的自然景色和风流绮靡的人文景观符号。以“江南”地区的地理存在为语义基础，义项既包含了江南地区山青水碧、风景秀丽这一阴柔、秀美的自然风光，又囊括着江南地区富足、惬意、浪漫的人文风情。如“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苏轼《满庭芳·蜗角虚名》）；二是作为乡愁的符号，成为客居者的精神故乡。“江南”早在边塞诗中出现，如“塞北征夫犹未还，江南采莲今已暮”（王勃《采莲曲》），“思家正叹江南景，听角仍含塞北情”（胡《齐安早春》）等。不管诗人是否生长于江南，都借“江南”作为抒发思家之情的对象；三是逃离政治道德樊篱的个人生存空间，寄予了一种对悠然自适的人生追求。至死都不忘国事的陆游在客游京华时，就曾陶醉于江南“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恣肆悠闲，过起了“素衣莫叹风尘起，犹及清明可到家”的田园生活；元代虞集也吟出“为报先生归地，杏花春雨江南”（《风入松》）的诗句，表达厌烦馆阁生活后的另外一种人生追求。“江南”成为人们远离政治纷争，追求宁静悠远生活的洁净精神空间和人生理想，正如刘士林所言：“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江南更多的是一个诗与艺术的对象，是‘三生花草梦苏州’的精神寄托，也是‘人生只合扬州老’的人生归宿。”①

《错误》首句即用“我打江南走过”，把“江南”作为故事发生的审美区域和文化空间，以激发读者无限的诗性联想，整首诗都沁润在温柔、浪漫的人文气息中，而获得了温婉的古典美感。

莲花莲花，又名荷花、菡萏、芙蓉、芙蕖等，早在《诗经》已有两处对莲花的记载，用以喻指女性的生殖力②和容颜③，奠定了早期莲花喻女的隐喻模式。如“美人出南国，灼灼芙蓉姿”（李白《古风》）、“美人芙蓉姿”（高适《效古赠崔二》）；以莲喻女后又发展为喻指爱情，有并蒂莲之说，以寄对爱情的美好愿望。

“莲花”意象的另一个原型则来自于《楚辞》。《离骚》中就有以莲比喻士大夫的方洁之志的句子，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东汉佛教的传入增加了莲花“淤泥不能污其体”的佛教寓意。直到周敦颐《爱莲说》的出现标志着莲花作为人格象征意义的审美认识的最终建立，因而，莲花也被称为“君子”之花。

此外，莲花作为一种“香草”意象还寄托着诗人们“九死而犹未悔”的政治理想和铿锵傲骨。柳宗元曾在《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中写到“惊风乱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用“惊风”喻小人，“芙蓉”“薜荔”喻君子，反映了诗人被放逐时的忧思烦恼；而南唐中主李 的“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碧波间”，也以菡萏的“香销”喻指政治理想的败落。

在诗歌的第二行，诗人并未简单地选取单一义项作为喻体，而是用“开”“落”的动作突出地强化了“莲花”的整个生命过程，用来与“等待”作呼应。不难发现，诗人真正咏叹的是隐藏在纷繁意象之间的流动的“时间”以及那随着时间的流走而消逝的某种美好事物，无奈与叹惋之情溢于言表。当读者根据以莲喻女的文化内涵不断揣测故事女主人公身份（少女、妻子、母亲）的时候，也无法因此而排除莲花作为“理想”化身的可能性，三者都美好、圣洁且具有时限，容易被摧毁的共同属性。

东风、柳絮、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东风”意象一向被喻指春天，如李白《落日忆山中》“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但有时也作为一种实现理想的助力的象征，如“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柳”在中国传统的诗词意象史上本有三层内涵，一是象征离别，蕴含别时的依依不舍之情，别后的娓娓相思之苦。以柳寄寓离别之情，《诗经·小雅·采薇》发其端；二是用杨柳象征春天，柳眼、柳芽、柳丝、柳叶、柳花、柳絮，皆是诗人吟咏的对象；三是以柳喻人，寄寓身世之惑。既有男性诗人用以比拟心目中美好的女性形象，也有女性自比自叹，更有自喻性情放纵，如“癫狂柳絮随风去”(杜甫《绝句漫兴九首》)。

“窗”是较早出现在诗文中的意象，发展到六朝时期已经具有了丰富的“言外之意”，在不同身份的人物身上具有不同的审美含义，可概括为：“绮丽华美的闺阁之窗”“清幽脱俗的高人之窗”“凄清孤苦的游子之窗”“寂寞哀怨的思妇之窗”④等。

诗中的“柳”是以“柳絮”的局部形象出现的，“三月”作为诗性定语为“柳絮”增加了时间限制。而这“三月的柳絮”是春的气息，还是喻指青年人的恃才而骄的放纵，则不得而知。然则，诗人用“不来”“不飞”双重否定所营造出的客观现实与心理期待之间的巨大落差，却流淌着不言而明的淡淡忧伤和含恨。

而“窗”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大量出现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喻指了中国人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下为求打破房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割裂，以关照自然、表达追求物我和谐融合的愿望。而《错误》中用“紧掩”的“窗扉”修饰“心”的封闭，“你”拒绝了和外界沟通的途径，主动选择封闭自我，表现出一种内敛的属性，吻合闺阁、思妇和绝尘的高人的气质。

二、诗意阐释 以上意象虽然具有多重文化含义，但整首诗需要传达出具有统一指向的意趣和审美风格，意象的多义性在意象链组合的限定和规约下有了一定的选择性与阐释方向。

纵观全诗，诗人在一百余字的《错误》中塑造了三个主体形象，一是作打马走过的“我”；二是“等在”“季节里”的“你”，“我”与“你”构成了窥探与被窥探的关系；而诗中还有一个未出场的第三者——“归人”，即被“你”所等待或期盼的人或物。之所以产生“错误”的原因在于第三者与“我”的某种相似特性，“我”是打马经过的“过客”，又是被另一个“你”所期盼的“第三者”，而本该归来却迟迟未归的“归人”此时正成为他者的“过客”。在一定程度上，“归人”即是“过客”，“过客”即是“归人”，两者能随着空间的改变而相互转换，理想与现实、期待与落空的错位关系，映照在主体心灵深处营造出了一种婉恨绵延之感。

除了主体间的关系结构设置，诗意的解读还需要意象的具体含义进行形象填充，经过上下文语境和文化语境的双向选择，本诗的意象链关系可做出如下组合：

江南 莲花 窗 东风 柳絮1风流绮靡的地域符号 美丽的少女 华美的闺阁之窗 春 春2风流绮靡的地域符号贞洁的少妇（或美好的爱情）哀怨的思妇之窗 春 离别3乡愁 女性（母亲） 孤苦的游子之窗 春 离别4远离政治纷争的人生境界 理想与傲骨 清幽脱俗的高人之窗 助力 自况放纵

在三者中，“你”处于关系网络的中心，连接着“归人”与“过客”、此时与彼时、现实与想象，因此解读“你”的具体形象，成为了解诗的关键。如若“莲花”作为一个女子的象征，那么诗的主题也将会随着女子身份：少女、思妇、母亲的不同，而成为爱情、闺怨和思乡。继而，“归人”的身份也可以由此被看作为情人、丈夫、儿子。由此，诗歌第一、二层含义十分容易理解，也是目前众多评论文章常选取的阐释角度，前者象征着少女对完美爱情的坚守，而后者则表达着思妇等待的寂寞，在此不多做赘述。然而，笔者却认为，后两层常被人所忽视的诗意内涵才是小诗最值得品咂的所在。

如若“你”的身份是一位寡居的母亲，那么“江南”也该随之成为与母亲具有相同包容性的故乡。“跫音不响”的街道渲染着母亲期盼游子归来的寂寞，“向晚”时烟霞的明媚恰如希望的光辉撩动母亲心扉。游子长期远游让母亲的期盼归于寂落，心门如紧闭的“城”、死掩的“窗”。当“过客”的马蹄响起时，母亲还是止不住地再次盼望起来，以致出现幻象，一次又一次地误认路人做“游子”。这无不是思念至极的形象表现，使焦躁而无助的母亲形象鲜活入骨。“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母亲的等待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框架，但一直被历史所遮蔽着。诗人重新发掘了这一主题的审美价值，将母亲的伟大定格在繁复的误会与近似于绝望的失落中，具有发人深省的力量。“过客”不忍让“母亲”失望，而又不得安慰之法，只能带着怅然的心情缓慢离去。这一心理过程所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忏悔和无奈，占据着群体的高度，即为自己也代天下所有那些不知道怜惜、不知道体贴、不知道归家的“浪子”们进行了一次深刻忏悔。因此，《错误》就具有超越古往思亲怀乡之作的品质，成就了“错误”的“美丽”。

然而，如果“你”是“江南”意象的主体化，那么这首诗就不再只是抒写“等待”与思念这样简单，而成为了一首流露出人生怅然之感的抒怀之作。这里的“江南”不仅仅局限于作为自然、人文景观的符号，而成了一方洁净精神空间的象征，是诗人远离现实纷扰对物我两望的人生境界和生活方式的追求。高远的人生境界本是“我”所向往的，但只能“打马”走过，暗示了“我”与人生追求错失的含恨结局。那象征高洁气度的“莲花”则与自我的青春和傲骨在岁月的砥砺中失去了原来的芳华。随后，诗人转换笔调，叙写了理想与激情如何在无奈的现实中走向溃败的过程：实现理想的助力——“东风”不来，放纵才情的“柳絮”无法张扬，那颗渴望的心在长久的静寂等待中归于平静，如空荡的“城”和紧掩的“窗”，最终都化为一汪“绝望的死水”，连清风也激不起半点涟漪。“我”始终无法得知“江南”的美妙，只能哀叹自己作为“过客”的失落，已逝的青春也只能作为对曾经追求的凭吊而被坦然地接受。反观全诗，“江南”又何尝不是打马走过的“我”的心理投射，诗人将“我”一分为二，一个是实现了超然于尘外的“我”，一个是在现实的泥淖中挣扎、向远方不停浪迹的“我”，后者既是理想的“过客”，也是残酷现实的“归人”。曾经青春的激情、梦想的明天与今天现实的疲倦和困顿形成错位，人生“无常”的凄美和无奈顿时弥漫在诗人字里行间的叹惋中，绵延不绝，充满了对人生的哲思与余韵。

布鲁克斯在《影响的焦虑》中提出，诗的意义是在相互的“误读”中产生的。虽然郑愁予在后来出版的诗集当中加上“后记”，为这首诗平反，称《错误》写的是“母亲的等待”⑤。然而，如果仅把诗人的主观意图作为理解诗文的金科玉律，那么诗歌阐释必将沦为一场以作者为主体的猜谜游戏，而失去获得多重审美品格的可能。《错误》的成功不仅源于情感抒发的唯美，更源于诗歌本身提供阐释的多向性。郑愁予从庞大的中国古典诗歌审美宝库里选来诗歌语言的旧砖瓦，修建起了一所极具现代诗意的宫殿。因此，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应当要去了解他所使用的每一块砖瓦以及宫殿的修建方式，以拓宽自己的诗意想象、增加诗歌的阐释乐趣，才能以审美的愉悦作为对诗人别具匠心的有效回馈。

① 刘士林：《西洲在何处——江南文化的诗性叙事》，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② 俞香顺：《中国荷花审美文化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17页。

③ 余冠英：《〈诗经选〉简析 注释“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④ 冯旖旎：《唐诗宋词中“窗”意象试探》，《南方职业教育学刊》2011年第1期。

⑤ 郑愁予：《郑愁予诗的自选》（I），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