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春万岁》出版的意义再阐释

⊙黄淑菡［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关于《青春万岁》出版的意义再阐释

⊙黄淑菡［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本文试图通过对王蒙小说《青春万岁》不断再出版的原因进行阐释和解读，并且在解读的过程中进行意义再生成，分别从“转型期对‘伤痕文学’的回应”“转型期对人生‘焦虑’的回应”以及“重提《青春万岁》的意义”这三方面进行文学史分析，希望通过这种解读对当代文学的创作提出一种积极的价值导向。

《青春万岁》转型期“伤痕文学”人生“选择”积极导向

王蒙于1953年到1956年完成的首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在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这部小说以其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向我们展示了北京女七中高三女生热情洋溢的青春生活，刻画了一批成长于新旧交替时代的青年人特有的精神风貌：她们有理想，有热情，对生活积极乐观，对于未来有着乌托邦式的美好想象，她们参加过、目睹过或者经历过旧时代向新时代转折的重大历史时期，有着早熟的革命政治理想。虽然她们中有生活在投机资本家家庭里的苏宁，有脱离集体、只重视自身利益的李春，有在黑暗的教会压迫下成长起来的呼玛丽，但是这些女孩子们都是正直善良的，她们在参加过革命的党员郑波、团员杨蔷云等同学的帮助下都提升了自身的觉悟，改正了自身的缺点，“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缨珞”①编织属于她们的日子。

王蒙在回忆自己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时说：“我熟悉那些和我一样的、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的少年——青年人。革命的风暴，黑暗到光明的巨变，使他们早熟了而且充满着革命的理想。在1953年，我已经感到这样一代青年人是难以重复地再现了的，我要表现他们，描写他们。”②小说脱胎于新中国刚成立的1956年，但是由于政治原因却一直未能正式出版，在1979年正式出版之前，《青春万岁》历时二十三年，但是在这二十三年中，这部小说却没有被空置：1957年部分章节在《文汇报》上连载，部分在《北京日报》上刊登，1961年中青社曾筹备出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友人姚承勋读了我的此书清样，他用绸布面做了封套，将清样装订得很漂亮，并宣布：此书已经由他出版，印数一册。时在1973或1974年左右”③。王蒙去新疆是在1963年，在新疆呆了十六年，这说明即使是在“文革”期间，《青春万岁》也随着作者在私下有过传阅。这都在表明《青春万岁》作为一部记录这一代人整体青春回忆的小说，它的存在是有它的特殊历史价值的：小说承载着上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人的青春的回忆，记载着新中国刚成立时青年人饱含的激情，它向我们展示了那代人特有的幸福。在80年代的文学承载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时，“《青春万岁》唤起了我珍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回想使我的心情难以平静，使我留恋，也使我向往。……你的书在我心中引起的回忆，不是彷徨和悔恨，而是奋发和自豪”④。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这种创作现象和这样的‘青春文体’，在此后的二十余年，再没有出现，王蒙的这部在艺术上还十分稚嫩的长篇处女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竟从出现之日就成了‘绝唱’！”⑤

《青春万岁》在新时期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1983年小说被导演黄蜀芹改编为同名电影，在小说出版后的一个向中学生征求读书的活动中，投票结果显示，只有《红岩》和《青春万岁》作为文学小说出现在十部读物之中。并且至今，小说“仍然不断重印，平均每三年就要印一次，从未中断，前后已经发行了四十多万册”⑥。一部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的书，一直受到广大的读者欢迎，至今仍在图书市场上畅销，那么就必然有它特殊的原因。

一、转型期对“伤痕文学”的回应

从一批学者试图“重返80年代”寻找文学出路这个角度来讲，1979年出版的《青春万岁》唤起了上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人的青春回忆，可以说是转型期对“伤痕文学”的一种回应。1978年“文革”宣告结束，文学创作迎来了大繁荣。1977年刘心武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1978年卢新华发表短篇小说《伤痕》，揭开了新时期“伤痕文学”的序幕，中国文学从文化专制下解放出来，一大批揭露“文革”十年黑暗现实，描写社会主义社会里发生的悲剧，表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个体身体上、心灵上的戕害的作品产生了。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这几年里，这批作品“思想从不合实际的先验理论中解放出来，文学从‘指令性’的创作方法中解放出来”⑦。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种转变是出现在政策性的指令之下的，从“文学为政治服务”到“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学的转变首先是从政策的放松中拿来了一点自由。尽管“伤痕文学”作为一种精英文学，势必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有着天然的互斥关系，然而我们看到，在这一阶段出于社会政治权利话语和精英文学对“文革”的共同反思，二者出现了一种分而不离的和谐状态。

王蒙作为主流文学中一位在文化领导岗位工作的作家，势必要对这种情况做出反应，在这一时期，他出版了《布礼》《蝴蝶》《春之声》《海的梦》等作品，但是同时也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选择在1979年出版这部小说，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无疑对中国文学之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蝴蝶效应”。当大部分作家还在为文学、为人生伤痛时，《青春万岁》唤起了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时的激情和梦想，让这些处在伤痛之中的人们，回想起他们曾经拥有过的独特的“幸福感”，在文学遍地的“伤痕”中，《青春万岁》作为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站在了大众面前。王蒙回忆，1979年《青春万岁》刚出版，“一个晚上，有十来个当年的中学生，来找我和我的爱人，我们一起冒着时下时停的小雨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去了，我们在一起唱了许多当年的歌曲，朗诵了当年喜爱的诗篇”⑧。1982年“更多的反响来自当今的中学生，三年来我一直受着来自这些读者的热情来信，有些信写得是何等好啊！”⑨1983年，由《青春万岁》改编成的同名电影上映，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邓友梅在《文艺报》编辑部和《电影通讯》编辑室联合召开的电影《青春万岁》座谈会上说：“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的前半期是金光灿烂的时代……我们的国家那时候是那么矫健、那么清晰、那么美，而我们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青少年，充满了自豪、充满了自信，确实我们那时候有用不完的劲，做不完的事……看了这个电影使我联想起许多当事的情景，我确实觉得50年代的青年非常幸福。”⑩

由程光炜、洪子诚等人提出来的“重返80年代”其实就对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进行了再次的探索和评估，他们立足于当代文学，实感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希望重新回到80年代，寻找文学困境的新出路，而《青春万岁》就在这里回应了他们。在80年代一批“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浪潮之下，王蒙以一部《青春万岁》迥异于其他作品，而成为新时期出版的小说中的“独行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青春万岁》其实是像王蒙一样的这批学人对80年代初“伤痕文学”的一种回应，他们主张抛弃过去的“伤痕”，创建新的社会；而对于拥护喜欢这部小说的读者来说，他们体会到的是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未来的信心；从另一方面来说，王蒙等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中介系统，他们“处于主流文学传播的特殊位置，其自身往往又要扮演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代言人的特殊角色，因此，这就决定了它的荣辱毁誉与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必然的深刻联系”⑪。《青春万岁》的出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在面对时代转型期价值观选择中的冲突时的一种导向。

二、转型期对人生“焦虑”的回应

《青春万岁》作为衔接王蒙等一批生活在上世纪50年代青年人的青春理想的作品，在被迫中断二十三年后于1979年出版，它贯穿了整个文学灰暗的年代，承接着50年代人特有的人生理想，出现于新的历史时期，小说的出版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有着其不容忽视的价值：即转型期对人生“焦虑”的回应。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政治重心转移的同时，文学呼吁脱离政治，文学在寻求自身发展方向时，重新找到了一条出路，即人的解放与现代性。这与“五四”时期文学转折不谋而合，黄子平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中提到，新时期许多现象与“五四”时期非常相像，可以说他们几乎是某种“重复”，而吴秀明也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一书中认为，八九十年代的文学转型可以认为是“五四”文学转型之后的有机延伸。那么，相对于“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新时期中国这批承受了许多灾难的知识分子们在选择人生道路上就有了无法诉之于口的新的焦虑。

新时期，与文学转向人的解放相一致，政治上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了我国新时期工作的重心。于是，与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一起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学走向了一条“重物质轻精神”的路上来，一批远离政治、远离生活的文学作品产生，他们只关注自己的私人生活，甚至发展到后来变成了流水账式的记录生活琐事的文学。

1982年《青春万岁》被评为“中学生最爱读的书”，1983年《青春万岁》被改编成电影，在这个文化转型的时间点上，这部小说以其强烈的政治关怀、积极入世的心态受到了众多青年人的喜爱，而这种推出的方式，其实也是一批主流意识形态作家面对上世纪80年代文学界普遍的心理焦虑做出的回应。在探究王蒙的“怀旧情绪”时，他把自己的感受“归结为对新旧转变的时代的一种历史意识和对流逝的时光的一种时间意识，说他害怕因‘一个旧的历史时期的结束与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而美好的岁月和人生难再，也害怕因‘时光流逝，当人们有可能失去年轻人身上的一些极可宝贵的东西’因而执意要留住失去的岁月”⑫。王蒙的这种心理其实代表着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学人，在80年代感受到的内心焦虑，而《青春万岁》的出版，回应了80年代文学界的这种普遍的焦虑心态，倡导了一种积极入世的价值选择，把他对于青春的“编织”融入人生理想的选择，并在日后一直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最初的理想。

三、重提《青春万岁》的意义

《青春万岁》从它的雏形期到现今已有六十年，在这六十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这个一直潜藏在各种文本中的描述主体也在不断地被各个年代的人阐释出不同的意义。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中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信息现代化和公共事务等都有了相较于中国以往任何时期都高的成就，但随着中国在世界事务上政治话语权威的构建，中国也遇到了与全球化一致相伴生而来的问题，单就文学来讲，80年代中国文学的视野移向西方，各种理论思潮引进中国，中国文学在以海绵一样的强大吸收力引进了西方各种理论的同时，却造成了文学上的过犹不及，相伴随着一批现实感很强的文学作品产生的，是另一些越来越走向物化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有着严重的“俗文学”倾向，艺术力明显减弱，他们“放弃对思想与艺术的超前探索，而热衷于用‘零度情感’描述日常‘活着就好’‘过把瘾就死’‘懒得离婚’的世俗生活，或沉迷于语言的拆解、颠覆、重组与游戏，把创作当成与社会、他人完全无关的‘私人化’行为。……这说明知识精英从启蒙姿态的‘化大众’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大众化’，已失去了自己独特的话语和主体性”⑬。

如今在中国政治经济进行转型和调整的同时，中国文学的内部也在不停地进行着调整，各种文学理论的提出，文学史的重新构建，文体形式的探索和创新，都在说明21世纪的中国文学想要建立起一个新的整体研究的文学框架。而在精英文学边缘化、大众文学占据主流的文学当下，精英文学的一部分人开始蜕变和分化，大量的文学开始迎合市场化、世俗化的趋向，“创伤、阴暗、性爱、欲望、病态、变态、仇杀、调侃、阴谋”的情调，夹杂着爱情、日常生活、工作等题材描写出现在了现在的图书市场中，文学的宣泄功能被放大化，而其治愈功能却所剩无几。我想今天重提《青春万岁》的意义，就在于倡导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和创作观：即积极的、乐观的，对生活、对生命充满着热情和希望的创作精神。

我们的青年需要正面的力量来引导，当我们的文学陷入了对生活、对生命的黑暗面的解构当中，越来越世俗化、市场化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文学作品以一种治愈的面貌出现，而不是在精英文学的圈子里挣扎。我们的作品是要写给读者看的，它固然要求反映现实人生，也许我们的生活有很多东西需要去解构、去消解，但是我们在对其进行解构、消解的时候，要考虑到打碎了原本的生活之后，是不是需要以一种更加积极向上的精神引导着我们去缝合这些伤口、重组被我们打碎的东西。生逢这样一个经济迅速发展、全球化加速的时代，文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势必反应在作家的文学创作中，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的文学都在或隐或显地影响着广大读者的精神文明构建。无疑，我们是幸运的，但同时这也要求我们在进行文学写作时担负起一种超越世俗功利化的、反应人类共同命运的、具有积极导向意义的使命。这是我们现在重提《青春万岁》的意义所在，同时也是这部小说至今仍在图书市场上畅销、被广大读者欢迎和喜爱的原因。

①②王蒙：《王蒙选集》（一），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正文部分第5页，代序部分第2页。

③王蒙：《〈青春万岁〉六十年（外一篇）》，《新文学史资料》2013年第2期。

④刘思谦：《读〈青春万岁〉致王蒙》，《读书》1980年第3期。

⑤⑫於可训：《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252页，第248页。

⑥王蒙：《〈青春万岁〉：一个时代的主旋律》，《云南日报》2006年6月22日第10版。

⑦郑万鹏：《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1999）》，华夏出版社2007年12月北京第1版，第58页。

⑧⑨王蒙：《谢谢你，爱读〈青春万岁〉的朋友》，《语文教学通讯》1982年第4期。

⑩《〈文艺报〉编辑部和本刊编辑室联合召开电影〈青春万岁〉座谈会》，《电影杂志》1983年第9期。

⑪⑬吴明秀：《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59页，第25页。

作者：黄淑菡，河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水涓E-mail:shuijuanb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