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娃娃他妈从茶几上、壁柜中清理出一大包长期无人食用的面包、饼干、水果糖等东西扔到垃圾桶,这让我想起少东西可吃的三十多年前半个麻饼的事来。
那是1970年初期,我上小学,正值“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政治上十分热闹,经济上却非常寒冷。那时候,工人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俗称“工人老大”“工人老大哥”,地位最高。农民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俗称“农民老二”“农二哥”,地位排在第二,但这只是从政治上来说的,至于其经济地位,则属于非常低的那一类。农民的日子过得极其艰难,青黄不接、吃了上顿没下顿并不是个别现象。我和代新是同班同学,在家庭背景上具有一些相似性。我们两家都是农民编制,同种庄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也就具备了“贫穷”这一全国农民的共同特征。但是,两家又同一般的农民家庭略有不同:都住在公社唯一的那条街上,我父亲租店当裁缝,经营着全公社唯一的一家裁缝店,挣的钱交给生产队,手里偶尔也有些散钱。代新父亲做公社邮递员,张罗着全公社唯一的一家邮递业务,由国家发放微薄补贴,兜中有时也有些碎银。正是由于有这样的便利,所以如果遇到大人心情好的时候,娃娃就可以得到些好处,我和代新也就可以不时买点零食吃。
说起吃的,那时盐亭县章邦公社的整条街上只有两个买处:一家馆子,一家供销店。家乡人所说的馆子就是书面语中的食店,供销店就是由供销社出面办的干杂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