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的研究方法

樊鑫

[摘 要]程千帆先生在学术上有相当深厚的造诣，他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又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使得文学研究出现了跨学科和综合化的趋势，也进一步的推动了研究向深层次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研究方法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是南京大学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的一部力作，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在当时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流舟先生称其为“一把开启疑窦的钥匙”。（1）虽然这本书只有六万多字，但是却以犀利的视角、新颖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考证和深厚的学术功底让人折服，至今仍充满着学术生命力。这本薄薄的小书不仅在知识上给我们以启迪，更在方法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以后的学术研究影响深远，使文学研究出现跨学科和综合化的趋势，推动研究向深层次进一步发展。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共分九个部分，程千帆先生开门见山，在第一部分就提出问题：行卷风尚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问题；第二、三、四部分，程先生展现了他扎实的史学功底和考证功夫，详细探讨了唐代进士行卷的由来、具体内容和行卷双方态度等诸多问题，在充分弄清历史事实的前提下阐述了进士行卷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第五部分，程先生旁征博引，在梳理前人关于唐代文学与进士科举诸种言论的基础上，考察各家观点的得失，肯定唐代进士科举对于文学的影响，并提出应该区分省试与行卷的不同作用；第六、七、八部分，程先生分别揭示了行卷对于唐诗、古文运动及传奇小说等唐代最富代表性的文体地推动促进作用，把历史现象与文学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第九部分程先生总结全文，得出结论：进士行卷“无论是从整个唐代文学史发展的契机来说，或者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2）此外，程先生还指出了研究中可能存在拔高研究对象的误区，即“强调到不符合事实，也就是不恰当的地步”。（3）

通观全书，程千帆先生以文史兼治的方法为立论的基础，另外运用批评与考证结合，以小见大、辩证法，归纳法，比较法等研究方法，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文史结合；以小见大；考证与文艺批评相结合。

一、文史结合

历来都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而文史结合更是中国古典学术的传统研究方法之一，被广泛地运用于古典文学研究中。从孟子的“知人论世”到陈寅恪的“诗史互证”，这一研究方法有了长足的进步，运用方式也越来越灵活多样。

程千帆先生拥有深厚的史学造诣，他不仅对于中国历史了如指掌，更深入研究过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其《史通笺记》一书，广搜善本，博采众家校记及有关论著，被史学家周一良先生誉为“子玄（刘知几）之功臣”。（4）程先生的史学成就不仅体现于史学专著中，更散见于他的文学研究之中，《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可以说是一本文史结合的典范之作。

进士行卷指的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这是与科举制息息相关的一种社会现象，很长时间都被人们认为是史学的范畴，一般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很少涉及，即使陈寅恪等人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也没有进一步探究。因此每每论及科举制与唐代文学发展的关系，多是大而化之地说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很少能进行深入具体地分析。程千帆先生正是抓住这一点进一步挖掘，提出“对于唐代文学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并非进士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这种制度下形成的行卷这一特殊风尚”。（5）

程千帆先生的这一观点是有坚实的史实依据的。他从唐代科举考试不糊名开始谈起，介绍了唐代科举录取人才的标准：不仅依据试卷，“还要参考甚至完全依据举子平日的作品和誉望”，这就助长了行卷之风的盛行。（6）他还以丰富的历史材料区分了省卷与行卷的区别：省卷是向尚书省所属官府——礼部交纳，而行卷则是献给私人的作品。不仅如此，他还指出只有进士科才存在行卷之风，这与进士科的考试内容有关。接下来，程千帆先生又通过大量笔记、书信等材料地梳理，介绍了行卷之风的具体内容，从作品的题材、体裁到行卷所用的纸张，包括行卷时的服饰，展示了深厚的历史功底。程先生通过对《北梦琐言》、《唐诗纪事》、《唐音癸签》等相关条目的引用，介绍了举子及显人对待行卷的态度，并严格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行卷：省卷带有敷衍性质，而行卷才是决定是否能够高中的因素之一，因此行卷才是文人的心血之作，最能代表他们的创作水平和艺术成就。所以真正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应该是行卷而不是省卷，这就指出前代认识存在的误区，将前人大而化之的结论具体化、精确化。

书中的第二、三、四甚至第五部分大多是史学的考证和分析，但是程千帆先生并不仅仅局限于历史的研究，而是站在文史结合的高度统观历史背景下的文学发展。他抓住行卷的特点，着重分析了行卷与诗歌、散文以及小说的相互关系，以宏阔的眼光去审视《唐百家诗选》、韩柳古文运动、传奇小说的发展与成熟等文学现象，试图寻找他们与进士科举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历史在他的手下不仅是一种背景，更是一种工具。在历史的土壤中，文学这朵奇葩必然会有自己扎根的一方田地。程千帆先生在本书中所做的工作，就是把根须挖出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动。

不得不承认，程千帆先生这本书的选题非常新颖，他站在交叉学科的临界点上进行了一次有深度有广度的开掘。他凭借自己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眼光，游走于历史与文学之间，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将进士行卷与唐代文学的关系考察得清清楚楚，尽显大家风采，这本书可以说是文史结合的典范之作。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文史结合的方法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运用自如的，它要求使用者必须具有深厚的史学修养和文学功底，二者缺一不可。有史无文，文章会沦为史实的罗列；有文无史，文章没有扎实的根基。如果仅仅具备了这两方面的能力还是不够的，如何将两方面贯穿起来才是最考功夫的地方。因此，这种方法对于我们这种初学者来说，没有十成把握就不要轻易尝试，因为我们在知识储备和学术眼光上都还有所欠缺。以后随着知识和阅历的增长，运用也会越来越纯熟了。

二、以小见大

以小见大是一种很常用的研究方法，它往往从一位诗人、一件轶事、一首作品甚至一句诗句入手，从微观一步步走向宏观，乃至辐射到整个文化历史背景，最终得出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以小见大也是程千帆先生文学研究惯用的方法之一，在《一个醒的和八个的——读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一文，他从《饮中八仙歌》这首诗歌入手，把杜甫与饮中八仙对立起来，在盛唐的浪漫气息之下嗅到了杜甫的与众不同，提出此时杜甫已经从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阵营中分裂出来，从而深化了盛唐到中唐诗歌转变的研究，也丰富了对杜甫思想感情的探究。以小见大的方法到了程先生的手中，被运用得出神入化。

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中，程先生以进士行卷这一唐代特有而又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为切入点，开拓了唐诗研究甚至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关于唐代进士科举与文学的关系，陈寅恪先生等已经有所涉猎，但是程先生敏锐地捕捉到进士行卷这一问题的学术价值，并进行了一番“小题大做”，上升到文学发展史的层面得出自己的结论。第二到五部分程先生围绕着行卷的问题，进行了扎实地考证，将这个问题弄得清清楚楚。如果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整部书的价值将大打折扣，第六到八部分，程先生展示了他锐利的学术眼光，他分别探讨了行卷对诗歌、古文、传奇的影响，几乎将唐代最有成就的文体一网打尽，说到了行卷促使诗人对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韩、柳等人也正是通过批点行卷的方式来宣传和传授古文，“唐代进士曾用传奇小说行卷是个事实，现存唐代传奇小说的作者与进士科举有关的，又占有一定的数量，为古今学者所认为是曾被用来行卷的三部专集又是比较优秀的作品”。（7）在此基础上，程先生在第九部分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存在拔高的嫌疑。可以说，第六、七、八这三个部分是最见功力的，没有数十年的积淀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也是本书运用“以小见大”方法成功的关键所在。程千帆先生一直都很重视“大”的发掘，主张把具体的小问题放到大的历史背景中考察，“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中国古代文学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古代的哲学、史学、艺术乃至科技等各种文化形态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作为古人心灵活动的最鲜活、最细微的记录，理所当然地反映着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各种特征。所以，研究古代文学，又不能不考虑到它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它的精神实质，才能提高这种研究的学术品位”。（8）

以小见大，是我们这些初入门者最经常使用的方法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那能够弥补我们阅读面不广、无法驾驭宏观题目的弱点，但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小见大首先要选择合适的“小”。不是所有的“小”都能见到“大”，这就要求我们要有敏锐地学术触觉，挑选真正有研究价值的“小”。譬如唐代进士投卷有行卷和省卷之分，如果程先生没有犀利的学术眼光，而是把省卷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也就不会有本书了。其次，如何从“小”上升到“大”更是对自己眼光的考验。如何从偶然中得出必然，又如何让这个必然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这都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需要长期的熏陶。如陈文忠老师在《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一书中提到《漱玉词》的接受史研究，普通读者一般能想到李清照的接受史，而陈老师则从中看到了婉约词在各代地位的变迁和女性作家在历代的评价。

虽然以小见大的方法对于研究者的眼光有着较高的要求，但是作为初学者的我们还是可以去试一试的，即使选题不是很巧妙，论述不够深刻，但这是一个拓展自己思维的好方法，能够激励自己如深入挖掘一些东西（也许挖不了多深），提高自己的眼界和见识。

三、考证与文艺批评相结合

考证与批评相结合是文革以后兴起的一种新趋势，它将中国传统的考证与西方文艺批评结合起来，采二家之长，在文献的整理与考据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的批评方法，深入到文学内部进行研究，即摆脱了传统考证重视作家作品、生平而轻视文学内部研究的缺憾，又避勉了一味注重批评而疏于文献整理的偏差，为以后的文学研究开辟了道路。

程千帆先生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中，以扎实的文献整理和考证为基础，运用文学批评的方法对考证的结果加以提升，即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又赋予考证结果以新的生命。如他在研究行卷风尚的盛行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时，首先对唐代进士为何使用传奇这种新兴文体行卷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通过对《国史补》、《云麓漫钞》、《南部新书》等材料的整理，认为唐传奇可以发挥作者在叙事文学方面的能力，而这正是科举考试科目中所不能体现的；并推断出《幽怪录》、《传奇》、《续玄怪录》等，很可能是行卷之文。在此基础上，程先生运用分析综合的方法，提出传奇小说的创作受到行卷的影响。为了证明这一结论，程千帆先生考证了《幽怪录》、《续玄怪录》、《传奇》这三本唐人传奇小说集的基本情况，有力地支持了自己的观点。

在具体的行文中，程千帆先生又不拘泥于某一种模式，往往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方法，有时甚至将几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从而是自己的研究灵活多变。如他在研究进士行卷与古文运动的关系时，他不仅从《郡斋读书志》、《幽闲鼓吹》等书中寻找自己需要的材料，将韩、柳等人放在中唐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还运用文本内部证明的方法，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考察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可以说，考证与文艺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在程先生的手里收放自如，成为众人学习的典范之一。

相对于前两种方法而言，考证与文艺批评相结合的方法是最难的。考证需要扎实的文献功底，而批评则要求很高的理论素养，能够将这二者完美结合的学者，目前学术界也为数不多。精通两门之中的一门已属不易，要将二者融会贯通更是谈何容易，因此这种方法是很见学术功底的。

总之，《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这本书虽然只有87页，却是多种研究方法的结晶。程千帆先生在本书中阐述，不仅给人知识上的启迪，更带来方法上的思考。此后的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等著作，无一不是本书启发下的产物，对八十年代以后的学术界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流舟.一把开启疑窦的钥匙——读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2）.

[2]程千帆.程千帆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3]莫砺锋.程千帆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述评[J].文学评论.1998（6）.

[4]汪枫.发朦抉微，得未曾有——从《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看程千帆的研究方法[J].安徽文学.2009（9）.

[5]方涛.简论《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文史兼治的学术方法[J].黑龙江史志.2009（5）.

[6]孙良山.简论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的研究方法[J].绥化学院学报.2008（2）.

注释：

（1）流舟：一把开启疑窦的钥匙——读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2）.P84.

（2）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85.

（3）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87.

（4）见周一良先生1981年6月6日致程先生书，《程千帆友朋诗札辑存》第十册下.

（5）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4.

（6）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6.

（7）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84.

（8）莫砺锋：程千帆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述评.文学评论.1998（6）.P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