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地区县域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刘 凯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县域是国家的基础，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有效支撑。当前，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较慢、潜力未被充分发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金融效率不高。因此，为欠发达地区县域金融效率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是破解欠发达地区县域金融效率低下的重要前提条件。

一、概念界定及文献回顾

所谓欠发达地区，是指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偏低或者发展不充分的地区。国内学者对欠发达地区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杨晓光等学者认为，欠发达地区是指由于机会缺失、信息不完全等原因而造成的发展缓慢或者发展停滞的区域，这些区域具有低下的生产率和低下的生活水平，对农业生产和初级农产品高度依赖，对外开放程度低等特征。［1］(P97-104)林勇等人则认为，欠发达地区是指由于历史、观念和区位等条件的制约，社会经济运行处于不平衡的状态，生产要素可得性及利用率低，技术进步速率慢，缺乏适应并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由此导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2］(P119-124)本文认为欠发达地区是指由于资源禀赋、地理区位、文化观念等原因造成的经济发展程度偏低的区域。从不同范围来看，这些区域可以是国家 (地区)、省 (自治区、直辖市)、市 (地、州、盟)，也可以是县 (市、区)。在关于欠发达地区县域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采用《中国县 (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01》(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纂)中给出的界定，即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0%的县 (市)。也有学者认为欠发达县市是指除了 “百强县”以外的县市，［3］(P60-63)还有学者则以约定俗成的方式认为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县 (市)都是欠发达县域。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广大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差距较大，为了便于开展研究，本文将欠发达地区县域定义为西部地区“百强县”以外的县 (市)。

效率是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之一，是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关于金融效率的概念，尽管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广泛的探索，但是还没有形成相对权威和一致认可的观点。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不同，导致所给出的金融效率的概念也有所不同，主要包括以下三种观点: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金融效率是金融要素资源的投入与国民经济运行结果的比较;［4］、［5］(P11-13)从帕累托效率的角度来看，金融效率是指即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将有限的金融资源配置到最能创造经济效益的地方;［6］、［7］(P31-35)从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金融效率是金融资源在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以及金融内部子系统之间配置的协调度。［8］(P138-139)

学者们对金融效率的划分方式也不尽相同。从国外文献来看，Robinson和Whiteman将金融效率划分为配置效率与运作效率;Bain把金融效率划分为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Revell将金融效率划分为配置效率与结构效率。国内学者王广谦将金融效率划分成金融机构效率、金融市场效率、金融宏观效率;［9］从国内文献来看，周升业将金融效率划分为金融功能效率、金融配置效率以及金融管理效率;沈军把金融效率划分为宏观金融效率和微观金融效率。

针对县域金融效率的研究，方五一和蔡淑琴做了大量的有益探索。他们认为，县域金融效率可以分解为金融功能效率、金融市场效率、金融管理效率。金融功能效率就是金融与经济的配合程度，也可以看作是金融宏观效率。金融市场效率即金融满足宏观资金融通需求与微观个体资金融通需求的程度。［10］(P10-15)但是，他们认为金融机构实行的是垂直型管理结构，不具有市场经济中典型经营主体的四自特征，因而将金融管理效率简化为银行经营效率，这使得他们的评价体系在逻辑上出现了明显的交叉。

无论是从研究整个国家金融效率还是从研究县域金融效率的文献来看，金融效率的分解都包含了金融对国民经济的配合、协调程度和微观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但是，现有的关于金融效率的评价都忽视了政府在金融活动中的角色和地位，尤其是在我国，由于财政税收体制、官员政绩考核等原因，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并倾向于直接参与金融活动，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行为已经成为地方金融改革问题研究的焦点。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末，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1万多家，贷款金额达 9.7 万亿元，［11］(P88-90)而这其中大约70%都是县级平台，［12］县域政府参与组建融资平台的现象十分普遍。客观而言，政府行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健康有序的金融市场运行离不开政府的服务与管制;另一方面，政府在投资利益驱使下直接参与金融活动又可能导致过度竞争、滋生腐败，进而扭曲金融市场运行，致使金融效率低下。［13］(P64-72)、［14］因此，本文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的金融行为纳入到县域金融效率评价体系当中，并将政府行为划分为金融监管和金融参与两类行为。

本文认为，金融效率是指在既有、可得、外流金融资源的前提条件下，市场与政府对金融资源自动与能动的配置状况。本文遵循经济学“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两分观点(即“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相结合)，将金融效率划分为金融市场运行效率与政府金融行为效率，同时考虑到金融资源的来源受区域金融资源禀赋自身的影响，把“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施加作用的“场”(即“金融生态系统”)纳入到分析范畴中来，最终构建起金融效率的分析框架，即金融市场运行效率、政府金融行为效率以及金融生态系统效率。金融生态系统是金融资源配置状态达到各种程度的基本限制条件，在此基础上，金融资源的配置受到两大主体自动的和能动的影响，自动的主体称为市场，能动的主体称为政府。本文还认为，缺乏对金融生态系统的审慎评价，直接对金融市场和政府的金融行为进行孤立的评价，都会使金融效率的研究失之偏颇，因而有必要将金融生态系统纳入到分析体系中来。

二、欠发达地区县域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所构建的欠发达地区县域金融效率的综合评价体系，主要从市场运行效率、政府行为效率和金融生态效率三个子系统进行评价，详细的指标体系见表1。

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由金融市场结构、金融市场功能、金融机构盈利能力、金融流动性、抗风险性5个指标构成。当前，绝大多数欠发达地区仍然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要的金融机构，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网点极少。同时，受传统观念和习惯的影响，欠发达县域中保险行业相对银行业更加落后。因此，可以选用非农村信用合作社机构贷款率、保险业与银行业比率等指标来评价县域金融市场的结构情况。非农村信用合作社机构贷款率，即非农村信用合作社机构贷款总额占地区全部银行业贷款总额的比重，用以衡量专业银行机构贷款份额的大小。一般认为，在信贷业务经营上，专业银行机构比农村信用合作社更加规范，专业银行机构信贷资金比重越高，区域金融效率就越高。保险业与银行业的比率即保费总收入与银行存款总额的比值越大，说明金融系统中保险业份额越大，金融市场结构更趋于多元化。在欠发达县域，金融机构主要承担的是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功能，因此金融市场的功能可以用储蓄动员能力、存贷比等指标来测度。地区储蓄动员能力可以用地区银行业存款总额与地区GDP的比值来反映，比值越大则地区金融系统动员储蓄的能力越强。存贷比，即银行业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值，用以反映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比率，比值越大则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能力越强。金融机构盈利能力可以用资产收益率、从业人员年人均利润等指标来评价。银行资产收益率，即银行业全年利润与银行总资产的比值，比值越大则银行机构的资产产出水平越高。银行从业人员年人均利润，即银行业总利润额与银行从业人员的比值，比值越大则银行机构的盈利能力越强。金融流动性越强，机构经营就越稳健，应对非预见性经济危机和波动的能力就越强。备付金比率是衡量银行金融机构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即保证存款支付和资金清算的货币资金占存款总额的比值，比值越高则金融机构保证支付和清偿的能力越强，经营活动就更具有可持续性。抗风险性则可以用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指标来测度。资本充足率是银行的资产对其风险资产的比率，是保证银行等金融机构正常运营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本比率，也是衡量银行抵御风险能力大小的重要指标，比率越高则银行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不良贷款率，即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其中，不良贷款是金融机构次级、可疑和损失三类贷款的总和。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是评价金融机构信贷资产安全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不良贷款率与金融机构收回贷款的风险大小直接挂钩。

表1 欠发达地区县域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政府行为效率可通过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行为与金融参与行为两个维度进行评价。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行为效率可以从人员配置、经费预算、制度建设等角度加以衡量;金融参与行为效率则可以用负债规模等相关指标来衡量。如金融公职人员的比重，即金融管理部门公职人员数量与地区全部公职人员总数的比值，用以反映县域金融管理和服务的人力资源配置情况，实际应用中可以用县级政府金融办和银监局的编制人员数与县级公务员的编制人员数的比重来代替，比值越大则地方政府的金融服务能力越强。金融监管部门的经费比重，即金融部门办公经费与县级政府全部办公经费的比值，用以反映县域金融管理和服务的资金投入状况，比值越大则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服务能力越强。地方政府直接参与金融活动的程度，可以用地方政府负债总额与地区GDP的比值来反映，比值越大则地方政府直接参与金融活动的程度越高，而政府直接参与金融活动的程度越大，寻租、腐败等问题就可能越严重，资金优化配置的现实效果也就越差，金融效率也会越低。这一指标也可以用偿债率来衡量，偿债率是指需要偿还的债务本息与当年地方综合可用财力的比率，国际认可的该指标的控制上限为20%。［15］(P84-84)偿债率越高，县级政府所面临的到期还本付息的压力越大，风险越高，当然也就说明政府直接参与金融活动的程度越高。

金融生态效率由金融市场规模、金融深化程度、金融开放程度、资金外流程度等4个指标构成。金融规模是金融运行效率的根本前提，对金融市场规模进行考察，主要是为了计算当地金融资源的多少，它可以用地区投资率来测度。地区投资率可以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额除以地区GDP的比值来代替，比值越大则金融市场的规模越大，其潜在的金融效率提升空间也越大。金融深化程度可以用银行业贷款总额与地区GDP的比值来代替，比值越大则区域金融深化的程度越深。目前，欠发达县域几乎没有外资银行进驻，甚至国有或股份制商业银行网点都非常少。因此，本文选用非信用社网点的比重来测度欠发达县域金融的开放程度。非信用社网点比重，即非信用社机构网点数与全部银行网点总数的比值。本文认为，非信用社机构网点比重越高，该区域吸引国有或股份制商业银行机构的能力越强，也就意味着区域金融的开放程度越高。由于资金具有逐利性，而欠发达县域的优质产业项目非常稀缺，因此绝大部分县域内金融网点吸纳的储蓄资金被上存到市级或者省级金融机构，对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不足。资金外流率，即地区银行业存贷款的差额与银行业存款总额的比值，用以反映本地区资金的外流程度，比值越大则本地区资金用于本地区投资的数量就越少，而用于县域以外的其他地区的也就越多。

三、评价模型

本文基于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欠发达地区县域金融效率的评价模型，定义欠发达地区县域金融效率为E(目标层)，市场运行效率、政府行为效率、金融生态效率分别为(系统层)，则。若对应权重分别为 we1、，则县域金融效率E是关于e和we的函数，

即:

假定e1、e2、e3分别拥有α、β、γ个评价准则U，则，若每个评价准则U分别对应相应的权重为wu，即，那么:

由于每个准则层仅对应1个或2个评价指标，而且层次越多，最基础的指标之间权重的设定对整个评价结果的影响就越小，因此指标层的权重可以简单赋权。事实上，评价模型建立后，模型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信性的关键在于系统层、准则层各因素之间权重的确定。在运用层次分析法时，学者们往往运用美国运筹学家Santy提出的一致矩阵法来赋权，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不再赘述。

四、小结

欠发达地区“三农”问题的解决、城镇化的推进、中小企业的融资拓产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撑。本文认为，在既有、可得、外流金融资源的前提条件下，市场与政府总是在对金融资源进行着自动与能动的配置，金融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市场与政府的配置行为。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秩序与以市场为主体的自然秩序共同配置着金融生态系统内的金融资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本文认为，政府在金融活动中的作用，不是要和市场做金融资源的零和博弈，而是要在提高金融生态发展水平、保障金融市场良序运行中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提高欠发达地区县域金融效率，不仅要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还要大力提升区域金融生态的发展水平。因此，本文构建的欠发达地区县域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从金融生态系统、市场运行、政府行为等三个维度进行测度，为决策者分析、测算和提升区域金融效率提供依据。当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县域经济和金融系统的特点不尽相同，而本文的研究仅仅是在对我国西部几个省份的数个欠发达地区县域的现实情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的，因而可能还不够科学，有待实践检验和进一步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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