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在实现“中国梦”中的地位、方位和定位

摘要：“中国梦”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不懈追求，当总书记习近平重新提起后，又一次成为一个被热议的话题。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与文化”中心的知识组织机构，在实现“中国梦”中应有怎样的地位，如何审视自己所处的方位以及确定自己的工作定位，急切摆在了大学举办者、管理者的面前，需要进一步明晰和把握，并在追梦中切实肩负起自己的使命，以不辜负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民的厚望。

关键词：中国梦；大学；地位；方位；定位随着新任中共中央党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11月29日率领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体成员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重提“中国梦”，“中国梦”成了一个被热议的话题。什么是“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的定义是：“何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1]一言中的，“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就是“强国梦”[2]。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与文化”中心的组织机构，毫无疑问地在实现“中国梦”中承担着极其重要而特殊的使命。因此，研究中国大学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的地位、方位和工作定位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一、大学在实现“中国梦”中的地位

到底是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大学的发展，还是大学的崛起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虽然不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那样令人“费解”和玩味，但也是颇值得研究和推敲的问题。

1.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大学的产生和崛起，大学的崛起推动了国家的强大

纵观大学发展史和国际经济社会发展史，可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催生了现代大学，同时又是现代高水平大学的群体性崛起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的强大。现代大学为什么首先产生在欧洲，因为当时欧洲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需要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从而“催生”了现代大学；一系列成功大学的创办和不断发展又推进了欧洲和北美等国家的文明和富强。当现代大学被“移殖”到美国以后，美国需要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大学极大地推进了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菲利普·G·阿特巴赫认为，今天世界高等教育已经形成了“边缘与中心”的格局。几种对世界顶尖大学的排名都表明，主要的研究导向的大学都处于极少数国家[3]。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自2003年起开始发布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九年（2003-2011年）的数据表明，美国大学在世界TOP100排名所占的比例始终都稳定在一半以上，而排名越靠前，美国大学所占比例就越高。在前50名中，美国大学所占比例在70%左右；在前20名中，除2003年为75%以外，2004-2011年的比例都高达85%；在前10名中，美国大学一直稳占8席，只有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可以跻身其中。在其他排名系统中，如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以及英国《泰吾土报（高等教育副刊）》对世界大学的排名中，美国大学也总是遥遥领先。[4]可见美国既是世界一流的强国，又是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必然的结果。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强了美国大学，同时美国大学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群雄而起做强了美国科学技术、经济与军事。

2.时代赋予了中国大学特殊的使命——过去是，今天是，未来更是

中国的现代大学肇始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技术上的差距让闭关锁国的满清王朝为之震惊，也让原本自我感觉良好的清朝军队在“科技”战中惨败，这使得许多爱国的有识之士痛心疾首，深刻反省。主张“师夷之长”的洋务派和主张改良的革命派最先把矛头指向了重读四书五经的中国传统教育。不论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还是严复的“体用一致”，他们都认为学习西方教育、技术是危难之中解救国人的最好办法。至此，现代大学开始在中国土地上“引种萌芽”。在炮火中诞生的中国现代大学与西方大学的发端并不相同，中国现代大学更多被赋予起了救国、强国的时代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正式踏向了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科教兴国”、“教育优先”等政策的出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命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等口号的提出和叫响，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同样被赋予了强国富民的时代使命。

·教育管理·大学在实现“中国梦”中的地位、方位和定位过去也好，今天也好，未来也好，中国的高等教育始终是与国家的命运“同频共振”的，特别在全球化的今天和明天。笔者曾在一本专著中专门写过一节“全球化竞争实际上是教育的竞争”，事实确实如此。从国家层面来说，无论是通过生产、贸易、资本与劳动力的国际化进程，还是通过科技、人才、教育、文化艺术交流以及旅行、交往等国际化进程，一个国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因为我们已不再在一个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圈里生活了，世界的经济和许多大公司已部分或完全全球化了。遍布全球的交流网络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国际市场，这个市场出售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还有专业知识、科研成果与人才资源。而这些打上现代意义印记的“商品”来往有着强烈的“磁吸效应”，吸引着世界上的“知识资本”往发达国家或区域积聚，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深刻变化，而这一巨变的标志趋势就是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转型。而面对这样的巨变，唯有从教育入手，培养国民的“全球思维方式”（Global mindset），以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变化。

再就个人层面来说，社会与世界的巨变已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将越来越强烈。在一个知识越来越重要的全球化时代里，越来越多的人把教育视为希望之所在，良好的教育意味着更好的未来，意味着能更好地参与社会和国际的竞争，意味着事业的更好发展，意味着丰富多彩的生活和美好人生。

所以，在全球化态势下，国家也好、个人也好，一国的竞争、一个人的竞争，说到底就在于教育的竞争，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竞争。因为“作为教育系统的顶点，高等教育决定了如何组织知识和使用不同的知识……，如果没有高等教育的支持都不可能产生重大的影响”[5]。

3.中国大学在实现“中国梦”中的地位

曾任普鲁士首相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俾斯麦在普法战争取得巨大胜利后，曾指着一班学生说：“我之胜法，在学生而不在兵。”无独有偶，赫赫有名的变革家康有为先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5月，在上奏《请开学校折》中，呼吁清廷广开学堂，以养人才的理由是，“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6]。一外一中，百年前的两位历史人物的话语，都说明了教育在一个国家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这些都是从历史经验和理论上来阐述的，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能否名副其实地成为“社会中心”而不“边缘”化，要看两个方面的“定律”——一是看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是否为大学的群体性崛起创造了条件，赋予了“可能”；二是看大学自身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模式是否有利于自己的生长和不断的超越。

首先分析一下当今中国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是否为中国大学的群体性崛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个国家发展的好坏，常常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结构。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容特性不同，以及彼此间相互适应、相互作用的方式不同，形成的社会结构也不一样，当然也就给这个国家的社会组织机构带来了不同的发展机制和条件。如果社会结构同大学的理念与制度相适应，就能促进大学的崛起和发展。经过改革开放35年的洗礼，尽管中国的社会结构还缺乏深度的开放性，但与中国任何历史时代相比较，开放与宽容都已经成为社会的两个主题，这就给中国大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再从制度环境来看，国家给大学的发展和崛起创造了较好的空间和地位。首先，在战略地位上，国家对教育有了充分的认识，认为：“优先发展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7]“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8]这些都是写进党和国家纲领性文件之中的，这就从国家制度顶层设计上定了很好的基调，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鸣鼓开锣”。其次，在社会地位上，大家都认识到“教育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素质，推进了科技创新、文化繁荣，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9]。再次，从教育系统地位上看，高等教育在教育系统内的“龙头”地位已经确立，“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10]。这一切的“地位”都从宏观和中观上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崛起创造了制度环境。笔者也曾撰文指出，尽管在宏观与中观上有不错的制度设计和环境，但在微观上，即具体落实过程中，仍然有许多制约大学改革发展的不良机制和环境，严重阻碍了中国大学的“群体性崛起”，使得中国大学人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总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遗憾。

二、大学在实现“中国梦”中的方位

所谓“方位”，就是方向和位置。要理清中国大学在实现“中国梦”中的发展方向和所处的位置，起码要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1.“中国梦”的几个阶段

根据笔者的理解与分析，实现“中国梦”应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前，要实现的是中国人民的翻身得解放和新制度社会的建立。这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共产党人的带领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通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壮严成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进行，一个全新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在1956年开始运行。

第二阶段是从1949年至1978年，中国人民的梦想是以国家意识形态为基础，集体和国家是梦想的指向，牺牲和奉献是梦想的主题，集体的荣誉感和国家的自豪感是梦想实现的力量源泉，更是梦想实现带来的终极喜悦。但在这个阶段，由于国际国内的诸多原因，中国在一个时期内遭遇“左”的思想深刻影响，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几乎进入到了“冰冻期”，“中国梦”受到了现实的严峻挑战。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至今），一方面随着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力提升，在放眼世界，与世界接轨的同时，民族伟大复兴的提出几乎“水到渠成”；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经济制度根本性调整和思想观念的大变化，利益多元化，思想开放化，个人的价值追求、梦想实现如何与“中国梦”接轨也严肃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他履新两个星期就带领他的执政团队参观了国博的“复兴之路”展览，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11]他以语重心长的通俗话彰显了“中国梦”的科学内涵，希望大家以“中国梦”为共同目标奋起努力。

第四阶段是从现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阶段虽然时间不长，但十分关键。因为“中国梦”的本质特征就是“强国梦”，而要实现“强国梦”，关键一步是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

第五阶段则是从2020年开始，在前面四个阶段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进入一流的强大国家行列。

2.中国大学在世界大学体系中的位置

正如前文所述，在实现“中国梦”中，大学有着特殊的作用。然而，今天的中国大学却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并不相匹配。我们只要将中国大学放在世界大学体系中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大学只是“大”，而远远未达到“强”的境地。无论从世界几家知名的大学排名榜的排名数据分析还是从中国大学自身的内涵分析，中国大学在世界大学体系中虽然不是末流，但也与中国这一世界第二经济体的“身份”很不相一致。

从美英和中国自身的大学排名榜看，外国人比较给“面子”的“排名”在中国大陆也只有1-2所大学进入100名以内而且还是偏中后的。上海交大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大学排名榜，中国则一所也未进入100名之内。

再从中国大学的内在成就看，中国国家设立科学大奖以来，获得者都是建国以前的大学毕业生，而且80%以上都是在国外著名大学读过研究生的“老者”。

这些客观的分析与认同不是妄自菲薄而是要急起直追，特别是要在经济崛起之时大学也能群体性崛起，真正为实现“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

3.要明确中国大学在实现“中国梦”中的方位

从总量来看，虽然今天的中国已经算得上经济大国，但与经济强国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一是科技创新不足；二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三是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四是领军人才缺乏；五是文化实力不够等等。这些都有碍于“强国梦”的实现，而要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关键要靠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尽管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科技领军人才、创新人才的培养仍然成为“钱学森之问”，让人汗颜，让人警醒。

中国大学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当前的方位如何，未来的方位怎样，需要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明确态势，摆正位置；另一方面是为了知耻而后动，廓清问题，改革制度，急起直追，为早些实现“中国梦”担当起大学应有的责任。

三、大学在实现“中国梦”中的定位

1.四大职能下的中国大学分类定位

关于大学的职能分析和中国大学分类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笔者在这里要思考的是为了在实现“中国梦”中发挥好大学的作用，有必要在高等教育四大职能下，对中国大学体系予以“功能分类”定位。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作为大学的四大职能，目前已成为国内的基本共识。然而在中国对于大学的定义是比较模糊泛滥的。在官方的界定中，凡是大专以上的学校都称之为大学，这样来界定学校的职能显然给举办者、管理者、研究者带来了不少矛盾与问题：是不是所有所谓的大学都承担着四大职能，是否有偏重？

实际上对于什么是大学是有专门定义的，因此在英语中，大学称之为“university”；一般具有高等教育职能的高校称之为“college”。克拉克在他的著作《高等教育系统》中就把高等教育分为：社区学院、文理学院、传统大学与创业型大学。[12]我国学者王建华先生也就“高等教育”与大学的关系做了专门的研究，他在《什么是高等教育》一文中比较全面地梳理和回答了“什么是高等教育”、“什么是大学”，认为“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概念是充满争议和歧义的；“大学”要早于“高等教育”，并认为“有些自称为大学的机构实际上可能与高等教育完全无关”[13]。事实确实如此，我们知道“最早的大学是研究事物本质或事物一般规律的机构，是由学生与教师组成的社团”[14]，其功能是随着社会与大学的发展，逐渐“丰满”起来的。我们今天常常把大学与高等教育混淆起来称呼。实际上一些以大学称谓的高等教育办学机构是缺乏大学的全部功能的。比如成人高校，它的主要功能是为了社会人员的再学习，颁发他们所需要的文凭；一些培养技术工人的职业院校，原本其功能是比较单一的——培养社会一线的技术工人。因此，如果给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都戴上“四大职能”的帽子，是“强人所难”，也是不利于真正发挥大学在实现“中国梦”中的作用的。为此，笔者比较倾向于邹晓平先生在《再论高等院校分类框架》一文中对高等学校类别和层次划分的建议（见表1）[15]。表1高等院校分类表

精英高等教育大众高等教育学校学术性学位学校专业性学位学校职业性学位研究型大学博士博士学士综合性大学博士硕士学士应用科技大学博士硕士学士文理学院学士专业学院硕士学士职业技术学院学士副学士这样的分类，有利于其功能的定位，有利于在实现“中国梦”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2.培养有国家意识的当代公民要成为所有高等学校的办学定位

合理的高等教育体系应该是分层分类的，各级各类高校所肩负的责任应有所区别、有所侧重。但任何高等学校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那就是培养人才。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着重培养有国家意识的，能够以实现“中国梦”作为人生追求的当代知识分子。

教育无国界，但教育是有意识形态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国家的知识与知识分子聚集的大学来说，如果缺乏鲜明的意识形态特色，那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十分危险的。

首先，从大学所走过的历史轨迹来看，是充满着哲学意蕴的。纽曼将大学的使命定位于“传播和推广知识”。他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说：“我对大学的看法如下：它是一个传播普遍知识的地方，这意味着，一方面，大学的目的是理智的，并非道德的；另一方面，它以传播和推广知识而非扩增知识为目的。”[16]他只论述了大学的一个功能——传播和推广知识的功能。实际上对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哲学作出开创性工作的恰恰是有着“发达哲学”国度的德国学者。作为哲学家的雅斯贝尔斯所撰写的《大学之理念》、《什么是教育》讨论的虽然是教育，实际上是哲学著作——我们可以专称为教育哲学著作[17]。而布鲁贝克的著作就直接命名为《高等教育哲学》了。

其次，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传统的知识分子都是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意识的。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过程中，为什么“封建文明”一直能延续2000多年，并不是由于皇帝和王权有多么的厉害，而是他们依赖了由孔子开创、董仲舒“规范”、朱熹发展了的中国儒家文化这一“文明的根脉”。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统治集团的主要组成者，表面上是尊重皇权，实际是遵守儒家文化渗透其血液中的“礼制”。新中国建立前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领导者，通过长期的革命洗礼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人民共和国，使人民在骨子里信服中国共产党。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趁热打铁”，加大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政党意识形态的宣传、灌输、内化，并将党的意识形态同步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

再次，从当今的国内国际势态来看，急需树立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从世界范围来看，意识形态的较量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大的是东西方的较量，小的是国与国之间的较量。在当今的中国，“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18]。意识形态这一政党和国家的“命脉”变得前所未有的淡化、分散化和多元化。虽然，在我们的大学里从来也没有放弃过意识形态的教育——恐怕只有中国才会将大学有关课程的开设上升到最高执政层面来讨论和决策，但由于意识不强——讲马列主义的不敢理直气壮讲“马列”，方法不当——往往是说教式教育和浅层的活动，内容不新——有的教师所讲的内容落后于时势3—5年时间，功利主义——大学大多数已成为 “职业培训基地”，读大学就是为了弄一个好职业等等原因，大学培养出的知识分子较少有国家意识了。这个局面如果看不清楚和赶紧予以应对和改变，要实现“中国梦”真的不可想象。

3.要有一批研究型大学快速崛起，更多地担当起实现“中国梦”的时代责任

不管我们如何看待和评价当今的美国，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的经济、科技、军事以及人才仍然是其他国家无法“望其项背”的。就高等教育系统来说，“它的非凡之处在于：它能够不断产生新的成功机构，其中大多数能够强盛不衰；处于这个系统顶端的是一批形成路径、特色各异的高水平大学”[19]。而在我国，虽然近20多年来国家在“顶层设计”、资金投入上也逐步形成了递度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一批“958”高校和“211”学校的办学实力不断提升，但要达到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群体性崛起的“意境”，还必须下决心攻坚克难。

一是要“气守丹田”，修炼发展。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国家对大学是寄予厚望的，在顶层设计中也是有意识地要培育一批一流大学的。但实事求是地说，今天的中国大学不是缺乏资金投入，主要是缺乏一种“宁静致远”的办学精神。许多国家重点大学，并不坚守“精英大学办精英教育”，而是要与一般院校争“扩招”，争办成人教育，争搞培训班。一些教授不能沉下心来教书育人，而是忙于“走穴”，忙于做“明星”，结果与国家的希望、社会的寄托南辕北辙——当然社会的制度环境也还有不足，但与当年战火纷飞中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办学环境相比已有天壤之别，为什么还办不好大学呢？在笔者看来，现在的关键是一批“985”高校、“211”大学要有一种“气守丹田”，静心修炼的气质，切实办出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二是要有一流的师资，以大师养大气。现实中我们的一流大学最缺的不是别的，而是办大学的“核心元素”——一流的师资。李政道先生曾仔细梳理钱学森先生的成长之路后说：“培养创造科学和技术发明技术的人才需要和钱学森和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导师冯·卡门教授那样的一对一的精英教育。”[20]当然这个“一对一”，并不是一定要一个老师只教一位学生。但决不能与我国的一些知名大学那样，一名导师带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研究生。以加州理工学院为例，他们的生师比是31。可以说我们现在的许多大学，办学硬件——校园、大楼、仪器设备一点都不比国外一流大学的差，但我们的大师真的是少之又少。要办一流的大学没有足够的一流师资，其他条件再好也是枉然的，唯有大师才能养大气。

三是要深化改革，从制度环境上保证高水平大学的群体性崛起。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笔者在《杰出人才的培养与中国大学的改革创新》一书中也有较多的阐述，这里删繁就简地说几句：一个国家的大学能否崛起，走在世界的前列，往往取决于这个国家与社会对学术教育的包容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制度环境。一个开放的、包容的社会有利于高水平大学的群体性生长和发展，一个良性竞争的制度环境，提供给大学不断创新的动态诱因机制，比为大学提供丰富资源、政策保护等优越的静态条件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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