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到鲁迅：中国传统文化由“仁义道德”走向“吃人”

龙 吟

（南通大学文学院）

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他说：“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许多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学说流派，这就是有名的‘诸子百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许多珍贵品，许多人民性和民族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这些传统美德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是很博杂的，其思想从古至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在中国众多传统文化思想中若硬要推出一个主流，应该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此时开始儒家思想就成为官方正统思想，从此主宰中国社会两千余年。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当然，这许多都是为维护封建正统、为皇权父权服务的。将中国传统文化概括为儒家思想“仁义道德”，的确是抓住了精义所在。

“仁义道德”泛指儒家的一整套道德规范。出自韩愈《原道》：“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 ”何谓仁？ 孔子曰：“仁者，人也”，[1]“仁者，爱人”。[1]朱熹注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也就是说，仁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待人，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道德学说。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德”即伦理道德，“礼”是指周礼，周礼实际上是周代的宪法，也就是当时人们的行为准则。孔子要求人们尤其是仁学的实践者要“修德”，要“克己复礼”，一切行为都要符合礼，不要超越礼的规范。正如李泽厚说：“孔子讲‘仁’是为了释‘礼’，与维护‘礼’直接相关。”[2]孔子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的,而最为重要的是首属关系,如兄弟、父子、君臣关系等等。因而孔子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角色行为理论,而且为了维系这种关系,他还提出了“忠”与“礼”、“孝”与“慈”、“弟”与“敬”等伦理原则。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把“孝弟”看做仁的根本，说明了孔子及其儒家对“孝弟”观念的极端重视，对家庭的社会整合功能的极端重视。孟子说：“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孟子·尽心下》）“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於禽兽，圣人（舜）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是孟子提出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理和行为准则，其目的在于维护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中庸》中孔子曰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亲亲”这种关系是基于血缘，“亲亲”强调亲情关系，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庭内部互相爱护团结。“尊尊”是一种秩序的规定，它要求在家庭内部、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君臣之间执行，讲究尊卑关系、秩序和等级。而在这种等级森严的伦理关系中，人们只有义务，没有权利。

孔子的儒家学说不但没有使两千多年的中华民族封建社会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反而使学术萧条、封建迷信盛行、专制横行。直到五四运动，白话文兴起，中国学术界才高举“科学”与“民主”两大旗杆。鲁迅在1918年创作的《狂人日记》里深刻揭露了所谓“仁义道德”那套儒学思想不过是“吃人”两个字而已。我由衷欣赏鲁迅先生对于孔子及儒学思想的观点和态度，他将中国传统文化“仁义道德”斥为“吃人”，是因为“仁义道德”否定了人作为“个”的存在。

穆勒说：“不管以什么名义，毁灭个性的做法就是专制。”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于是中国文化成了统治者的文化，他们肆意串改，恶意传播，将统治者的思想强加于人民大众，以达到控制人民的目的。统治者所谓的“仁义道德”，是孔子儒家的一种巨大的政治成果，是政治体制的政治产物。这套儒学思想始终贯穿着帝制即奴隶制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意志。其实质，是进一步企图以儒家的思想限制和“规范”人们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使之因“奴化”而“忠君尊王”，达到维护其奴隶制模式专制统治的罪恶目的。统治者要求人民群众每个个体都要为集体服务，只有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才称得上所谓的 “仁义道德”，这是赤裸裸的“吃人”，是对于人格的践踏和人性的泯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对孔乙己的描述，也是对全体国人最直接的定义，教条下的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传统文化留给人民的只有惰性和不争，中国人永远不会争取自我实现、自我突破。教条下的传统文化使得国人失去了思想，没有思想自由，人就像一个个傀儡，活在操纵者手中。

歌德说：“一个人只要宣称自己是自由的，就会同时感到他是受限制的。如果你敢于宣称自己是受限制的，你就会感到自己是自由的。”每个人新生的时候都是最有尊严的时候，他们不听教唆，思想独立，人格自由，不被这个“吃人”的世界所同化。但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不知不觉已被这个充满“仁义道德”的世界同化了，我们成为这个教条下的牺牲品。正如富兰克林所说：“放弃基本的自由以换取苟安的人，终归失去自由，也得不到安全。”

将“仁义道德”斥为“吃人”还由于从古至今规定严格的等级秩序，在这一等级秩序中除君主外，其余阶层都受压迫。董仲舒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提出了“三纲五常”的理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它反映了皇权专制主义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体现了整个皇权专制主义统治的结构，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在这种等级秩序里，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能够实现其无节制的贪欲，不仅是真、善、美的化身，也是假、恶、丑的集大成者。人们分为若干等级，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处于什么位置，日常行为中应当如何遵守不同等级的规矩。等级秩序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国人从小就受到人分几等的教育，一直处于一种被奴役的地位。

到了“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本论》、《儒家主张专制主义之害》，李大钊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孔子与宪法》，还有鲁迅的大量杂文与小说中可以看出，他们把传统的孔子、儒家、仁义道德作为反封建反传统的突破口，强烈地要求打破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以反对封建纲常伦理对人性的扼杀为焦点，争取人们普遍的精神解放。他们纷纷从“打倒孔家店”入手，高举“自由、人权、平等”的大旗，向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仁义道德”发起了猛烈攻击。他们渴望新社会、新思想、新民主，他们希望国人脱离旧社会那满口的假仁义道德、教条式的生活准则；他们希望国人追求人格独立、思想自由，远离“仁义道德”，拥抱新生命。而那时的社会，人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改变，人们没有思想，没有尊严，习惯于引导式的生活，人们迷失在茫茫世界中，永远没有方向。

几千年压迫式、教条式的生活使得国人失去了对人格独立的追求及对自由的向往。中国人害怕改变，不敢探索未知世界。鲁迅之所以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如此激烈的批评乃至彻底否定，正是基于他当时对中国近代落后原因的思考，基于他对国人和社会所展现出种种丑陋猥琐、卑怯麻木、愚昧冷酷的思考。而如今的中国人，需清醒理智地去糟存精，才能扫除那些泼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污水。

[1]四书集注·中庸[A]//朱熹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8.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林非.鲁迅和中国文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