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盟水斋存牍》看明末广东女性财产权

引 言

关于明朝时期的女性财产权，一般认为，女性的财产权比前朝进一步下降。如白凯认为，明初开始实行了所谓“侄子强制继嗣”条例，限制了亲女的继承权［1］。笔者认为，实际上是否存在此条例尚且存疑，吕思勉即认为，古代并无强制立嗣之法，且在律令及司法实践之中均有对立嗣人选、五服的限制，如长子不能立嗣别家，素有嫌隙者不能立嗣等［2］。因此理论上存在宗族有子却无法继承的绝户，实际上也有寡妇为了使女儿全盘继承而妄图赶走嗣子的做法。此非本文重点，不再赘述。实际上，女性财产权“传统法律在财产继承上，法律原理与实定法律及法律习惯存在着不一致”［3］。因此，对明代女性财产权的考察不能仅依据法律条文，还要对相关案例进行具体分析。《盟水斋存牍》是明末颜俊彦在广州推官任上所撰的判语与公牍专集，其中不少案件（如“争产”“争继”方面的案件）与明末女性财产权有关，从这些案牍中可推测明末广东女性财产权的大致实况。本文试图从法律习惯与司法实例入手，基于《盟水斋存牍》中女性财产纠纷相关案例，辨明明末女性在社会实践中体现的财产权，探讨妇女真实的法律地位。

中国古代的继承权，其核心是基于宗法制嫡长子继承发展而来的宗祧继承，即承担祭祀权的继承。秦汉以降，宗法逐渐下移，隋唐之后，门阀制度解体。宗法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虽已不复存在，但是在家庭范围内的影响仍然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