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孤独

李约热

关于他们，值得一说再说。

隧道、火车、摩托车、撞球间（桌球室），张震、舒淇、伊能静、李康生……寂寞光影下的物与人；台南、台东和台北，永远的家乡；跟谁都过不去的青春，多得买一送二……他们真的很不一样，现在，我不合时宜地想起他们，想起我对华语电影仅存的那一份敬重。

我还记得第一次看侯孝贤电影的感觉：近景，四个青年人在画面上跳舞，生涩中透着几分无赖的劲儿，他们身后大浪磅礴。对我来说，这样的人以这样的方式来到我的面前，有点触目惊心。青春刚刚开始，岁月悠长，看不到头，逃亡路上的青年，除了多巴胺，什么都没有。这部名叫《风柜来的人》的影片，暗合了我当时对青春的想象：所有的出走都是被逼无奈，就像事先没有准备好台词的演员，突然间就被推上舞台，面对世界，他们身影笨拙，语无伦次，前路没有知己，后方没有外援——片中的父亲，真正的出场只有一次，他的额头被棒球砸凹，坐在院子里，终日微笑，太阳晒过他的半截身子他都不知道要躲。这样的爹也只能拿来孝敬了，但往往想到要孝敬的时候，爹已经死去……世界真的不是他们的。

世界，到底是谁的？

侯孝贤他们才不会问这样的傻问题，宁可让时间静止也不会发问。他们不张牙舞爪，也不盛气凌人，他们给足了电影里的人面子，不怕浪费胶片，也要把他们的情绪拍够拍足，长镜头就是这样诞生的（也可以说“闷片”是这样诞生的）。在蔡明亮的电影《不散》里面，电影院的男厕所，四个男人陆续进来，对着小便池尿了将近四分钟，因为观影经验，我早有准备，我知道这肯定又是一个长镜头，我对着画面数数：差不多四个六十秒。现实中没有一个正常的男人会花上四分钟来小便，在《不散》里，蔡明亮延长了他们排泄的时间，给这几个怀旧的男人一份叫“慢”的礼物。而更有趣的安排是，空空荡荡的电影院里，那几个观众看的电影是很多年前他们主演的影片《龙门客栈》，银幕上，年轻的他们在刀光剑影里躲闪腾挪，银幕下，已经衰老的他们表情复杂，像在观摩一场别人的演出。为什么“不散”，是因为终将会散。电影结尾，这几个当年的明星，如今的怀旧老人互道珍重，最后消失在人迹稀疏的电影院门前。他们活在他们的时代里，安详而又落寞。

略萨说，文学应该给历史留一份证词。电影同样也该如此。我常常想，是什么使侯孝贤他们集体摈弃所谓的“故事”和“悬念”，后来想明白，其实这是一种叙事策略，看他们的电影，你看到的更多是人物的状态——故事随状态流动，流到哪算哪。看似随意和漫不经心，实际上是洞悉某种秘密后的撒野。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法则，法则不可更改，紧箍咒之下，人的状态就成了更值得关注的东西，通过不同人物的状态，不知不觉间，他们将一个个鲜活的时代存档保留。《悲情城市》如此，《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如此，一直到后来不在“新浪潮”范畴内的《艋岬》及《赛德克·巴莱》也是如此。从侯孝贤到魏德圣，你感觉得到台湾两代电影人心气相通，好像有一个共同的师傅。正是这些电影，使我对台湾产生了巨大的好感。他们的电影讲的是孤独，他们的电影不具侵略性，有的只是流动的日子和日子里那点可怜的爱与自由。这正是我喜欢的。

2005年，侯孝贤的电影《最好的时光》上映，这部三段式电影，还分别以“恋爱梦”、“自由梦”、“青春梦”来命名，三个题目，涵盖了台湾“新浪潮”电影的三个主题。《最好的时光》“自由梦”这一节，侯孝贤干脆采用默片时代的技术，张震和舒淇，一个是追随梁启超的青年学人，一个是色艺俱佳的青楼女子，他们的对白全部打在银幕上，也许关于自由，人们已经说得太多，此时沉默，不意味着就没人听见。

谁在听见？

“阿孝咕——阿孝咕——”奶奶在叫，《童年往事》里的情节，我大多都忘记了，想到这部影片，我只记得奶奶呼唤孙子的声音，声音凄凉。一个近乎痴呆的老人，老是害怕孙子走失。在老一辈的人看来，外乡人也有童年，但是外乡人的童年容易走失，所以奶奶不停地叫唤。那时候台南台东台北，很多老人都想回家，家在对岸，而他们的后代，并不是这么想，他们懵懵懂懂，冲进属于他们的时代，在杨德昌那里，他们是牯岭街的少年，在蔡明亮那里，他们是青少年哪吒，在侯孝贤那里，他们是风柜来的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台湾“新浪潮电影”以碟片的方式在大陆流传，电影里的舒淇、张震、钮承泽、李康生、伊能静，说话声音舒缓（相对大陆电影里的人物），他们奔波、打闹、相爱，我们就看到了属于自己的青春。

那是华语电影的一个里程碑。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一时间成为标杆式的人物。他们是华语电影的妖。现在，妖已成仙，属于他们的时代，已渐行渐远。在以票房论英雄的年代，他们是孤独的，这是华语电影的第一种孤独。

再看看我们的时代，套用一位女演员的话：我们的时代缺少最好的他们，他们也不再有最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