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微社群的动员机制研究*
——基于昆明PX事件的实地调研

■ 李春雷 凌国卿

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微社群的动员机制研究*
——基于昆明PX事件的实地调研

■ 李春雷 凌国卿

在传统社群式微的情况下，环境群体性事件借助微媒介转移到线上，一种基于微传播形成的微社群极为凸显，该社群驻扎线上却又留存了线下特征，且能迅速达至集群行为。于此，微社群的内部运作机制成了其外化行为的注解。本文基于对昆明PX事件的实地调研，通过SPSS软件的数据分析，以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微社群的动员网络转化成量化指标进行测量。研究发现，微社群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利用微传播构建了具有现实参与属性的关系网络，并作为微社群合意传播的基本条件；另外，本文将微社群的动员网络置于微权力的框架中做进一步分析和讨论。

微传播；微社群；动员机制；PX事件

作为一种有意识的集体行动，社会运动没有“好”与“坏”、进步与倒退之分，他们全都是“我们是谁”的征候。①环境群体性事件在我国转型的路途中不断地外显，“我们是谁”的认同迷惘和紧张凸显着社会张力，“一些有着相同信仰的人往往会以本地的人际网络为中介，联合起来制定行动进程。”②然而，“我们”的构建已经不止于停留在物理空间和想象空间中，一种基于微传播的微空间网络正向“我们”招手。“微传播的核心特征是‘微’，传播内容是‘微内容’，传播行为方式是‘微动作’，传播渠道是‘微介质’，传播对象是‘微受众’。”③微传播即以微介质（微博、微信、QQ、微群、微社区等）为社会化平台而进行关系搭建的传播活动，其通过节点、割点、关系桥、关系线构建出了微传播网络。在此关系网络中，一种区别于传统虚拟社群的新社群——微民——逐渐凸显，笔者称其为微社群。微社群的关系基于技术孕育的微传播，这种关系形成的网络充当了信息流向的“渠道设施”和行为指向的“示意路径”，从而形塑了社会动员的效用。基于此，为求后续研究能为问题的有效治理提供理论架构，探求微社群在事件中的运行机制则尤显必要。

一、事件回顾、田野调研及样本分析

2013年5月4日，上千名昆明市民走上街头，抵制落户安宁的中石油炼油项目。而在此之前，不少市民通过微媒介讨论参加游行活动。12天后的5月16日，反对炼油项目的游行再次发生。课题组对事件进行了跟踪以及相关资料和理论的收集，并于2014年1月1日赴昆明进行实地调研。调研时间为7天；调研地点横跨市镇三地：昆明市、安宁市、草铺镇。具体调研街区为昆明市的华山南路、正义路、人民中路、青年路、南屏广场等，即游行人群集群地点和经过的街道；安宁市的柳树社区，即因建设炼油项目而形成的草铺镇拆迁住户的集中安置区；草铺镇金磷路等街道，即中石油炼油项目具体建设点周边。课题组对相关社区采取了地毯式实地调研，但由于所涉议题在当地尚未“脱敏”，遭到当地调研对象不同程度的拒绝，调研组克服困难，采用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实地调研方法，突破了相关瓶颈，从而获得了更为精准的数据和研究结果。具体操作如图1所示。

图1 本文的研究方法

此次调研共发放160份问卷，有效回收154份（草铺镇4份，安宁市11份，昆明市139份），回收率96.25%；深度访谈135人，获有效访谈资料120份；集体座谈一次，获座谈资料52份；课题组在调研中以自然观察和设计观察方式进行了随机有意观察，获有效观察资料1份。具体调研样本见表1。

表1 样本特征

笔者在此次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更多想探讨的，是微传播怎样改变了微社群的关联结构，并促成走向游行的动员机制和事情进展中释放出的秩序性问题。综上所述，课题组选择昆明PX事件作为调研对象基于以下原因：

其一，与厦门、大连、宁波、广州等沿海城市不同，昆明地处内陆，聚集了少数民族，基于地域、文化、公民社会的角度，其连续爆发游行事件的促发媒体因素值得探求。

其二，民众在反对炼油项目的进程中，主流媒体连续发声却致其地位式微，而微媒介的功能却得到上扬，从而使民众与微媒介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关联方式。

3.游行的反复让人思考民众是如何建立起可以让他们连续行动的关系或网络的，而这恰恰是需要去实证的过程。

二、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微社群的特质素描

微社群源自微传播，其本身有不同于传统虚拟社群的特点，而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由于事件往往在线上和线下交叉传播，微社群特质变得更加微妙。

（一）资格：微介质赋予社群现实参与身份

环境群体性事件中，传统媒体的集体失语和被动跟进稀释了社群对基层政府和媒体的信任，④这客观上导致了群体表达渠道的受阻。对此，社群被迫选择了草根性较强的微媒介进行话语表达（如表2），绝大多数的人选择上线而成为了微社群。这个被迫选择的过程也预示着因其作为被排斥者而走进微传播，他们就得到了一种临时而特殊的身份：动员和被动员的目标。而在环境群体性事件框架下，微博变成“PX微博”，⑤“针对事件专门建立的QQ群”⑥成了“PX群”，抗争式话语和寻求参与式话语被大量地制造。深度访谈也许可以为微介质的话语提供原始分析资料：⑦

表2 表达渠道的选择

“额，可能没有其它途径解决（事情）。”

“我想，很有可能是大家感觉自己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吧。”

“我们都知道，常规渠道解决不了（事情）。”

“因为行动比语言更有力！”

这些话语充满了意见、权利、民主、参与的色彩，这些语境营造出参与感，借由微传播的便利，带给微社群更多参与的冲动。

（二）契约：微议题集合社群目标

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由于共同面对风险，同对一个议题，群体之间有利益的交集点，因此微传播宽容了复杂不一的个体目标而达成了一个最符合集体利益的集体目标。分析表明（如表3），不同年龄、职业、文化程度、收入的群体对“上街游行反对炼油”这一客观目标的态度均无显著性差异（P值皆大于0.05）。换而言之，微社群能够比较顺利的达成统一目标。

（三）纽带：微连接编织社群强关系

与基于长期文化和价值塑形下成长的传统社群的强关系不同，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微社群关系是一种技术超强链接，如“微博的核心概念是‘节点’，节点间由互动产生的连接构成了连带关系”；⑧同时，微社群中有着大量的熟人圈子，这又构建了传统的强关系。正如微信圈和QQ群一样，他们基于一定的熟人圈而有着强关系。这种强关系很大程度地由微传播编织，如表4，微博的最大作用除了获取信息外，是将社群紧密联系。

表3 各要素与“上街游行反对炼油”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显著性系数

表4 微博在事件中的最大作用

三、现实合意机制：微社群的关系网络构建

笔者认为，微社群的集群动员行为是基于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现实参与框架，构建了一张以节点（个体）、节点关系作为信息中转站、信息传播渠道的合意式关系网络，即在信息、意见、节点的合流中构建出现实参与的动员机制。

（一）参与框架：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微社群的元秩序

前已述及，微社群有着现实参与的身份，作为一种外在事实而存在；而微社群的社会政治心理（如表5），“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会现象和政治理念的一种认知和体悟”，⑨作为一种内在理念而不断发展，成为现实参与的内在动力。微社群的社会政治心理在微传播中表征为敏感的公民电子人格。研究表明，“失望”（40.9%）消解了微社群对社会预存的信心，也影响了微社群的心理：如转型社会背景下草根心理出现异化；⑩另外，集体座谈则深入地揭示了微社群来自现实被遗忘和忽视的电子人格：“首次游行没得到明确答复，这种漠视是对公民人格的伤害。”(11)由此可知，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微社群的外在身份和内在心理构成了微社群的参与框架，而政治心理正是参与框架中的原动力，它在加剧行为外化的过程中，黏合了微传播的关系网络，形成初步合意而开始建构节点关联，从而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初期就构建了微社群集群行为的元秩序。

（二）合散水平：微社群关系网络中影响要素的测量

微社群关系网络是本研究的一个因变量，笔者通过测量微传播中节点关系的黏合水平和离散水平两个维度解析微社群的动员机制。黏合水平是基于微传播中信息得以认同而形成的信息集中、社群聚集的程度，离散水平则是基于微传播中信息被分散而形成的议题复杂、社群分散的程度。其中，测量指标分为：信任值、认同值、抱团度和合法值。测量方法是根据调研组在实地对测量指标进行问卷和访谈而获取的资料，进行五级李克特量表赋值量化和议题质化分析。

1.信任值

个体间的信任将促进微社群的互动和交流。微社群的信任表征为对微传播中信息的相信态度，进而形成微社群内部的信任。调研数据显示（如表6），微社群的信任值远高于不信任值，信任均值为3.44，接近于“相信”的程度，形成微传播的较高黏合水平。

表5 微博被删的反应

表6 对微博信息的信任值*（样本总量N＝154）

2.认同值

微社群基于信任而认同，因此，对认同的测量是进一步分析微社群建立彼此信任后的关系网络指标。调研数据显示（如表7），对集群行为的认同均值为3.34，更接近“支持”的认同值。对行为的较大认同本质上体现出对社群的认同，因此，微社群网络关系的黏合水平较高，这进一步促进了微社群关系发展，以致出现抱团现象。

表7 对上街集群行为的认同值*（样本总量N＝154）

3.抱团度

微社群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抱团度将直观地反映微传播中节点关系的黏合水平。调研数据显示，微博、微信等微媒介最大的作用便是提供了微社群表达和互动的渠道，民众以此聚集，这便是抱团的便利路径。调研数据显示（如表8），微社群的抱团均值为3.26，处于一般程度和较强程度之间，剔除田野调研中调研对象尚未“脱敏”的心理，从理论上看，微社群有较高的抱团度。因此，微社群网络关系的联结在较高的黏合水平中顺利进行。

表8 微传播促使民众聚集的程度*（样本总量N＝154）

但是，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某些因素也可能使微社群分散。相对于微社群的信息传播而言，传统媒体和官方微博更多作为一个对立面的角色。因此，这两个维度作为离散因子将影响微社群的抱团取向。调研数据显示（如表9和表10），两个维度的影响度都不低，分别为2.86和2.73，接近于“一般影响”，说明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效果。据此可知，微社群网络关系的联结在离散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也存在受挫的可能。

表9 离散因子1－传统媒体影响*（样本总量N＝154）

表10 离散因子2－官方微博影响*（样本总量N＝154）

4.合法值

合法值表征为政治容忍度，是关于微社群构建关系和走向集群的正义性和体面性。合法值也许不会增加微社群关系网络的黏合水平，但是低合法值必将提高离散水平。笔者从课题组的120份访谈资料中筛选出86份原因议题（有关集群行为原因追问的议题），并将其归类。调研数据显示（如表11），微社群披上了“保护环境”的合法外衣，尽管有更多的原因议题框架可能起离散作用，但是“向善”的议题却得到了最大限度地传播。毋庸置疑，该议题将得到较大的政治容忍度，即有着较高的合法值。

表11 上街反对炼油项目的原因议题框架（N＝86）

（三）走向合意：环境议题中微社群动员体系的构建

信息沿着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流动，节点的社会关系（用社会学的概念来说，便是“社会网络”）成为了信息流动的渠道。(12)当微传播中微社群的黏合水平达到一定高度而离散水平降到一定低度，环境议题将覆盖微传播，进而形成集群秩序，即元秩序下的参与合意和关系网络同时构建。如前所述，微社群有着较高的黏合水平，信任值、认同值和抱团度都大于3，这种情景很容易建立关系并形成微社群网络。如图2，黑点表示网络节点，即个体；实线表示节点建立的关系，虚线表示可能建立的关系；圈表示一个网络。该网络存在5个节点，虽然没有建立起所有可能的个体间的关系，但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微社群体系，其中出现了一个割点（较大黑点），这个关键节点掌握了较多的信息资源且受信任值较大，连通着较多的关系，相当于一个意见领袖。随着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小型网络走向扩大。

图2 较高黏合水平中的小型微社群关系体系

笔者根据调研整理出来的综合资料和个案资料，提取出其中一位座谈对象提及的“吹口哨集合”，(13)并以此为切入点分析微社群关系网络的扩大和动员机制。由前面列表可知，信任值、认同值、抱团度为3（3代表“不确定”“不支持不反对”“一般程度”）的个案百分比为35.7%、50.7%、42.2%，这说明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存在着相当多的态度和意见的中立者、迟疑者、犹豫者。在基于一定熟人圈子的微社群中，当吹哨子集合响起时，这部分民众可能将被微社群的关系网络覆盖并成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同时，吹哨子集合将进一步激活小型网络，更多的割点将出现，联结网与网之间的桥也逐步形成（如图3），此时，微社群的黏合水平达到高水平。关系网络的黏性促使微社群走向合意。在元秩序的指向中，微社群参与合意的关系网络形成动员。

图3 吹口哨集合效果图

四、微权力中微社群动员网络的运作逻辑

卢瑟·格拉奇和弗吉尼亚·海因提出“权力分散的部门化网状”群体模式，(14)揭示了网状联系结构中独立节点和单元通过关系而联结的模式。在环境群体性事件黏合的微传播中，微社群关系网络呈现了现实参与的动员属性，而其深层机制恰恰是“权力分散”而又“部门化”的运演逻辑。笔者将权力置于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微传播中进行考量，认为一个关注、一个点赞、一个转发、一个评论、一个收藏都体现着一种关系，即微权力。

微权力激活的过程是微社群关系网络解构权威的过程。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微社群关系网络里，任何一个行为动作都将体现出权力作用。而且，“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15)笔者参与的集体座谈中有些话题是引人注目的：

座谈对象H：是的，我今晚一直在强调，网络的作用就是解构权威，去中心化，不要以为一个人的力量很小，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很大。

座谈对象W：我感到人们在微博上的沟通已经形成一种默契，以至于达到了振臂一挥的效果。(16)

座谈对象H的阐述正是细微物质在关系网络中的力量表现；而对象W对同一问题的谈论则点明了微传播达到的效果，这正是关系网络凸显出来的微权力。微传播中的微权力依靠微社群关系网络进行集合，作为参与合意并动员的关系网络则以微权力的形态进行运作。

这种动员网络的运作有着显著的稳定性。关系网络借助的是无所不在、“无微不至”的微权力进行规则的、持续的能量释放，这些都不是以强制的形式呈现，而是将集群行为结构化。因此，网络调研中我们看到了首次游行结束后的第3天即出现了关于二次游行的交流信息，以及时隔12天游行的再次爆发似乎证明了行动的秩序性。为此，当我们听到座谈中有人发表“游行还没完，大家在等待机会”(17)的预测性言论时，也就不足为怪了。

最后，笔者试图以实证形式表征微社群动员网络的效用期。调研数据显示（如表12），更多人在基层政府一系列的解释措施下亦不愿意去接受炼油项目，微社群的动员网络规约了个体的意见，对基层政府举措呈现出免疫性。但是事情并非一边倒，仍然有着24%的群体愿意去接受这个炼油项目，这也为基层政府的举措提供了努力的理由。

表12 市长微博、恳谈会、讲座等政府举措会使您接受项目吗

五、结语

社会运动中，社会网络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参与行动的风险成本，而当这种网络插上微传播的技术翅膀，形成微社群的关系网络后，这种线上面对面的关系就最大限度地聚拢了人们走向集群的社会资本。这仍然是“我们是谁”的征候，是微社群发现自我、关联他人的路径。虽然微社群的关系网络一定程度上动员了人们的街头行动，但这并不能说明割裂微社群的关系和分离节点信息可以阻止集群行为。而按照微传播的内在机理，介入微传播网络，对微社群进行信息的提供、嵌入、补充，从而达到培育微社群成长的效果，则不失为一条合理打造公民社会成长的路径。

注释：

① ［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2版），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导言》第3页。

② Robert K.Merton：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ture，Free Press，1957.p.140.转引自Steven Vago：Social Change，Person Education Asia Limited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pp.38－39.

③ 栾轶玫：《所有列车的终点站都是春天——2007年新媒体年度评点》，《青年记者》，2007年第24期。

④ 李春雷、曹珊：《群体性事件底层群体的政府信任再造与传统媒体引导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⑤ 观察资料据课题组网络调研，有部分网民为昆明PX事件专门开通微博。

⑥ 深度访谈资料60：据课题组2014年1月5日在昆明市云南师大对访谈对象的访谈记录的整理。

⑦ 深度访谈资料107、44、28、88：据课题组2014年1月3日、5日在昆明市云南师大、青年路和人民中路对访谈对象的访谈记录的整理。

⑧ 李春雷、刘又嘉、杨莹：《突发群体性事件中微博主体媒介素养研究——基于“乌坎事件”事发地的实证调研》，《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11期。

⑨ 李春雷、姜红辉：《群体性事件中媒体对底层群体的社会政治心理影响研究——基于“乌坎事件”的实地调研》，《现代传播》，2013年第7期。

⑩ 李春雷、易小军：《草根情结的异化：底层社会传播生态的另一种解读》，《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11) 集体座谈资料Wb1：据课题组2014年1月3日在昆明市的集体座谈中对座谈对象W的座谈记录整理。

(12) 彭兰：《从“大众门户”到“个人门户”——网络传播模式的关键变革》，《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10期。

(13) 集体座谈资料Wc1：据课题组2014年1月3日在昆明市的集体座谈中对座谈对象W的座谈记录整理。

(14) Gerlach，Luther P.，and Virginia H.Hine（1970）.People，Power，Change：Movement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Indianapolis：Bobbs-Merrill.p.41.转引自［美］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15)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16) 集体座谈资料Hc4、Wc1：据课题组2014年1月3日在昆明市的集体座谈中对座谈对象H和W的座谈记录整理。

(17) 集体座谈资料Wb5：据课题组2014年1月3日在昆明市的集体座谈中对座谈对象W的座谈记录整理。

（作者李春雷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站博士后，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凌国卿系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国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困难群体心理疏导与传媒引导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2CXW016）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