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使用与身份认同研究
——以“皮村”乡城迁移者为例①

■ 王锡苓 李笑欣

社交媒体使用与身份认同研究
——以“皮村”乡城迁移者为例①

■ 王锡苓 李笑欣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日渐普及，乡城迁移者也逐渐利用社交媒体构建起社会关系网络，这些共同影响着农民工的自主意识与身份认同，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本是这一过程中或隐性或显性的重要因素，成为乡城迁移者获取生活、工作资源的途径。本研究立足社会资本理论，剖析位于北京朝阳区金盏乡——乡城迁移者聚居地的皮村中乡城迁移者社交媒体的建构及其嵌入的社会资本和身份认同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帮助乡城迁移者构建了社会关系网络，扩大了社交圈子。然而由于中国户籍制度的现实安排，社交媒体及其嵌入的社会资本未能带来乡城迁移者身份认同的改变。身份认同更有赖于法律地位的赋予而非心理的认知。

乡城迁移者；社交媒体；社会资本；身份认同

尽管人类已步入信息时代，中国社会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与发展，但中国地区间、城乡间发展的不平衡，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乡城迁移者的现实，无刻不在提醒着步入现代化快车道的人们，不要忽视这一庞大人群。乡城迁移者被称为农民工、打工者、外来务工人员等，他们进入城市、滞留城市却无权分享城市居民福利与城市发展建设的成果②。皮村就是这样一个由外地乡城迁移者在京城居住、生活的聚居地，也是我们实地调查的所在地。

由于制度安排、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及历史遗留等因素，乡城迁移者面临着身份建构的困境，同所在城市的其他民众共同生活和工作却不能分享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福利、社会保障待遇，职业与身份的分离错位是他们融入所生活城市的最大障碍。

一、本研究涉及的关键概念

1.社交媒体

指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而出现的用以分享交流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平台。主要包括网站、微博、微信、论坛、博客等。本文所涉及的社交媒体主要指以移动互联网为平台的微博、微信、QQ等社交工具。

2.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正式提出最早可追溯到海尼凡（L.J. Hanifan），之后社会学家科尔曼（J.Coleman）于1988年发表关于社会资本的文章后，这一概念开始受到关注。1993年普特南（R.Putnam）的著作“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出版后，吸引了众多学科研究的目光。20世纪80年代，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首先在社会学领域兴起，边燕杰、张文宏等学者对此领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随着社交媒体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传播学领域的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主题。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有个体层面和集体层面两种取向，边燕杰从个体层面定义了社会资本：（1）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关系，个人的社会网络关系越多，则个人的社会资本存量越大；（2）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结构，高密度的社会网络有助于约束个人遵从团体规范，而低密度的社会网络则可以减少这种约束，为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个人带来信息和控制的优势，有利于其在竞争的环境中求生和先赢；（3）社会资本是一种网络资源，是个人所建立的社会网络，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最终表现为借此位置所能动员和使用的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资源③。罗家德从集体层面角度研究社会资本，梳理了布迪厄、科尔曼等人的研究后，认为社会资本包含三个方面：（1）社会资本首先是社会结构中的“某些方面”，是有助于“特定行动”的社会连带；（2）它是被作为一种社会连带或是连带的结构而被创造出来的；（3）它产生了行动，而这些行动可以带来资源④。

本文研究对象为聚居在皮村的乡城迁移者，笔者取用边燕杰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测量乡城迁移者：（1）个人社会网络关系，且这种关系主要源自社交媒体的交往而形成；（2）个人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本。

3.身份认同

陈映芳从公民权/市民权、国民待遇/市民待遇等对概念出发，对身份认同与制度安排进行了分析。陈映芳认为，citizenship中包含了“权利”（right）和“身份认同”（identity）两个组成要素，其中权利是citizenship的地位（staus of citizenship），是citizenship的法律层面（legal dimension），而身份认同是citizenship的感受（feeling of citizenship），是citizenship的心理层面（phychological dimension），是法律地位之外的另一种归属政治共同体的方式。以这样的一种理论为基本范式，不难做出这样的推论：一种与市民权相关的社会事实的成立和维持，一方面有赖于制度安排，另一方面也与相关群体的身份认同有关⑤。在目前的制度安排尚无太多松动（尤其是北京等特大城市的户籍改革）的现实下，考察乡城迁移者自我归属共同体的心理感受，就成为本次研究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二、研究假设

社会学研究显示，身份认同既包括制度安排所赋予个体在法律层面的权利，也包括个体感受的心理层面的归属感。在目前制度安排尚无法松动的现实困境下，乡城迁移者也会在其社会交往中，通过建立各种社会网络逐渐适应、融入所在城市的生活。而这种社会网络关系的建立，既有助于他们对其共同体的归属认同，也可能提供某种资源使乡城迁移者向着城市居民的身份认同逐渐靠近。社交媒体是他们建构其社会关系网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中社会资本的来源所在。我们力图通过乡城迁移者所使用的社交媒体所构建的网络，及其嵌入在社会关系网中的社会资本分析，探讨其与身份认同的关系。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社交媒体的使用差异影响乡城迁移者所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

假设2：乡城迁移者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不同致使其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本；

假设3：社会关系网络及其所蕴含的社会资本影响乡城迁移者的身份认同。

我们假设社交媒体的使用会增加乡城迁移者提高其社会资本的机会，社会资本的增加又会有利于对其乡城迁移者身份的改变。

三、调查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时间为2014年10月12日、19日，共发放问卷136份，回收有效问卷120份，有效回收率88.2%。

样本性别比例为，男性61.4%，女性38.6%。年龄构成多为21—40岁的中青年人。考虑到调查主题与移动互联网使用有关，故此样本的年龄分布能较好地代表乡城迁移者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人群。尽管所调查样本均为智能手机的使用者，但其受教育程度仍较低，以初中教育程度为众数（71.2%），其次为高中文化程度（16.1%）。月收入3000—4000元的比例为25.2%，2000元以下为19.1%，月收入在2000—3000元的比例相对较低为17.4%，4000元以上的比例为38.3%。与北京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这一人群属于低收入、低文化程度的人群。

1.社交媒体使用情况

调查样本对社交媒体使用的基本情况如表1。

表1 社交工具使用频率

由于被访者对微博社交媒体的使用量较低，互动并不频繁，在此主要关注以QQ、微信为交往工具的社交媒体。在社会网络分析中，用来分析隶属关系网络即2－模网的方法和工具应用较为广泛，居住皮村的乡城迁移者所建构的社会网络也可以看做是2－模问题，可以使用相关的方法来分析其结构特征。我们可以从被访者社交媒体使用所构建的关系网中分析其具有的性质。

（1）度数中心度（Degree）指隶属关系网中一个点所隶属的事件数，一个事件的度数中心度是该事件所拥有的行动者数⑥。聚居在皮村的乡城迁移者所建构的社会网络，以“认识皮村的人”和“皮村之外其他机会认识的人”作为与其关联的事件，分析结果如表3、表4所示。

表3 QQ好友社交关系2－模网中心性分析

表4 微信好友社交关系2－模网中心性分析

（2）接近中心度（Closeness）根据社会网络分析的原理，隶属网络所有的点仅仅与事件有关联，从一点出发的途径必然首先经过该行动者所隶属的各个事件；同样，由于事件仅仅与行动者有关联，因此所有从事件发出的途径也必然首先经过该事件所包含的各个行动者⑦。仍然以“认识皮村的人”和“皮村之外其他机会认识的人”作为关联事件，对被访者的接近中心度的分析见表3、表4.

（3）中间中心度（Betweenne）关注的是，只有当一个事件的行动者不属于其他事件时，该事件的中间中心度增加。在隶属网络中，由于每对行动者之间的联络都要通过行动者参与的各种事件来完成，因此，事件总是处于行动者之间的捷径上，与之类似，对各对事件之间的联络都要通过行动者来完成，因此行动者总是处于事件之间的捷径上。以通过社交媒体“认识皮村的人”和“皮村之外其他机会认识的人”作为关联事件，计算被访者的中间中心度如表3、表4。

可以看出，度数中心度最高的群体是“同乡朋友”和“家人亲戚”，度数中心度最低的群体是“居住在皮村的人”和“皮村之外其他机会认识的人”，同时度数中心度最高者，即“同乡朋友”和“家人亲戚”的接近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也最高，说明这两个群体是农民工QQ/微信好友社交网络中的核心交往点；同时，度数中心度低的群体“居住在皮村的人”和“皮村之外其他机会认识的人”相比，“皮村之外其他机会认识的人”接近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最低，说明通过社交媒体所结识的皮村之外的人，在农民工的QQ/微信好友社交网络中未能占据中心位置。也即，皮村的乡城迁移者在社交媒体上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地缘和亲缘为核心，尽管他们身处异乡的北京皮村，同乡/亲戚朋友仍是其通过社交媒体互动的核心圈子。

鉴于此，实证数据验证了假设1。

2.社会资本的测量

本文以社交媒体建构的社会关系网中的职业来检视乡城迁移者社会资本的异同。在职业声望和职业权力中，有学者认为职业权力所蕴含的社会资本高于职业声望⑧。但由于在本研究中，在乡城迁移者的社会网络中，颇具职业权力的人离他们的现实生活较为隔离，因此，仍以职业声望作为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分别对其社交媒体（QQ、微信）关系网络中的好友职业进行比对。从图1至图4可以看出，无论QQ还是微信所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认识皮村外的人所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公务员、医生、律师的节点面积大，联系较为密集，他们所拥有的职业声望可为与之密切联系的乡城迁移者带来一定的社会资本。而不认识皮村之外的人所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技术人员、企业经理、工程师是联系较为密集的人。这一点可以从乡城迁移者在建筑工地、工厂企业工作的现实中得到印证。

教师是以上两类社会网络中联系都为密集的职业，这一点可从我们的实地调查中得到印证：皮村工人活动中心通过慈善机构捐赠、发行打工者原创唱片获得的版税筹建了皮村同心实验学校⑨，居住此地的乡城迁移者的孩子大多就读于该校，学校教师成为他们沟通孩子学习的重要对象。

图1 “认识皮村之外的人”被访者的QQ好友职业类别

图2 “不认识皮村之外的人”被访者的QQ好友职业类别

图3 “认识皮村之外的人”被访者的微信好友职业类别

图4 “不认识皮村之外的人”被访者的微信好友职业类别

为进一步分析使用社交媒体的程度与其建构的社会网络关系，在此对社交媒体的使用程度进行划分，即“经常互动的好友数量大于10”为重度使用者，小于等于10，为轻度使用者。并对其与社交媒体（QQ、微信）所建构的社会关系进行独立性分析，如表5所示。在社交媒体的重度使用者所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本高于社交媒体的轻度使用者（卡方值为8.954，自由度df＝2，显著性水平为0.011，见表3—6）。

对微信的使用程度与其嵌入于社交媒体的社会资本进行分析，得出同样的结论。

鉴于此，实证数据验证了假设2。

表5 QQ使用程度与QQ好友范围的交叉分析

表3—6 卡方检验

表7 微信使用程度与微信好友范围的交叉分析

3.社交媒体使用与身份认同

对于身份认同，在此次调查中涉及两个问题，其一，调查被访者更愿意或更习惯于他人对自己的称谓。如陈映芳在一篇关于农民工身份认同与制度安排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概念使用的差异，部分地反映了研究者价值立场和问题意识的不同。即使我们是以客观的实际情形为依据来定义研究对象，但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身份、地位的应然性的认知，必然会影响到对研究对象的社会属性的界定和对他们的实际权利状况的判断，也会影响到视野的射程所及”⑩。因此本研究沿用陈映芳提出的对农民工的新称谓“乡城迁移者”。其二，发展5级李克特量表，分析被访者身份认同的现实状况。

表8 卡方检验

对第1个问题的分析结果如表9，几乎一半的被访者选择了“无所谓”的态度，打工者、外来务工人员更为其所认可（两者之和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对皮村文化活动中心提倡的“新工人”(11)的选项的选择不到十分之一。这种选择说明被访者对身份与职业分离的无奈，也表现出对新工人称谓的信心不足。

表9 更愿意别人称呼您

另外，为探明被访者通过社交媒体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本与其身份认同的关系，以是否通过社交媒体结识皮村之外的人为划分标准，将被访者的社交媒体好友范围分为两组，与被访者所能接受的称谓进行卡方分析，结果显示，卡方值为6.790，显著性水平为0.341（见表10）。也即，在移动互联网涉及媒体的使用中，农民工建构的社会关系网及其嵌入的社会资本与其身份认同并没有显著关系。

表10 卡方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以上结论，在此将对5级量表中涉及身份认同的题目加总，将其与被访者社交媒体好友范围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两组被访者在身份认同程度均值不存在明显差异，Sig.＝0.355（见表12）。说明在社交媒体使用中，乡城迁移者通过社交媒体建构的社会关系网及其嵌入的社会资本与其身份

认同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实证数据否认了假设3。

表11 组统计量

表12 独立样本检验

对这个结论，笔者在实地调查中进行问卷调查时，与被访者的交谈中可知，通过社交媒体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为网顶的高低）及其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本的多寡与其身份认同并没有很大联系，多数被访者表示自己就是打工者。社交媒体确实拓宽了其交往的社会关系网络，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假设1和假设2。但是由于中国当下户籍制度的安排，至少在近一个时期内尚无松动的迹象。笔者认为这些资源只是对其改善生活或获得工作信息渠道有所影响，但是对其身份认同无法产生直接的明显影响。身份认同的改变更多依赖于户籍制度的改革与安排。

四、结语

通过对皮村乡城迁移者的实地问卷调查笔者得出以下结论：（1）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乡城迁移者通过社交媒体构建和扩大了其社会关系网络，为其生活工作信息的获取带来一定的便利和益处；（2）社交媒体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本扩大或增加了乡城迁移者的资源与人脉；（3）由于我国当下户籍制度的松动尚待时日，身份认同更多依赖法律上的认可。

（本文系国家留基委2013年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 三年前，笔者对皮村的自我“赋权”文化建设活动进行了调研。笔者认为移动互联网技术为皮村的乡城迁移者提供了建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的有效渠道，而对弱化乡城迁移者的身份认同有着某种影响。这就是本研究继续选皮村作为观察点的缘由。

② 对由农村流入城市、滞留城市的人群，有不同的称谓，农民工是其中普遍采用的。但是由于本研究认为，称谓反映出主体对客体的身份的认识，映射了主体内心的对客体认识的取向。因此，在本文中采用学者陈映芳的方法，称其为乡城迁移者。

③ 张文宏：《中国的社会资本研究：概念、操作化测量和经验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④ 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页。

⑤ 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⑥⑦ 刘军：《整体网分析讲义——UCINET软件实用指南》，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234页。

⑧ 尉建文、赵延东：《权力还是声望？——社会资本测量的争论与测量》，《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3期。

⑨(11) 王锡苓、汪舒、苑婧：《农民工的自我赋权与影响：以北京朝阳区皮村为个案》，《现代传播》，2011年第10期。

⑩ 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作者王锡苓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笑欣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潘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