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乡怀抱，岂独事功？

王学斌

犹记十一年前的秋日，笔者用人生首笔稿费购入余英时先生名作《士与中国文化》。之后此著即成为笔者案头必备之书，常读常新，获益良多。不过虽数度详阅，笔者始终对书中一个观点略有保留。余先生将“‘士’看作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相对的‘未定项’。所谓‘未定项’即承认‘士’有社会属性但并非为社会属性所完全决定而绝对不能超越者。所以‘士’可以是‘官僚’，然而，他的功能有时则不尽限于‘官僚’”。然余先生又强调书中所举“士”的性格偏重理想典型的一面，亦即现实世界未必有如此之人。这不禁令笔者担心此种界定十分模糊的“未定项”，能否于浩瀚史籍中得到确凿印证。因研究所需，近将曾国藩出掌直隶总督前后的资料大致梳理一通，心中疑虑似消散泰半，顿觉曾恰是余先生笔下“未定项”之活例。

职是之故，不妨对曾氏晚岁督直之心境与作为作一素描。

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七日，尚在金陵的曾国藩“接奉谕旨，余调补直隶总督，马新贻调两江总督”。按理讲从两江到直隶，跻身八督之首，自是幸事一桩，曾氏非但未见丝毫得意，却满腹倦意甚或忧忡，其与挚友郭嵩焘剖心道：“国藩精力日衰，老而无成。久处崇高之位，酬应纷繁，一月之中，与古人经籍相对曾不数日。顷量移三辅，朝廷盖以积疲之区责以整理之效，不知孱躯顽钝，难供驱策。”直隶兵燹之余，百废待兴，颇难治理，曾氏诸病缠身，精力不济，亦是实情，不过他自言不爱“红顶”而独恋“黄卷”，一时让人难窥清端倪。其后不久两江官民送别之盛况，更使曾氏内心郁积之愁结深化为不祥之感。据其日记载，十一月初四日，曾启程北上，“途中观者如堵，家家香烛、爆竹拜送，戏台、酒席路饯者，在署之西为盐商何公远旗等一席，在水西门之外为合城绅士方伯雄等一席，又有八旗佐领等及船户等各设彩棚为饯。午正至官厅，少泉、榖山及文武等送别，寄请圣安。余旋登舟，见客五次。吃中饭后，又见客三次。开船，行至下关。少泉、榖山送至下关……满城文武士友皆送至下关，坐见之客十余次”。料想大多数人若受此隆遇，内心必是感激欣慰。而曾国藩此刻之心境却颇有些“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的意味，其当夜竟不甚成寐，思绪连篇：

念本日送者之众，人情之厚，舟楫仪从之盛，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凋谢之期恐即相随而至，不胜惴栗。

曾氏有这般念头，恐怕绝非没来由的杞人忧天，当是基于多年仕宦经验的一种预判。

果不其然，进京后其三度接受两宫垂询，尤以末次谈话最值措意。同治八年（1869）正月十七日，两宫皇太后召见曾氏，问道：“尔到直隶办何事为急？”曾对曰：“臣遵旨，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随后言及御外事宜，两宫强调“这是一件大事，总搁下未办”。曾对曰：“这是第一件大事，不定那一天他就翻了。兵是必要练的，哪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他。”慈禧又提醒曾“直隶吏治也疲玩久了，你自然也都晓得”。曾答：“一路打听到京，又问人，也就晓得些。属员全无畏惮，臣到任后，不能不多参几人。”最后两宫叮嘱：“百姓也苦得很。”曾应道：“百姓也甚苦，年岁也不好。”可知此次执掌直隶，清廷希望曾能多练精兵，御外防内，澄清吏治，纾解民苦，振兴文教非施政重点。

其实早在赴任前，曾已料到此番仕途艰巨，“上意深以畿辅空虚为虑，谆谆饬令练兵。自顾衰迟，深恐无裨时艰”。待其下车伊始，直隶政情之复杂棘手，令其苦不堪言，一筹莫展。这在其与朋僚师友的函牍书信中颇有体现。刚经历过兵燹之灾，直隶可谓“民生日蹙，狱讼繁多”，奈何雪上加霜的是“乃值天时亢旱，麦稼成灾。若再旬日无雨，则秋禾不能播种，鸿嗷遍野”。四月初一，曾外出验收永定河工程，沿途麦苗皆被干旱所伤，“高不过二三寸，节气已届收割而吐穗极少”，虽尚有人施水灌溉，“然百分中不过二三分，余则立见黄槁。纵三日之内大雨，亦无救矣。目击心伤，不忍细看”。好不容易盼到降雨，大堤决口又不期而至，“闻永定河北下四漫口，廿一日甫经奏报合龙，廿二日既已决口”，曾“忧愤愧悚，不能自释。旁皇绕室，不能治事”。其心绪极其不佳，“近闻蝗蝻间起，永定河决口，尤为焦闷。为疆吏者，全仗年丰民乐，此心乃可自怡，若事事棘手，则竟日如在桎梏中矣”。不仅天灾人祸令曾有身在桎梏之感，直隶政坛弊端之重亦令其心焦，“畿辅仕宦习气，病在因循巧滑，上下相蒙，廉正之士湮没不章，诚有积重难返之势。鄙人虽欲稍一挽救，而莅任经年，全无绩效。又值岁事告歉，愈益无可设施”。诸事丛脞，练兵计划几乎无从谈起，“一则因兵丁积习太深，一则因直隶人款太少，总觉未有把握”。故在致爱徒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一吐内心块垒：“直隶义应练兵，责无可贷。惟绿营废坏已极，六军章程过密，文法太繁”，“今欲厘革积弊，一新壁垒，殊乏良策”。至于“备豫外洋”，“则不惟畿甸孱军骤难及此，即他省兵力数倍于直隶者，亦断不足以敌洋人。鄙意北方数省因循已久，无良将劲卒足备任用，饷项又难筹措，设备之说，诚为毫无把握”。思来想去，曾终认为“东南新造之区，事事别开生面，百战将士尚不乏有用之才，饷项足以济之，制器造船各事皆已办有端绪，自强之策，应以东南为主”。

这一年，曾氏与朋僚亲友信函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便是“抚绥乏术”，以此概括其督直境况，再贴切不过。

较之于政情堪忧，似更让曾国藩终日念兹在兹、无法释怀的，实乃其为学无甚长进。抵冀未久，曾便向其子纪泽抱怨“余近日所治之事，刑名居其大半。竟日披阅公牍，无复读书之暇……昔年每思军事粗毕即当解组还山，略作古文，以了在京之素志。今进退不克自由，而精力日衰，自度此生断不能偿夙愿。日困薄书之中，萧然寡欢”。众所周知，曾国藩于晚清不仅功业显赫，亦是彼时引领学风之魁首，尤其对于湖湘学派之崛起，居功至伟。在其看来，学术与事功互有补益，不可二分。因而虽日后戎马倥偬，曾依然于帐中手不释卷，如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十三日，正值祁门之危，身处险境，曾为纪泽、纪鸿二子所留遗书，仍耿耿于学术不成：

自念贫窭无知，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忝窃万分，夫复何憾！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浅，而近年亦略有人处。三者一无所成，不无耿耿。

可知曾对古文甚有偏爱。每日读古今著述，温习古文，亦成为其从宦数十年雷打不动之习惯。不过离开人文阜盛的江南，曾倍感直隶学术凋敝，知己难觅，加之步入花甲，年事渐高，曾于日记中反复自省者，已非政绩不彰，仕途莫测，而是于学术上无所建树，不妨略举其间几段文字：

（同治八年）五月十一日：念生平稍致力于古文，思欲有所述作，今老惫而一无所成，深用自伤。又初到直隶，颇有民望，今诸事皆难振作，恐虎头蛇尾，为人所笑，尤为内疚。于心辗转渐沮，刻不自安。

五月十八日：盖思作《金陵官绅昭忠祠碑》而不能成，遂竟日昏睡，如醉如痴，向来习态如此。而数十年因循不肯苦学作文，至今已衰老，悔无及矣。

六月初六日：夜，又作《神道碑》二百余字。枝枝节节而为之，竟无一字是处。不知何以文思大退、精力大减至于如此。“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信有然矣。

六月十三日：酉刻，在室中徘徊良久。深以精力衰老、学问无成为恨。

六月廿四日：夜，温《古文·奏议类》，疲劳殊甚，昏昏欲睡，不知何以衰惫若此。念学术一无所成，欲为桑榆晚盖之计，而精力日颓，悔恨无已。

或许曾对自身要求过苛，然在其心中，学问无成之忧虑在在胜过政绩不显之烦恼。

而正在自责之际，湘中人才之衰消迹象更使其心潮难宁。就在当年二月十九日，因剿捻不力被罢免归乡的曾国荃致书侄子纪泽道：“吾湘气象不若十年前之团聚，省城官场魄力亦不能运量周于辖境，但祝地方无事，则可安静过日，倘或小变，难免仓黄失措。”后长沙爆发哥老会起义，曾老九致信兄长，将肇因归结为风气日下之故，“贫者既多而皆不耐苦，故无由得食，富者日趋于奢靡而益即于贫。无论智愚贤否，皆好议论，不肖者闻其论说，因而滋生事端，此人情浮动之由也。吾所以预知其必有小变相寻而起，今不幸言而中，然而无术以弭之，听天运之自然而已矣”。同样因宦海失利而蛰居楚中的刘蓉亦在稍后与曾鸿雁传书时慨叹：“近日湖湘间人才稍替。有高资者，又好为闳大自肆之谈，诵说西京而薄视唐宋以下。文章、经学大抵皆然，亦风会之一变也。”

与曾、刘二人相比，郭嵩焘的观感更加严峻，言辞亦愈加沉重：

程子言“作新人才难，变化人才易”。惟公德望足以作新人才。至于变化一时之风气，区区愚陋，犹能及之，未有为其事而无其功者也。吾楚水荒频仍，伙匪益繁，人心风俗日趋而下，可忧实多。而其本原尤在于此，……吾楚一切已成强弩之末，……在事诸公各持一心，不相贯属，此后功效可知。而楚绅久为天下诟病，……盖国人之相构者亦多矣，颇以是卜楚运之衰而必决，知其不复可与有焉。

昔日孕育意气风发、扭转危局之湘军的湖南，竟然数年间“一切已成强弩之末”，楚运衰歇之兆令一向主张以培育人才来转移士风、立国固邦的曾国藩心绪愈发沉郁。他曾对朋僚倾诉心中担忧：“吾乡近时风俗侈靡，一变向来勤朴之旧，实缘乡人从军日久，职官太多之故。推论缘起，即鄙人不能辞其咎。今欲力挽颓俗，固须林下诸公身示俭约，诱进以诗书。而凡为达观于外者，尤宜约束子弟，不使习为豪华以相炫耀，庶可渐移锢习。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仍未知其果能挽救也。”

因其深知，一地一时风气之变迁，既是关乎学术人心，因牵涉政治教化，影响至为深远。既然身在直隶，无法回湘扭转风气，曾国藩只得把握眼下，将湖湘之学引入北地。六月二十八日，曾氏夜读沉思，记道：“念余生平虽颇好看书，总不免好名好胜之见参预其间，是以无《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无杜元凯优柔厌饫一段之趣，故到老而无一书可恃，无一事有成。今虽暮齿衰迈，当从‘敬静纯淡’四字上痛加功夫，纵不能如孔子、元凯之所云，但养得胸中一种恬静书味，亦稍足自适矣。”

养得一种“恬静书味”，此是自修之功;重整一地人心风俗，则为兴教大业。既然政事“抚绥乏术”、学问一事无成、湖湘“强弩之末”，之前诸事不利而心中有愧的曾国藩，此际唯一的选择，便是利用余年改化直隶一地士风、学风与文风。

颇为巧合的是，恰在曾国藩督直之际，反映北学谱系源流的《北学编》及续编第三度刻印。该书初刻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重刻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后因原版散失，时任莲池书院山长的李嘉端（字铁梅）遂于同治八年（1869）三刻此书，发给莲池书院学生，以期借此让学子熟知北学流变。

李的这番举动对苦于尚无良策改善直隶文教的曾氏而言，似乎是一种启发。四月初九日早上，李登门拜访，曾与之一谈。之后曾便“阅《北学编》”。大概此书乃从李氏处获得，直隶的学术谱系也自此清晰地映入曾氏脑海中。

经过一段时间考察，曾国藩对直隶学术生态甚为不满，其中有两件事对其触动颇大。一是该年五月十三日，书院照例进行馆课，孰料“诸生多不交卷，一哄而散”，山长李嘉端因此萌生退意。二是五月二十五日，曾因对直隶公事生疏，“拟将《畿辅通志》细阅，旋将京师一卷阅毕。又阅田赋、河渠、盐政、兵制诸卷，均不甚了了，不知作者果未得要领乎？抑余不善阅乎？雍正间所修之志，至今情形亦多不合矣”。经此二事，曾深感“此间士风稍陋”，学术颓靡，必须采取措施，方能“渐挽薄俗，一宏雅道”。于是尚苦于无力挽救湘学衰歇的曾国藩计上心来，昭示其改变直隶学风决心的《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应运而生。

曾文开篇就言及“人才随士风为转移”。具体到直隶一域，曾认为北学中慷慨豪侠之风殊为难得，“前史称燕赵慷慨悲歌，敢于急人之难，盖有豪侠之风。余观直隶先正，若杨忠憨、赵忠毅、鹿忠节、孙征君诸贤，其后所诣各殊，其初皆于豪侠为近。即今日士林，亦多刚而不摇，质而好义，犹有豪侠之遗。才质本于士风，殆不诬与？”该种豪侠品质，在曾看来并不悖于圣贤之道，且有几个方面与之相通：“侠者薄视财利，弃万金而不眄;而圣贤则富贵不处，贫贱不去，痛恶夫播间之食、龙断之登。虽精粗不同，而轻财好义之迹则略近矣。侠者忘己济物，不惜苦志脱人于厄;而圣贤以博济为怀。邹鲁之汲汲皇皇，与夫禹之犹己溺，稷之犹己饥，伊尹之犹己推之沟中，曾无少异。彼其能力救穷交者，即其可以进援天下者也。侠者较死重气，圣贤罕言及此。然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坚确不移之操，亦未尝不与之相类。”走笔至此，曾对侠者急人之难、舍生取义的论述已隐约触及北学最核心的经世传统。

不过当涉及如何致力于学术时，曾所列门类可谓正好戳中北学之软肋：“致力如何？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

义理、考据、辞章、经济，比照当下北学之现状，可谓皆非所长。反观曾国藩的学术背景与宗旨，其对四者之认识堪称系统。因而在《劝学篇》中，曾列出四科后，便强调义理实乃治学之首务。他顺着湖湘学风传统，对义理与辞章二者之关系详加推阐：

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现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充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体、心思;曰接于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妇;稍远者，有君臣，有朋友。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夫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纪，虽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易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观其雅言，推阐反复而不厌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

既然人生精力有限，为学则须择其要者，去其枝节，义理之学当为最急。因为它切于身心，关乎伦纪，且对经济之学亦有重要指导意义，故“经济该乎其中矣”。易言之，义理为体，经济为用，义理统摄经济，经济从属义理。按照曾之构思，经世之学对于理学的意义，就在于它一方面可以改造原本略显虚悬不实的理学，使其具有指导现实、服务现实的实践特性;另一方面经世之学又当奉理学为宗，对于现实社会的实践与指导始终不能逾越理学规则之范囿，其实于无形中又抬高了理学的学术与社会地位。在直隶地区加强理学研修，曾氏之意，于此再明白不过。

那曾国藩如此强调义理之学的重要性，其意图何在？前已提及，曾乃近代湘学的典型代表，其督直之时，正是北学最为窳败不堪之际。一次与心腹幕僚赵烈文闲谈，赵认为直隶“民气刁健，闻风而起，后有大徭，虽以军令驱之，不复听矣”。曾闻罢“大善之”。因“人才日少，风俗日薄，所关匪浅”，是故兴学重教当是身为总督的急需所办之事。作为中兴名臣，曾国藩之所以获得军功卓著，除却一流的个人素质外，浸润其多年的湖湘文化亦被时人归为要因之一。故当曾面对北学不振的局面，来源于内心的地域文化优越感促使其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政治与文化资源来扩张湘学的学术版图，毕竟较之于学术繁盛的江浙、岭南一带，直隶相对的学术真空也恰为曾国藩引入湘学、改化北学提供了必要时机。同时曾氏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悉心考察北学大概后，敏锐发觉虽然湘学与北学在诸多方面主张互异，但就追求经世致用的一点上，有着共同的特质。所以，他于文中花费一定篇幅对北学的豪侠精神做一铺叙，其目的或许便是以经世思想作为湘学与北学之共识，为沟通两派学说搭建桥梁。当然，曾之最终意图依旧是纳经济于义理之中，擢湘学至北学之上，“今与直隶多士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取乡先达杨、赵、鹿、孙数君子者为之表。彼能艰苦困饿，坚忍以成业，而吾何为不能？彼能置穷通、荣辱、祸福、死生于度外，而吾何为不能？彼能以功绩称当时，教泽牖后世，而吾何为不能？”

由是可知，曾国藩撰写《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采取二路并进的方式，一是振兴直隶文教事业;二是秉持湘学精神，结合北学传统，改化直隶士风、学风与文风。他虽未于文中将该目的点明，但揆诸其言论，这层深蕴依然迹迹可循。而他于文末所期望出现的情形，“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植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渎，和者如支河沟治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之土风，诚得有志者导夫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正是湘学渗透后的结果。

在莲池书院山长李嘉端与诸生发生不谐之音后不久，曾国藩便开始筹划振兴直隶文教的计划。在与幕僚赵烈文谈话时，曾坦言：

吏治风俗颓坏已极。官则出息毫无，仰资于徭役;民则健讼成性，藐然于宪典。加以土瘠多灾，暂晴已旱，一雨辄潦，民食不给，遑问官事。余一筹莫展，惟有求一二贤人君子相助为理，本地亦设局延访德才学三科，以振兴地方。

曾之设想可谓昭然若揭：一是物色新的山长人选，统领莲池书院诸人，推进改化北学进程;二是设立新的机构，从民间吸纳贤人良才，以期助他振兴直隶各项事业。

《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公布后，曾国藩便开始物色合适的山长人选，其标准是“书院山长必以时文、诗、赋为主，至于一省之中必有经师、人师名实相副者一二人，处以宾友之礼，使后进观感兴起，似亦疆吏培养人才之职”。他不停致信良师挚友，望其推荐人才，如其致函好友朱学勤，坦言“直隶近日风气朴陋，又苦无人提倡。书院山长李铁梅近因士子时有违言，欲离此别赴天津。求一学有经法足餍人望者接居此席，竟亦未易物色，……欲得笃古好道者诱进于大雅之林，延访尤难。阁下意中有堪膺此选者否？”不过此等人才诚不易得，几经考察，最终曾国藩只得退而求其次，聘同年王振纲出任山长一职。对于王之学行，曾氏其实并不满意：“书院一席，迄未得满意之选。现闻有在籍绅士王振纲系侍戊戌同年，人品高洁，通籍以后遂乞假归养，恬于荣利。数十年来教授乡里，从游颇众，讲授时文、帖括之学，当可胜任。至若淹贯经史，研究性理，则恐有所不逮。不得已求其次，则此其选矣。”

可见振兴直隶文教，改化北学风貌，绝非一日之功，无怪乎曾氏有“风气朴陋，虽欲稍加宏奖，卒难期虎气之遽腾，豹文之骤变。自愧学术浅薄，不足以资感召”之慨叹。

与此同时，曾国藩按照预想，在直隶开设礼贤馆，“令各州县遴选才德之士，举报送省，于书院外另辟一区以相接待，意欲稍鬯宏奖之风。现在各属士子已先后踵至，其间不乏可造之才”。故曾氏激励属下“礼贤馆之设，各属亦举报人才，而克副所举者究竟寥寥。想必各牧令仍视为虚文，以致真才未能搜采。而保送者，亦须有一二名贤与之讲求奖劝。于书院山长之外，别立门庭，另启津筏，多方陶铸，俾下不虚此一行，上不虚此一招”。然世事往往是知易行难，数月下来，礼贤馆之成效着实不佳，曾不无自嘲道：“礼贤馆之设，鸿博茂异之选，未易多得，诚如尊谕。数月来各属举送到省将及百人，间亦酌留一二。虽无出群之才，亦借以通上下之情谊，访民间之疾苦。”可见无论山长人选，抑或礼贤之策，皆未能达致曾氏心中之预期。

同治九年春夏之交，天津教案爆发，曾全部精力皆倾注于应对此事，实无法分神于莲池事宜;后曾“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再赴两江任职。离别之际，曾致谢莲池师生“曲加慰藉”，并祝“莲池多士，渥荷教泽，自必蒸蒸日上，克登大雅之林”。其与直隶文教之因缘就此结束，故《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的规划便留待其弟子们去完成。

民国直隶学者吴闿生曾就直隶学术于清季民初之盛况有过这般描述：

呜呼！一代风俗之盛衰，夫岂一日之故哉？当前清同治中，曾文正、李文忠先后来督畿甸，咸殷然有振兴文教之意，……于是教化大行，一时风气为之转移，……才俊之士奋起云兴，标英声而腾茂实者先后相望不绝也。己丑以后，风会大开，士既相竞以文词，而尤重中外大势，东西国政法有用之学。畿辅人才之盛甲于天下。取巍科，登显仕，大率莲池高第，江浙川粤各省望风敛避，莫敢抗衡，其声势可谓盛哉！

晚清北学之兴盛是否真如吴闿生所言能够令“江浙川粤各省望风敛避，莫敢抗衡”，可暂且不论。不过前后几代直隶学人的确在日后的直隶乃至全国的政学诸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可视为曾国藩兴学与改化之成果。对于曾氏之功，钱基博先生认为曾“居官治军，粹然儒者，戎马仓皇，不废文事。以谓：古之知道，未有不明于文。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独藉于文以读古圣之书，而究其用心之所在”，所以其在直隶极力扬播湖湘之学，以致“于是河北之治古文者，皆衍湘乡之一脉焉”，诚可谓“湖南人之所以为湖南，而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钱氏能够这般洞悉湘乡文派与北学之关联，并点透湖南学风之内核，堪称只眼独具！

不过曾国藩之所以为曾国藩，似不单单仅与湖湘文化有涉。至此返观余英时对曾氏“士大夫之学”的论断，“‘百无一成’，因为他没有走任何专家的道路;‘窥见其大’，因为他的整体成就属于通识的范围”。故而曾国藩这一个案，“具体地显示了一个在朝的‘士大夫’对于文化修养的关怀。但这篇个案如果和‘士大夫’的传统联系起来，也折射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值得注目的侧影”。循余先生之高论略加延伸，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正是如同曾国藩一般的历代士大夫们，其胸中怀抱，不独在事功，前后接续，代代因创，终保数千年之文脉不坠！

据此再回首品读《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除却扩张湘学、引入古文的深蕴外，其间似又平添了一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之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