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与总结：钱南扬先生南戏研究述略

苗怀明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开拓与总结：钱南扬先生南戏研究述略

苗怀明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

摘要：钱南扬先生是学界公认的南戏研究的开拓者和集大成者。他最早从事南戏研究，以扎实厚重的学术成果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南戏研究的学科基础。其南戏研究持续半个多世纪，涉及各个方面，在作品校注、曲文钩沉及史论方面皆有建树，构建了一个系统、完整的南戏研究学术体系，由此奠定了其学术地位，对南戏研究影响深远。

关键词：钱南扬；南戏研究；开拓；考论结合

回顾20世纪以来的戏曲研究，南戏研究无疑是最能体现其成就与特色的重要领域之一。在此方面，钱南扬先生是学界公认的开拓者与集大成者。如今，南戏研究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回望这段学术史，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其中就包括对钱南扬先生南戏研究成就与特色的梳理和总结。不仅总结钱南扬先生南戏研究的学术特点与学术方法，同时总结钱南扬先生为学过程中的学术意义与学术启示。

一、 南戏研究的开拓与坚守

钱南扬先生是最早致力于南戏研究的学人之一。结合其生平经历来看，南戏研究是其治学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由此可以将其学术生涯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的精力主要放在民间文艺领域，具体说来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梁山伯、祝英台等民间故事的研究，一个是民间谜语的研究，并有《谜史》(中山大学1928年刊行)等成果面世，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1924年开始，钱南扬先生“不管社会上政治风云的变化，整天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资料中，广泛钩辑散佚或已湮晦已久的戏文与有关文献资料，进行缜密的考证”[1]18。他本人也将这一年作为自己研究南戏的一个学术起点：“我留意宋元戏文，始于一九二四年。”[2]前言此后他相继发表《宋元南戏考》、《宋元南戏百一录》等系列著述，成为20世纪南戏研究的开拓者。

之所以要选择南戏作为研究对象，这与当时中国戏曲研究这门学科的整体情况有关。在王国维、吴梅等先驱者的倡导和示范下，戏曲研究这门学科虽然已经建立，得到学界和社会的认可，但其内部各个分支的研究是很不均衡的，当时人们的目光多集中在元代戏曲上，对南戏则关注甚少，相关研究也较为薄弱，具体情况正如钱南扬先生本人所描述的：“明人注意宋元南戏的就很少，所以到了清朝，简直连‘南戏’这个名字也没人知道了。自清季以来，戏曲又渐渐为人注意，然研究曲学者，广博如姚梅伯，于其所著的《今乐考证》中不及南戏；精深如王静安，虽于《宋元戏曲史》论南戏渊源，颇多创获，而在《曲录》中仍未为南戏专立一目，却把宋元南戏都误入于明无名氏传奇之下。”[3]对研究状况的全面深入了解是着手研究的基本前提，钱南扬先生对此有着很好的把握。

从南戏这一戏曲史研究的空白点和薄弱环节入手，这种研究具有原创性，更有价值，对学术的贡献也更大，由此可见钱南扬先生敏锐的学术眼光和自觉的学术意识。当然，南戏之所以成为空白点和薄弱环节，也自有其内在的原因，那就是文献资料的严重缺乏。可以说，在当时南戏研究既是一个良机，同时也是一个挑战。

为了深入研究南戏，除了个人的努力外，钱南扬先生还曾专程到苏州向吴梅当面请益，得到这位曲学大师的热情接待和悉心指点。钱南扬先生多次住在吴家，得以饱读奢摩他室、百嘉室的珍贵藏书*参见钱南扬《北游观书日记》，《浙江图书馆馆刊》第3卷第5期(1934年)、《北行日记》，《青年界》第10卷第1期(1936年)。。这段短暂而充实的美好时光对其日后的治学有着积极的推动和影响，据其本人介绍，“我的《宋元南戏百一录》就是在吴先生家看书收集的材料写成的”[1]2。

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钱南扬先生在南戏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这个领域公认的最有成就的学人。根据其不同时期研究的情况，以1949年为界，可以将其南戏研究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奠基阶段。主要代表著述有《宋元南戏考》、《宋元南戏百一录》、《宋元南戏目录》等，为南戏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

在《宋元南戏考》一文中，钱南扬先生对现存南戏剧目的数量、南戏的名称、内容以及南戏不传的原因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在《宋元南戏百一录》一书中，他从历代曲谱、曲选中辑录了45种宋元南戏作品的残曲。《宋元南戏目录》则根据各类典籍收录所知南戏作品164本。此外还有《张协戏文中的两桩重要材料》、《瑞安高明传》、《跋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等。

这些著述为读者初步勾勒了一个南戏的全景轮廓，填补了戏曲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使中国戏曲史的面目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代表了当时南戏研究的最高水平，因此受到学界的好评。有位学者曾这样称赞《宋元南戏百一录》：“读者得此一编，和《宋元戏曲史》合看，庶几宋金元三朝的南戏和北剧的流变，都可以明如指掌。”[4]这些成果为后来的南戏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也奠定了钱南扬先生南戏开拓者的学术地位，当时就有人这样评述：“专门致力于南戏的，要算钱南扬先生为第一人。”[5]

在钱南扬、赵景深等人的倡导和示范下，随着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南曲九宫正始》等重要戏曲文献的新发现，南戏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曾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受到学界的关注。新文献的发现，越来越多学人的参与，使南戏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第二个阶段为集大成阶段，主要代表著述有《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元本琵琶记校注》、《宋元戏文辑佚》、《戏文概论》等，对南戏研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总结，建立了南戏研究的学科体系。

与其他学人研究告一段落便转向新学术领域的做法不同，钱南扬先生始终对南戏研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和高度的关注。1949年之后，他仍不断积累资料，充分汲取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版了像《戏文概论》、《宋元戏文辑佚》这样具有集大成意义的研究著作。经过钱南扬先生半个多世纪的辛勤开掘，作为戏曲史重要环节的南戏的真实面目日渐清晰地显露出来。

二、 南戏研究文献基础的奠定

钱南扬先生的南戏研究不仅着手时间最早，而且也是最为用力，成就最著的。从作品的辑佚钩沉、校勘整理到渊源流变、作家作品的考辨梳理，他对南戏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为这一领域公认的权威学人，其相关著述早已成为南戏研究的必备参考书目。

在回顾自己的治学经历时，钱南扬先生认为自己“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工作中，我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辑佚戏文史料，……二是校注古本戏文，……三是理论上的总结”[6] 394-395。这实际上也是他对自己南戏研究的一个总结。总的来看，钱南扬先生的南戏研究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南戏文献的搜集、整理。这是南戏研究的基础工作。南戏研究之所以会成为中国戏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不为学界所重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献资料的缺乏。因此，进行南戏研究势必要从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开始。在此方面，钱南扬先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具体说来，钱南扬先生对南戏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是从如下三个方面入手的：

首先是对南戏现存作品的搜集和整理。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元本琵琶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钱南扬先生晚年还曾对《白兔记》进行校注，可惜未能完成，成为一件憾事。之所以要整理这五部南戏作品，是因为它们不仅是南戏的代表作品，而且还大都保持了早期南戏的“真面目”[2]前言。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一书是对《永乐大典》所收三种戏文作品进行的校注。这是20世纪20年代新发现的三部重要南戏作品，由于原书在抗战胜利后不知下落，钱南扬先生以古今小品刊行会的排印本为底本进行整理。整理工作包括订正文字、分出、为每出加内容提要、补入所缺曲牌名、为难解词语加注等。

《元本琵琶记校注》则是以清陆贻典抄本为底本，以明嘉靖巾箱本、《九宫正始》所引元本为校本，校勘“以有助于文字的纠正、理解，或有参考价值者为限，不作机械的全面的校勘”。原书不分出，校注者将其分开，“卷首并增总目，每出之下注明戏情”[7]前言。

这两个校注本所收均为早期南戏作品，无论是文字的校勘还是字词的注释，都很见学术功力，质量精良，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好评，成为研究南戏的必读书目。

与一般的戏曲校注本相比，钱南扬先生的校勘整理很有特色，这表现在，他不仅遵循一般的古籍整理规范，对作品认真进行校勘、注释，而且还注意结合戏曲自身的特点，将其许多学术见解有机地融入到校注中，将作品的校勘整理与对南戏的探讨结合起来。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校注本的学术含量，也为其他学科的古籍整理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能取得如此高的学术成就，与钱南扬先生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是分不开的。以《元本琵琶记校注》一书为例，该书是在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的《琵琶记》校注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将两书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琵琶记》、《元本琵琶记校注》虽皆以清陆贻典抄本为底本，但使用的校本则有所不同：《琵琶记》是“用《巾箱本蔡伯喈琵琶记》(简称《巾箱本》)，《李卓吾批评琵琶记》(简称《李评本》)，《陈继儒评琵琶记》(简称《陈评本》)，毛氏汲古阁本《琵琶记》(简称《毛本》)为主；凌氏朱墨本《琵琶记》(简称《凌本》)，亦偶尔引及”[8]前言。《元本琵琶记校注》则仅选用巾箱本、《九宫正始》所引元本为底本。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存真，因为李评本、陈评本、毛本、凌本都是明人的改本，与作品原貌差距较大，钱南扬先生曾用“面目全非”一词来形容[7]前言。相比之下，巾箱本与陆贻典抄本同属一个版本系统，“虽则已经明人初步加过工，然在形式上题目还被保存，虽分出而未有出目；在文字上虽与抄本稍有异同，但出入不大”[8]前言，《九宫正始》所引为元人旧本。用这两种版本而不取明改本做校本，可以最大程度地保存作品的原貌。该书后来以《元本琵琶记校注》为名，显然与校勘原则的这一重要调整有关。

陆贻典抄本原不分出，为便于读者的阅读，钱南扬先生在《琵琶记》一书中分出段落，“每一段落之前加上一个数字。宋周密《武林旧事》对官本杂剧称‘段数’，现在借用这个‘段’字，称某段，不称某出”，并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对戏剧一段称一‘出’，虽则起源很古，……然称‘出’易与明改本相混，故用‘段’字”[8]前言。到《元本琵琶记校注》一书中，校注者的认识有所变化，处理方式也就不同。他认为“出是戏文本来有的，就是没有分写的习惯，分不分关系不大”。为了保持作品原貌，同时也便于读者阅读，钱南扬先生重新将全书分出，并作了解释：“‘出’字起源很古”，同时举宋道原《景德传灯录》、明王骥德《新校古本西厢记》等书中的记载为证。

上述两点变化都是细节问题，钱南扬先生对此却十分重视，及时加以修正、调整，由此可见其治学态度之认真、严谨。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修正、调整决不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因其关系到学术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这种治学态度和方法为戏曲研究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其次是对南戏残存作品的辑佚。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宋元戏文百一录》、《宋元戏文辑佚》。

对残存作品的辑佚是钱南扬先生着手南戏研究之初便进行的一项基础研究工作，早在饱读吴梅奢摩他室、百嘉室藏书时，他就已留心于此，《宋元南戏百一录》即是其早期辑佚的成果。之所以要做这一工作，是因为当时完整流传下来的南戏作品数量很少，除了《琵琶记》和荆、刘、拜、杀这四大戏文外，几乎看不到什么南戏作品。即便加上新发现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也不到十种，仅凭这些作品，是无法得见南戏全貌的。而从曲谱、曲选中寻找资料，对残存作品进行钩稽，可以拓展研究者的视野，从整体上对宋元南戏进行把握和了解，其学术意义正如钱南扬先生本人所总结的：“把这个已经失去的环节钩稽出来，不但为戏曲史研究者提供材料，与以方便；并且也提供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材料，譬如对于古代语言学研究者就有可参考的地方。”[9]前言可见这一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是重要的，也是多方面的。

《宋元南戏百一录》一书从《旧编南九宫谱》、《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南词定律》、《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等曲谱中辑录45种宋元南戏作品的残曲。所收曲文除标明出处、所据版本外，还十分注意曲文的排列，并根据相关资料钩稽出作品的本事、剧情。该书前有一篇《总说》，对南戏的名称、起源、沿革、结构、曲律、文章、名目等问题一一进行考辨，比《宋元南戏考》一文更进一步。

至于该书辑佚的方法，其好友顾颉刚曾做过较为全面的概括：“他的辑录的法子，是先在小说笔记里搜录其本事，而后审察辑集的曲文，以事证文，知道某曲应在前，某曲应在后；某曲为某人独唱，某曲为某人与某人对唱。这种工作，比了清代学者辑古书困难得多。不但如此，每剧之后，更将杂剧、传奇之用此本事所成的剧曲一一胪列，使得读者可以寻求比较研究的材料，这又是方便了多少？至于字同异间校勘的细致，更不在话下了。”*顾颉刚《宋元南戏百一录》序，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刊行，又载《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期(1935年)。

就在钱南扬先生辑录《宋元南戏百一录》的同时，另一位戏曲史家赵景深也在悄悄进行着这一工作，其辑佚的成果便是《宋元戏文本事》一书。有趣的是，该书与《宋元南戏百一录》同一年出版，两书所收作品数量基本相当，但在内容上可以形成互补。将两人辑佚所得加在一起，除去重复，共得宋元南戏作品56种。在资料十分缺乏的条件下能辑录如此多南戏作品，是很不容易的，对南戏研究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后，随着《南曲九宫正始》一书的发现和影印，辑佚工作取得重大突破*针对该书，钱南扬先生写有《跋〈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文史杂志》第6卷第1期，1948年3月)一文，可参看。。这一突破是由陆侃如、冯沅君完成的，他们依据该书所收早期南戏作品，编成《南戏拾遗》一书。该书分上下卷，上卷共收录新发现的宋元戏文佚曲72种，下卷则对《宋元戏文本事》、《宋元南戏百一录》所收43种戏文的佚曲进行增补，其特色正如作者本人所概括的：“目的不仅在辑佚，尤其在本事的寻索。或据古籍的记载，或据同题材而现存的剧本或小说，或据残曲本身。所引书必详注版本及页码，以备复检。”[10] 导言、序例

经过几位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学界对南戏的情况终于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戏曲史上一个曾经失去的环节由此得以填补。不过，上述几部南戏辑佚著作在取得突破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收录不全，不够精细等。早在《宋元南戏百一录》刊行之初，钱南扬先生即对该书表示不满：“校勘既竟，颇致不满，掷笔长叹。我尝三至苏州，一至北平，以搜求材料。承师友之不弃，慷慨出其秘笈相示。然明张牧《笠泽随笔》之《百二十家戏曲全锦目录》、清钮少雅之《九宫正始》，迄今未得，心常耿耿。纂辑之时，不能聚参考资料于一室，甲书在苏，乙书在平，读乙书时，更欲参考甲书，势所不能，舛错阙漏，其能免乎！曲文同时见于甲乙丙三书者，应并注：‘见甲某卷，乙某卷，丙某卷。’今注甲即遗乙丙，此亦失当之一端。”[11] 卷首识语

有鉴于此，钱南扬先生在充分吸收自己及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精益求精，继续这一工作，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完成《宋元戏文辑佚》一书，为南戏作品的辑佚工作划上一个较为完满的句号。

《宋元戏文辑佚》一书共收宋元戏文作品119种，另有不明年代戏文1种，失名戏文3种。在取材上，“以曲谱为主，而曲选次之”，其中曲谱以《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为主，该谱不收者，再据其他曲谱辑录；在断句上，“以辞意为主，同时也兼顾曲牌的格调”；在编排上，尽量“按照情节先后排列”[9]前言。较之先前的几部同类著作，该书更为精良，不仅辑录的作品最多，而且在曲文的排列、剧情、本事的钩稽等方面均有较大的改进，这也正符合学术研究后出转精的特点。也正是为此，《宋元戏文辑佚》一书被学界称作宋元戏文辑佚的集大成之作，有学人称道“钱先生的戏文辑佚之著，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构建了戏曲文本辑佚的科学范式”[12]。可见该书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南戏研究，它对整个中国戏曲的研究都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从《宋元南戏百一录》到《宋元戏文辑佚》，通过这两部在时间上相差二十年的学术著作，可见钱南扬先生在南戏研究方面取得的进步，于此也可见出其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

再次是对南戏目录的编制。目录向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了解南戏作品的数量，编制南戏目录，这是南戏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对了解南戏的全貌及各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钱南扬先生对这一工作非常重视，早在其第一篇南戏论文《宋元南戏考》中即进行了这一工作。在该文中，他根据《永乐大典》、《南词叙录》、《南九宫十三调曲谱》等典籍共辑得南戏87本,后附《时代未详之南戏》存疑作品14本。

在《宋元南戏百一录》卷首的《总说》中，他扩大搜罗范围，增加《宦门子弟错立身》、《太霞新奏》等典籍，共得南戏名目102本，其中有刻本流传者12本，完全失传无曲文可考者45本,另有存疑者13本。

《宋元南戏目录》则又在前两文的基础上“勾稽其目，汇录成篇”[13]。该目又增加新发现的《南曲九宫正始》，共得宋元南戏名目164本。

建国后，钱南扬先生继续这一工作，在《宋元戏文辑佚》一书前言的《一篇总账》部分，他增加《山中白云词》等典籍，共辑得宋元南戏名目167本，其中有传本者16本，全佚者32本，有辑本者119本。

在《戏文概论》一书中，作者专门设立剧本一章，其中第一节即为《一篇总账》，这可以看作是钱南扬先生南戏编目工作的一个总结。在该目中，继续扩大搜罗范围，又增加《癸辛杂志》、《四友斋丛说》、《九宫十三摄谱》、《传奇汇考标目》、《李氏海澄楼藏书目》等典籍，共得宋元南戏名目238本，其中有传本者19本，有佚曲可辑者134本，完全失传者86本*此数字系根据《戏文概论》一书而来，三者相加为239本，比钱南扬先生所云238本多出1本。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宋元南戏”词条中，又云有传本流传者17本，则三者相加为237本，比238本又少了1本，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第36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版。，较之此前所知有明显增加。

这并不仅仅是宋元南戏剧目名称数量的简单增加，从1930年发表《宋元南戏考》到1981年出版《戏文概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钱南扬先生一直关注着这一问题，持之以恒，剧目数字增加的背后是艰辛的文献搜罗和爬梳，是南戏研究的不断进步。前辈学人治学的精神和风范，于此可以窥见一斑。

三、 南戏研究学术体系的构建

在搜集、整理南戏文献的同时，钱南扬先生还对南戏诸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以填补戏曲史上这个曾经失去的重要环节。这一方面的探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从整体上对南戏的探讨。《宋元南戏考》一文代表了钱南扬先生早年从整体上观照南戏的努力和尝试，该文分剧目、名称、内容等部分，第一次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南戏的全貌。该文也因此被学界视作南戏研究的开山之作。不过也不可否认，由于当时所看到的作品和资料有限，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难免有不够完善之处。

稍后，在《宋元南戏百一录》一书的《总说》部分，钱南扬先生再次对南戏进行全面的论述。经过几年的积累，掌握的资料逐渐增多，一些认识也有所改变。该文和《宋元南戏考》相比，不仅涉及的领域更广，看法和认识也更为深入。

其后，南戏文献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研究成果相继推出，钱南扬先生一直在关注着南戏研究的动态和发展，并进行着自己的思考，他对南戏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和提高。《戏文概论》一书代表了他晚年对南戏的探讨和认识。该书不仅是钱南扬先生南戏研究的一个总结，代表了其南戏研究的学术水准，同时也代表了当时南戏研究的最高成就，具有集大成的意义。在此之前，还没有一部专著对宋元南戏进行如此全面、深刻的探讨。

《戏文概论》曾作为讲义在大学课堂上讲授过，经过不断修订才最后成书。钱南扬先生20世纪60年代曾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与陈中凡一起讲授中国戏剧史课程，《中国戏剧概要》是两人合编的一份讲义，现有南京大学中文系1964年内部刊印本，由于当时只印行了三百本，故知者不多。该讲义的《宋元戏文》部分为钱南扬先生所编，分引论、源委、余论三部分，并节选了《张协状元》、《宦门弟子错立身》、《琵琶记》等部分曲文作为附录。这三部分在后来的《戏文概论》一书中都得到保留，但作了不少补充和修订。通过该讲义可以了解钱南扬先生撰写《戏文概论》一书的相关情况。

对《戏文概论》一书的性质和特点，钱南扬先生是这样概括的：“企图将戏文作一个比较全面的说明。”[2]前言诚如其言，该书对南戏进行的是系统、完整的介绍和分析。全书分引论、源委、剧本、内容、形式、演唱等六个部分，对南戏的名称、产生背景、渊源流变、声腔、剧本存佚、内容、结构、格律、剧本创作、演出、剧场等问题进行了十分全面而详细的探讨。将该书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一书放在一起对读，半个多世纪中戏曲史研究的进展情况，于此可以很清晰地显现出来。

该书的特点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总结的：“它不同于一般的戏曲史，也不是单纯的评论，而是将考证、探讨、资料和史论糅合在一起，言简意赅，不枝不蔓，因而显得很严谨很朴实，绝无空泛失真的虚话。”[14]201考论结合，这正是钱南扬先生一贯的治学风格，它主要表现为：研究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言必有据，持之有故，结论必须有过硬资料和充分论证的支撑。以戏文名称的确定为例，该书一开始便引证20则材料，列举戏文、南戏文、南曲戏文、南戏、温州杂剧、永嘉杂剧、鹘伶声嗽、传奇等种种名称，并分别进行考证辨析，最后通过比较得出结论：“最适当的莫如戏文一辞。它不但没有上述的各种毛病，而且很熟悉的还在江浙一带人民的口头使用着。”[2]7该书以《戏文概论》为名而不用《南戏概论》为名，原因正在于此。一词之用，如此慎重，反复推求，由此可见作者治学之严谨、之认真。有论者认为该书“虽仅十八万言，却集作者六十年研究成果，对宋元戏文的历史及理论作了全面而精辟的科学论述”[15]。这一概括还是较为准确、到位的。

此外，钱南扬先生还写有《南戏、杂剧、传奇的区别》一文[16]，《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的宋元南戏词条亦为先生所写。

其次是对南戏具体作家作品的探讨，主要是对高明及《琵琶记》的探讨。这方面的论文有《瑞安高明传》*刊于《浙江省通志馆馆刊》第1卷第3期，1945年。、《琵琶记作者高明传》*刊于《大公报·文史周刊》1946年11月13日，后收入剧本月刊社编辑《琵琶记讨论专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高明是怎样一个人》*刊于《新民报晚刊》1956年9月10日。等。《瑞安高明传》、《琵琶记作者高明传》为同一篇文章的不同版本，两文依据丰富的文献记载，对《琵琶记》作者高明的名号、籍贯、生平经历及著述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和介绍。

此外，他还对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张协状元》进行探讨，撰有《张协戏文中的两桩重要材料》一文①刊于《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该文分南词诸宫调的发见、宋官本杂剧的所谓“断送”两部分，利用《张协状元》为史料，对中国戏曲的相关问题进行考察。

通过对现存早期作品的校注、残存曲文的辑佚以及对南戏渊源、流变、内容、形式、演唱等方面系统、深入的考察，钱南扬先生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南戏研究体系。他早年以《宋元南戏考》、《宋元南戏百一录》等著述构建了南戏研究这一中国戏曲研究的重要分支，晚年又以《元本琵琶记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宋元戏文辑佚》、《戏文概论》等著作予以充实与完善，其系列南戏研究著作代表着20世纪南戏研究的最高成就。钱南扬先生也因此集南戏研究的开拓者与集大成者于一身，为南戏研究做出了无人可以替代的重大贡献，受到学界的高度赞誉。同时他还注意培养人才，门下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人如俞为民、朱恒夫、周维培等，薪火相传，使南戏研究得以持续，得以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王琼娥.忆南扬[M]//南戏学会,等.钱南扬先生纪念集.内部刊行,1989.

[2]钱南扬.戏文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钱南扬.宋元南戏考[J].燕京学报,1930(7).

[4]顾颉刚.宋元南戏百一录序[J].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5,4(3).

[5]云士.宋元南戏百一录[J].剧学月刊,1936,5(1).

[6]钱南扬.钱南扬自传[M]//晋阳学刊编辑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六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7]钱南扬.元本琵琶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8]钱南扬.琵琶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0.

[9]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10]陆侃如,冯沅君.南戏拾遗[M].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36.

[11]钱南扬.宋元南戏百一录[M].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34.

[12]孙崇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从戏文辑佚看钱南扬先生的治学精神与学术贡献[J].文化艺术研究,2009(6):202-209.

[13]钱南扬.宋元南戏目录[J].浙江图书馆通讯,1942,1(2).

[14]吴新雷.钱南扬教授的名著戏文概论[M]//曲苑第一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15]张新建.钱南扬戏文概论介绍[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86(1):120-121.

[16]钱南扬,俞为民.南戏、杂剧、传奇的区别[J].文史知识,1986(8).

Exploration and Summary: Introduction to Qian Nanyang’s

Study of Local Classical Opera in South China

MIAO Huai-m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Qian-nanyang is an academically established explorer who epitomizes the study of Nanxi,a local classical opera in south China. He is the earliest to engage in its research. With his solid academic achievements, he pioneered a new research field and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discipline of Nanxi study. His study concerning various aspects lasted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He made contribution in works’ annotation, delved into the abstruse significance and the lost contents of the libretto and in his theories on history. He has established a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academic system for Nanxi study. All this has laid the solid foundation for his academic status and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tudy of Nanxi.

Key Words：Qian Nanyang；study of local classical opera in south China；exploration； combination of research and review

中图分类号：J8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15)01-0039-06

作者简介：苗怀明(1968-)，男，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戏曲、小说。

收稿日期：2014 - 09 - 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