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十年》:经济、婚姻和生育问题压抑下的性观念

2015-01-28 07:21刘芳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云南芒市678400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
名作欣赏 2015年32期
关键词:性观念苏青张爱玲

⊙刘芳[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云南芒市678400;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

《结婚十年》:经济、婚姻和生育问题压抑下的性观念

⊙刘芳[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云南芒市678400;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

《结婚十年》中的女性身处经济压力、婚姻家庭矛盾以及怀孕和生养孩子的多重压力下,她们不得不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而奋战,从少奶奶变为家庭主妇,最后变为职业女性。在处理婚姻家庭矛盾的过程中,她们一步步成熟;在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她们忍受了很多的苦楚与压力,甚至不惜以“无耻”对付“无耻”。因此,《结婚十年》中女性的性观念是压抑在上述力量下的,它们隐藏在心理意识的最底层,偶有浮现也稍纵即逝。和性意识纠缠在一起的,有怀孕、生育以及各种性别矛盾、家庭矛盾的争论与思考,并由此触及妇女解放的诸多现实问题。

经济婚姻生育性观念

《结婚十年》是苏青的重要代表作,尽管在《结婚十年·后记》中,苏青强调:“首先得声明的,本文不是自传,只是自传体的小说。”①但无论是该《后记》还是《续结婚十年·关于我(代序)》对她本人的生活自述与评价,与小说内容都很接近。因此,考察苏青《结婚十年》的性意识,有助于理解和张爱玲同时代的女作家小说中女性的性观念。

有论者指出:和苏青相比,张爱玲才是写性的高手,其小说总是使用“软性刺激”手法营造性的氛围,让读者无力招架,情欲是张爱玲小说的重要主题。而苏青小说的性诱惑力只是一种不必忌讳的直言,反倒在笑骂中消解了。②的确,在苏青的小说中,性仅是居于从属位置,处于女性的经济压力、婚姻矛盾以及生育烦恼之下。这一特点在其代表作《结婚十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经济压力与婚姻矛盾

《结婚十年》中最先表现的是“我”对婚姻的莫名抗拒。小说从一开始,“我”就反抗婚礼仪式的那些繁文缛节,因为不能当着来宾的面上厕所,甚至用枕头撒尿以解决内急。结婚之后,“我”与姑子杏英总是较劲,总吃“风流小寡妇”的醋;有了孩子之后,在孩子的养育问题上与公公和婆婆、姑子和保姆都发生争执,双方均不满意;在交际上,对招待丈夫的朋友特别厌倦,因此发出了“小家庭的诅咒”。

随着经济条件每况愈下,婚姻家庭的矛盾也越来越多,最终化为根本性的障碍和离婚原因。故事发展到高潮时,“我”即便知道了丈夫崇贤和闺密丽英发生了婚外情乃至婚外性行为,也忍气吞声,只是为了能从丈夫那里获得些许经济帮助,哪怕因此还要付出忍受家暴的代价。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作者在小说中为我们描写了一个颇具独立精神的家庭妇女在婚姻中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伟大的母爱在第一人称的叙述中颇具真实感和亲切感。在如此仓皇且沉重的生活环境下,谈性也只能是匆匆几笔,很快就要回到现实生活上来。

总体上看,《结婚十年》中最突出的矛盾是女性面临的经济压力,这条线虽是从小说中部才开始,却不断地递增并最终使婚姻破裂。在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后,要面子的丈夫崇贤不愿向家里伸手要钱,而“我”无论如何节约也应付不了一家人的开支,最终不得不辞去保姆。但是,矛盾仍然很剧烈:因为“我”生的是女儿,公公一家便显得很冷漠;由于经济拮据,无法带上二女儿一起去上海,使得二女儿二十一个月大就在乡下被保姆虐待、病死。这些事件让“我”痛心,也决心要冲破一切障碍自谋职业和出路。

《小学教员》一节算是“我”自谋职业的一次铺垫和尝试,因为这时家经济还较宽裕,“我”只是在家闲得无聊。到了《开始投稿》,“我们”生活拮据,因丈夫薪水低而发生口角乃至家暴,“我”开始悄悄投稿赚钱。但此时丈夫仍然不允许“我”投稿增加家庭经济收入,也不允许“我”结交女性朋友,要做到“女子无才”。随着时间推进,在历史大环境的影响下,丈夫的事业一落千丈,家庭矛盾也不断激化。孩子刚出生,“我”就开始为生计发愁,而且常被变了心的丈夫刁难,还不得不忍气吞声:

我听着这当然很生气,可是钱是顶实际的东西,生气也得问他要。于是我便不顾羞耻的对他讲了许多奉承话,他也知道我言不由衷,仍旧没给我好颜色看,有时苦苦哀求来的三十五十元钱,倒有一部分仍旧花在他身上了,大部分给孩子买东西,我自己除了每天吃二顿白饭外,其他的享受可以说一概没有。亲戚朋友们瞧着替我气恼,大家都说我太老实了,为什么不如此如此同他交涉,不许他这样,不许他那样,但是我知道一切都没有用,第一他近来是真个变心了,你不许他,他偏要干便怎样?第二就交涉也不得结果,他目前在失意时候,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同他闹他也不怕失面子。况且夫妇间事情可也决不是据理力争得来的,情又必须出乎他本意,众人只能说些好意的风凉话,谁又肯真个帮助你丈夫闹来?至于借钱更不必说了。因此我仍旧受辱受气的苦挨着。

最终,“我”佯装不知丈夫和闺蜜在“我”分娩期间发生的婚外恋、忍受家暴以换取可怜的经济支持。可这种委曲求全也难以为继,婚姻宣告结束。“我”不得不拖着生完孩子刚满月的身子四处谋职,染上了肺结核,从家庭主妇“沦”为职业女性。

可见,经济压力和婚姻矛盾不断互相推进,最终在经济压力与丈夫出轨的合力下使婚姻走向解体。在小说中,经济压力以及婚姻家庭的矛盾,使“我”没有什么兴致和精力谈论性的问题。

二、生育与性

《结婚十年》中的女性在经济压力、婚姻家庭矛盾的负荷下不得不将性意识降到了最低点,即便谈论,也很快淹没在矜持、怕怀孕的烦恼、和丈夫争吵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议论与联想中。即使小说开头写洞房花烛夜,也并未渲染性的意识,而更多的是描写“我”作为新娘的感受、种种不适应与心理矛盾。当新郎叫我上床就寝时:

我在喉咙底下“嗯”了一声,只是不动步。他却自管自的脱了衣服睡了,我这才开始后悔起来。我想:假如他竟自睡着了,不喊我,我是不是就在这儿站着过夜呢?

幸而贤又在帐里喊我了,没有掀开帐子。我不敢再错过机会,就自脱了外衣,羊毛衫裤连袜子都穿着,也不另换睡衣。到了帐子外面,我又踌躇着站定了,疲倦使我急于上床,胆怯却又使我不敢揭帐,我茫然站在床前有二三分钟之久。

本可以大肆铺陈性爱体验的地方,作者的重心恰恰完全“偏离”在生涩女郎的真切感受中。在《少奶奶生活》一节,为了“猎奇”而等待已久的读者终于发现作者进入了性的主题:

婚姻虽然没意思,但却也能予正经女人以相当方便。一对男女便再没情义些,同睡在一张床上,总也不能全然的相安无事吧?

他挑逗地告诉我许多粗俗的,猥亵的话,那些也许就是从瑞仙口中得知来的,但是我听着并不觉得刺耳,同时却反而有些异样感觉。

可是,刚刚撩拨起的期待转瞬被女性的矜持所消解,尤其是担心怀孕,性快感立刻荡然无存。

接下来:

“好个不要脸的,不怕羞的女人呀!”我重重啐着自己,心想快些不要听了吧。但是下意识的却不肯甘休,自己哄骗自己说就是再听句吧也无妨,只要不实行,明天赶快忘记它了。渐渐的,我倒有些羡慕瑞仙来,原来她有这套本领,怪不得男人会欢喜她;没用的女人只知道承受,笨木头似的,未得到丝毫快乐先自有了身了。

这一节算是小说中最露骨的性意识和性观念表达,但接下来,“我”陷入了无边的纠结、联想与议论中:想要情爱又怕怀孕,不要又怕给别人要了去,一直说到男人对女人的尊重与传宗接代,真是“大煞风景”。无独有偶,在《续结婚十年》中,这样的情况也同样出现:“我”和谈维民在一起做爱的欢快也是刹那间“便告结束”,很快就变成愤怒和争吵。

此外,在描写第一次分娩时算是可以给“猎奇”的机会了。作者大段地描写自身感受,视觉、触觉和听觉并用。但是,这却更像医院门诊的“科学”记录而无任何挑逗与撩拨。在经济、婚姻与生育诸问题的重压下,《结婚十年》中女性的性观念几乎主要来自“我”的上述心理活动以及议论,而并非像张爱玲小说那样在故事中婉转呈现,这也可以看出两位作家写作技术的差别。

所以我说一个男子对于一个女子的爱情应该先是挑逗的,然后当慢慢的满足她,安慰她,使她终于能够信任你才好。不然只把太太当作传宗接代的工具,还说传的是你的宗,接的是你的代,哪个又高兴替你千辛万苦的养育孩子来?

在小说最后,“我”忍受丈夫背叛和家暴的痛苦只是为了孩子:

贞操与女人真个又有什么相干?一个靠卖淫来养活孩子的女人,在我看来不啻是最伟大的神圣的聪明人中的一个。

看来,阻碍小说中女性享受性快乐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怕怀孕和生孩子。如果这阻碍拆除,也许苏青很可能就变成卫慧和棉棉那样的“美女作家”:她们文笔相当,胆量相当。不过,由于有怀孕的威胁,进而苏青笔下的女性也就有了养孩子的痛苦与屈辱。这个特点是半个世纪后的当代“美女作家群”所没有的烦恼,也迫使苏青对婚姻、生育和性有了更广泛的体验与视域。正因为如此,苏青小说中的女性在谈论和思考性问题时是“降格”地对待的,性没有现实生存和生活矛盾那么重要。而在张爱玲小说中,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主题。在当代卫慧和棉棉等人那里,性就变成了本质化的叙述:无性不成文。

综上所述,《结婚十年》中的女性身处经济压力、婚姻家庭矛盾以及怀孕和生养孩子的多重压力下,她们不得不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而奋战,从少奶奶变为家庭主妇,最后变为职业女性。在处理婚姻家庭矛盾的过程中,她们一步步成熟;在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她们忍受了很多的苦楚与压力,甚至不惜以“无耻”对付“无耻”。因此,《结婚十年》中女性的性观念是压抑在上述力量下的,它们隐藏在心理意识的最底层,偶有浮现也稍纵即逝;和性意识纠缠在一起的,有怀孕、生育以及各种性别矛盾、家庭矛盾的争论与思考,并由此触及妇女解放的诸多现实问题。

①于青、静思编:《苏青小说选》,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316页。本文中《结婚十年》的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以下不再一一另注。

②王一心:《小团圆对照记·张爱玲人际谱系》,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166页。

作者:刘芳,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研究方向:女性文学中的性观念与女性解放、民族与国家认同等文学文化领域。

编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性观念研究》(编号:2014C153Y)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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