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拯救文明”
——从《悲伤与理智》看布罗茨基的诗歌观念

⊙刘海英［中国农业大学，北京100083；北京大学，北京100871］

“诗歌拯救文明”
——从《悲伤与理智》看布罗茨基的诗歌观念

⊙刘海英［中国农业大学，北京100083；北京大学，北京100871］

本文通过解读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批评性散文《悲伤与理智》，细查该文对弗罗斯特《步入》和《家葬》两首诗歌的评析过程，阐明布罗茨基的诗歌批评观念和诗歌创作观念。布罗茨基选择批评文本和剖析诗歌的方法，说明他坚持“诗歌拯救文明”的信念，认为诗歌应以人生伦理为旨归，帮助现代人探寻解决生存问题的最佳途径。

布罗茨基《悲伤与理智》批评方法诗歌观念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Brodsky，1940－1996）作为一名俄语诗人和英语散文家，他的诗歌观念不仅体现在他创作的诗篇中，而且延展至他的散文中。解读《悲伤与理智》这篇批评性散文有助于透视性地观看他的诗歌观念。由《约翰·邓恩大哀歌》和《祭阿赫玛托娃百年》等诗歌代表作可以看出，布罗茨基是一位善于“优雅地谈论死亡”的诗人，《悲伤与理智》的开篇论及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Frost，1874－1963）为一位“阴郁”的诗人，标题中的“悲伤”与“理智”这两个名词也易于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布罗茨基的创作生涯中写满了忧伤的字符。本文通过分析布罗茨基选择批评对象和解读诗歌的具体方法，阐明布罗茨基的诗歌观念，并指出他坚持“诗歌拯救文明”的信念，他理想中的诗歌始终以人生伦理为最终旨归，他不是在“优雅地谈论死亡”，而是通过诗歌帮助现代人探寻解决生存问题的最佳途径。

一、文本的选择

布罗茨基写《悲伤与理智》的目的在于向“那些对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抒情和叙事力量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人”①推介这位诗人的作品。布罗茨基认为，弗罗斯特是一位地道的“美国诗人”，因此我们读者有必要通过阅读其诗来了解所谓“美国诗人”这一概念的内涵。②窥一斑可见全豹，《悲伤与理智》仅选择弗罗斯特的《步入》（Come In）和《家葬》（Home Burial）进行详细分析，这两首诗分别出自诗集《波士顿以北》（North of Boston，1914）和《见证树》（A Witness Tree，1942），前者代表弗罗斯特“最好的抒情风格”③，后者代表他“更好的叙事风格”④，这两首诗可以呈现出弗罗斯特作为美国诗人的基本特征。但是，我们暂不论这两首诗是否能够代表弗罗斯特的基本作品风格，只是试将两首诗的标题连接起来，而得到的词语是“步入家葬”，这是否意味着布罗茨基所关注的诗歌主题就是“死亡”呢？

此外，由《悲伤与理智》⑤的第一节内容可知，布罗茨基并不反对将弗罗斯特视为一位“自然诗人”的通常看法，但他更赞同批评家里奥奈尔·特里林称弗氏为“可怖的诗人”的观点⑥，指出弗罗斯特的强项在于他的“可怖性”⑦，“对这位诗人来说，大自然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更不是人类戏剧舞台上的背景，而是这位诗人的一幅可怖的自画像”⑧，而且“他诗中的积淀使得我的大脑阴郁了起来，我的阴郁源自他”⑨。在此，布罗茨基借用奥登的话解释了美国诗人面对大自然会产生忧郁心理的理由：美国人与欧洲人因其历史长短的差异而对大自然怀有不同的感受，欧洲人与自然相遇后会感到心满意足，美国人则满心困惑，不知道人与树谁的未来会更好，人与自然的抗争结果胜负难料⑩。但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布罗茨基选择解析弗罗斯特诗歌的阴郁性特征，是因为弗罗斯特的阴郁恰好能够表述布罗茨基的阴郁吗？布罗茨基选择“阴郁”作为散文《悲伤与理智》及同名散文集的一个主题词，可以说明他也是一位阴郁型诗人吗？他赞同“以死亡为诗歌最高主题”的理念吗？

布罗茨基将弗罗斯特与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奥登等人并列为五位比他更值得获取诺贝尔奖的诗人，而布罗茨基自己则既“仿佛是他们的总和，但又总是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⑪，那么，他与弗罗斯特的诗歌理念有何联系？通过细读布罗茨基分析两诗的文字，我们或许可以尝试回答以上的问题。

二、并非“阴郁”的《步入》

格律、押韵、重音、语调始终是布罗茨基的关注点之一，是他释读诗歌主题的第一把钥匙。布罗茨基首先指明全诗的格律特征：“这是一首短音步的短诗……是三音步和双音步、抑抑扬格和抑扬格的混成体……谣曲的主题多半是流血和复仇，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⑫可见，布罗茨基分析诗歌格律的目的是分析其主题，而不是仅仅谈论格律；同样的，他在后文解读诗歌意象的目的也是如此。但令人惊异的事情是，他行文至此并没有展开对“流血”或“死亡”主题的论述，却开始转向“树林中的步行”和“大自然中的漫步”⑬等意象，并且列举数首诗歌为例，以期说明弗罗斯特的很多诗歌均与“林中漫步”的意象有关，他甚至联想到英国诗人哈代的散步习惯⑭，所以，我们还会坚持认为，布罗茨基从《步入》一诗中所感受到的情绪是“阴郁”吗？而且，布罗茨基依照他所熟谙的世界文学传统观念——“自14世纪以来，树林就一直散发着浓重‘幽暗的森林’的味道”——指出，“当一名20世纪诗人以发现自己站在树林边作为一首诗的开头时，这里面就有一定的危险成分，或至少有一种危险的暗示”⑮，但他很快就认定“我们的怀疑毫无根据，可能太偏执了”⑯，并即刻将注意力的重心转向诗歌第二行的“听”字上面，随后又强调“林中的暗影”与“林外的黄昏”所形成的对比现象⑰，便急匆匆地带领读者“带着对黑暗森林的记忆”⑱进入第二诗节，至于“黑暗的森林”中究竟存在何物，是死亡还是祭祀，他并未论及。这种面对“死亡”及时转身、顾左右而言他的解读方式，让读者在避免遭遇悲怆情绪的同时，不能不产生深思细查布罗茨基的诗歌观念的强烈兴趣。

布罗茨基认为《步入》的第二节“尤为阴郁”⑲，这四行诗表明诗歌的主题“是一些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很可能就是自杀……即使不是自杀，也是死亡,如果不能肯定是死亡，至少也包含着死后的主题”⑳，因为鸟儿（或歌手）经过仔细探究树林，发现它过于黑暗，这意味着鸟儿的一生已经快到尽头，即使它灵巧地拍打翅膀，最终也只能在一根树枝上走至生命的终点，但尽管如此，它仍能歌唱。在黑暗的森林中无法安身立命却能够引吭高歌的画眉鸟，难道不正映射着布罗茨基这位俄裔流亡诗人的境遇吗？他三十二岁离开祖国，从此未能踏上故乡热土，甚至父母先后去世他也未能与之再次相见，这些经历使布罗茨基感同身受林中鸣鸟的凄迷与苦楚，恐怕这就是他虽然有生之年无缘与弗罗斯特相见，却自从青年时代阅读他的诗歌之后，就一直对他的文字情有独钟的原因。

《步入》中鸟儿与森林的关系，象征着诗人与自然的关系、诗人与世界的关系，尤其可以寓指俄国流亡诗人与祖国的关系。这些流亡者的可贵，首先在于他们对故土的眷恋和挚爱，他们的身体离开了祖国，但精神仍眷恋故土，思绪经常在暂居地和故国之间、在实际生活与理念家园之间徘徊，这种介于“进入”与“离去”之间的游离状态，正如赫尔岑曾多次在俄国边界的自言自语：“我只能用我的作品来完成我精神上的归国了”。至此，读者的情绪很难不被布罗茨基敏锐细腻的诗歌感受力所搅动，心灵很难不浸润在源自弗罗斯特、却经由布罗茨基而延伸至我们面前的赤裸裸的阴郁之中。然而，读者如果没有忽略此处的一个细节“这位诗人太老了，他的手已无法快速地运动，但尽管老了，他却仍能歌唱”㉑便会相信，布罗茨基眼中的《步入》一诗所呈现的阴暗情绪，最终仍具有催人抗争的力量，鸟儿（诗人）从来没有因为感受到“黑暗的森林”的威胁而停止歌唱，“我写诗，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劳动就是写诗”㉒，他抗击黑暗势力的斗争也从来都不会停歇。正因为出于对鸟儿的同情与偏爱，布罗茨基在文中对鸟儿意象的解读文字，要多于对森林意象的解读文字，鸟儿经常被视为歌手，而树林则暗示一种危险的情况，这也说明他希望拥有像鸟儿一样积极面对生活的乐观态度。

布罗茨基在讲述第三节诗的内容时，心情随着那“最后一缕阳光”㉓而顿时欢快起来。他将此节诗与美国民歌《谢南多厄》相比，并说这是一首“流连的歌：光的流连，生命的流连”㉔。他反复强调“停顿”在本节诗中所造成的光影“流连”效果，认为鸟身上的光“与林中的暗构成了对比”，认为本节诗由其第一个词语“The last”（最后的）和最后一次单词“breast”（胸腔）构成了“巨大的圆周运动”㉕，并设想到弗罗斯特“跨越了一个很长的距离：相当于一片大陆的宽度”，但依旧着意于描述“那缕仍然留在他身上的阳光，而这与树林的黑暗构成了对比”。这里“巨大的圆周运动”与上段中“太老而无法运动”的文字形成对照，体现出布罗茨基情绪随着诗句而发生的变化，诗歌语言／诗歌艺术在他身上起到了魔法般的幻化作用，布罗茨基犹如一位交响乐指挥家，他的身体随着乐曲的节奏和内容而变幻着姿态，用他的真实情绪感染着所有听众，他的感染力来源于对光明的向往和赞扬，而不是沉浸于死亡阴影之中的忧郁力量。

布罗茨基在分析第四节内容的过程中，否定了某些读者（或批评家）依据宗教等背景资料批评诗歌的做法，尽管他认为读者对诗人做必要的了解有助于他们进入诗歌的丰富世界，但相对于传记、心理等文学批评方法，他更主张采用文本细读法。《悲伤与理智》所采取的逐字逐行阅读方法即为细读的范例，他殷切希望读者“特别留意诗中的每一个字母和每一个停顿”㉖，因为每一个字符，甚或无字符，都在叙说诗歌的深义，“诗歌就像一位出身名门望族的夫人，其中的每个字眼实际上都带着诸多典故和联想”㉗。正因为如此，他在大学任教期间，要求学生朗读和背诵诗歌，且“他在课堂是所引用的所有诗句，都是背诵出来的”㉗，他认为人们对诗歌的感受力应该来源于诗歌本身，而不是在它之外的各种背景资料。

布罗茨基在分析第五节内容时，谈到了诗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洞察力伤害的话题：诗人（弗罗斯特）继在第四诗节与冲向森林的鸟儿分开之后，在此处声明，“不愿意步入”幽暗的树林，即使鸟儿邀请他，他也不去，何况他并未受到邀请呢？㉙布罗茨基第一次接触弗罗斯特的作品是在他二十二岁那年，他从朋友那里读到的一些零星译作，初读便被“他的敏感，婉约的风格，潜在的克制的恐惧”㉚征服了，布罗茨基甚至认为自己对诗歌的了解是从弗罗斯特开始的，所以布罗茨基在这里再次将弗罗斯特与但丁进行比较，认为此节诗甚至全诗都是对《神曲》的谦逊注脚和附笔，赞扬弗罗斯特“从不炫耀他的学问，因为他的学问是流淌在他的血脉中的”㉛。他对弗罗斯特诗歌的鉴赏过程，也仿佛是引导读者在一所诗歌实验室内进行探索活动，他对诗歌的阐释已经超出单纯的文学范畴，成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启蒙运动，为读者提供了一场精神文明的飨宴，而这盛宴上最诱人的美食是光明、歌唱，拒绝一切黑暗和阴郁的暗影。㉜

三、对抗死亡的《家葬》

如果说布罗茨基对《步入》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他始终外位性地处于象征着死亡的森林边缘，并没有真正涉及所谓的死后主题，那么他对《家葬》的分析，则完全抛开其中“埋葬逝子”的故事情节，采取了更为欢快的诗歌解读路数。

首先，体裁分析法。布罗茨基在《悲伤与理智》第三节中从诗歌的体裁入手，指出《家葬》是一首牧歌，或者说是田园诗，一首非常暗淡的关于爱情的田园诗，其叙事方式为对话；弗罗斯特则是“一名地道的维吉尔式诗人”㉝，他甚至比维吉尔在农事方面的知识更加丰富（这个判断似有调侃的味道）。㉞在体裁分析的基础上，布罗茨基在分析《家葬》时与分析《步入》时不同，不再围绕鸟与诗人之间的寓指关系来评析二者与世界的关联模式，而是“步入”至“对话”议题中，着重带领读者赏析弗罗斯特田园诗的“戏剧性”。他指出，作品本身确凿无疑是一座剧院，作者在其中扮演了所有角色，既是舞台上的演员，也是幕后的工作人员，还是台下的观众。㉟他将这出戏剧中的一对新英格兰夫妇想象为古希腊神话中的皮格马利翁和伽拉忑亚，丈夫是雕刻家，妻子是他手中的雕像，两个人站在舞台——楼梯上，他们之间的对话也在楼梯上展开。布罗茨基仔细分析男女主人公身体位置的变换过程，将首节诗中妻子的动作分解为四个连续的画面，又依据“犹豫地”（doubtful）和“收住了脚”（undidit）这两个词语都使用了字母d的情况，来说明它们构成了一段“芭蕾双人舞”，且女主人公的造型也来自于芭蕾，而真正的双人舞则是丈夫向上爬楼梯不断逼近妻子时，与她构成的“对立”式动作场面。布罗茨基巧妙地将戏剧、芭蕾这两种艺术样式以及古希腊神话元素都融入于对弗罗斯特诗歌的阐释之中，并将两个人物的关系视为雕刻家与雕像的关系，从而对双方的心理状态进行细致解读，放慢了诗歌故事情节行进的速度，使读者可以在巨大的戏剧舞台空间中，回到遥远的远古时代里，尽情品味诗歌的魅力。不论布罗茨基谈及戏剧、电影，还是雕刻或芭蕾舞等各种艺术门类，他一方面在揭示弗罗斯特诗歌的丰富内涵，使处于不同文化传统的读者都有可能走进弗罗斯特的诗歌世界，另一方面，他赋予弗罗斯特诗歌以生动可感的艺术形象，使诗歌的乐趣得以涤荡读者的心灵，因为“艺术并不模仿生活，却能改变生活”。

第二，关键词阐释法。布罗茨基用此法解析弗罗斯特的诗歌观念。从“看见”㊱一词入手，向读者解释了弗罗斯特的一个重要诗歌概念“句音”（sentence-sounds）㊲，它意味着，弦外之音比实际上使用的词更能反映出人物之间的谈话内容，“看见”一词的反复使用则使具有实际意义的单词爆破成纯粹的非语意声响，弗罗斯特用这种方式来突显男女主人公之间的不和谐关系，而且这种不协调感在孩子死去及被埋葬之后，愈演愈烈，致使全诗成为“对抗”之诗（poetry of survival）。㊳

另一关键词为“非语义爆炸”，出现在《悲伤与理智》的第四节。布罗茨基在此分析《家葬》的第3－4节内容时，指出诗中有一个最为精彩的比喻：弗罗斯特将“卧室”比喻为“坟墓”，它们之间的实际连接物为窗户所形成的框架（frame）。透过窗户，丈夫和妻子都能看到坟墓，坟墓看起来就是以窗户为框架的一幅画，但事实上坟墓与卧室的大小接近，这个比喻便从无意中透露出丈夫视婚姻为坟墓的观念。而且丈夫接下来又将坟墓与床铺进行比较，最后通过提及“石头”就是“坟墓”这句话，道出妻子心中难以承受的失子之痛，这个“横冲直撞的皮格马利翁”完全不顾及交谈对方的心理感受，肆无忌惮地谈及她所避讳的话题，终于导致她大声疾呼式的反抗：“不，不，不，不！”并且身体也退缩着，滑下楼梯。布罗茨基认为四个“不”字制造出间歇性的“非语义爆炸”效果，此处聚集了诗歌全部的阴郁力量，读者此刻一定在考虑究竟该同情诗中的哪位主人公了，因此会非常期待着阅读诗歌后面的内容。然而此时此刻，布罗茨基作为一位诗人解说家，却为他所有的读者画出一个优雅的休止符，他嘱咐我们先将丈夫与妻子的争吵事件“搁置一旁”，转而关注诗人弗罗斯特的创作理念。他指出，诗人在做诗时可以“完全摆脱故事”㊴，有“绝对的自由”㊵，去向“完全的自主”㊶，诗人的自由就是超然运用他所熟识的语言的自由，意即用诗句模仿白话，例如下一行诗句“难道男人就不能提他死去的孩子”就是一个将口语写入诗歌的例证。

第三，比喻法。布罗茨基指出诗歌第6节是全诗结构的转折点，因为此前丈夫和妻子之间处于身体的对峙阶段，现在他们转换为在语言上进攻与防守的状态㊶，丈夫坐下来问妻子问题，妻子尽管推动门闩，却暂时没有离开家门，而是与丈夫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对话，布罗茨基认为这里的芭蕾是“一段意识上的芭蕾”㊸。丈夫已经意识到，他要想把事情弄清楚，就必须减弱他的理性，他开始对爱情的观念发出呼吁，“我们可以达成协议，／我发誓往后决不去碰一碰／你讲明了你会介意的任何东西”，而女人被阐释得越多，就离她的阐释者越远，所以“稍稍移动了一下门闩”。丈夫情急之下只好乞求妻子：“跟我说吧，只要是心里的东西。／让我分担你的痛苦”，这两行诗句在布罗茨基看来，代表着男人理性的跌落，然而，这一跌落瞬间又使他重拾理性，反问妻子不停地思念孩子的行为是否“也稍稍过分了一点”。

布罗茨基还将诗歌中男女主人公之间语言上的冲突比喻为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处于进攻一方的丈夫虽然已经侵入妻子的领土，却无法取得胜利，而是将自己带进了死胡同，使对话变为僵局。之后，妻子打破了这种僵局，她将丈夫的观点进行全盘否定，视丈夫为孩子的掘墓人，也就是她的对立面。她歇斯底里般地谈及死亡、罪恶的世界、冷漠的朋友和自己的孤独感，然而，这段独白并没有释放她心中所有的悲伤情绪，说完这番话之后，她依旧走向大门，似乎唯有如此才能得以解脱。

布罗茨基在《悲伤与理智》的结尾部分，将弗罗斯特在《家葬》中所探求的“悲伤”与“理智”这两种情绪比喻为互为毒药、却具是语言之最有效燃料的特质，它们是诗歌永不褪色的墨水，是诗人这艘宇宙飞船遨游太空时的永恒动力，能使诗人达到自主（autonomy）的写作状态㊹。他认为《家葬》以及《波士顿以北》中其他诗作都是爱情诗，都是痴迷之诗，不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痴迷，而是争辩对抗争辩的痴迷，即一个声音对另一个声音的痴迷。

《步入》和《家葬》的分析没有直接围绕死亡或悲哀的情绪来进行，这是对阴郁的一种“搁置”行为，正如索福克勒索笔下的俄狄浦斯王，他的悲剧是作家眼中无可非议的存在物，无需加以论证，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悲剧完完整整地表现给观众。批评家布罗茨基通过解读两首弗氏诗歌，为读者打开诗歌世界中的两扇窗，使我们借助他所运用的语音－意象阐释法、体裁解析法、关键词阐释法和比喻法等批评方法，得以视见这五彩空间中两首诗歌的鲜活形象，我们获得的不单是故事本身，而且也体会到了诗人（包括弗罗斯特和布罗茨基两位诗人）在终极自主状态所应具备的洞察力。由此，布罗茨基成为具有自治地位的诗歌语言的驾驭者，他既是诗中的人物，或等于诗中的人物，同时也是诗歌的叙述者，展示出自己超越于弗罗斯特本人的文学魅力。

四、诗歌的使命

“悲伤”与“理智”不仅代表着《家葬》中两种对话的声音，而且也是《悲伤与理智》全文的结构线索。布罗茨基对弗罗斯特诗歌的赏析过程经历了从“悲伤”到“理智”的情绪变化过程：抒情诗《进入》比较悲伤，叙事诗《家葬》比较理智。布罗茨基在前诗的分析中充分表达了他阅读诗作时的原初感动，那种受到审美震撼而铭刻在他心灵上的体验；分析《家葬》时则灵活运用他的智性工具，以至于弥漫在《悲伤与理智》后面三节文字里面的，始终是布罗茨基以语言为核心的诗歌批评观念。正如巴赫金所说：“一种语言只有在另一种语言的映照下才能看清自己”㊹，布罗茨基既置身于弗罗斯特诗歌之外，也将自身镶嵌于弗罗斯特诗歌之中，布罗茨基通过展现弗罗斯特的形象，描绘出他自己的形象，他用弗罗斯特的诗歌形象塑造出自己的形象，传达了自己的诗歌理想。

刘文飞曾将布罗茨基的诗歌理念概括为如下的公式：语言－诗－记忆－时间－文化－文明㊹，并指出布罗茨基对诗歌的崇拜之情是无与伦比的。由于以语言为特征的诗歌承载着人类对过去事件的记忆，可以弥补时间流逝带给人的伤痛，记录人类文化发展的足迹，对于世界文明史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诗歌能超越历史的断代性和地域性，延伸和开拓更为巨大的思想空间，致使“一个阅读诗歌的人比不阅读诗歌的人更难战胜”㊹。在布罗茨基的观念中，诗歌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关系到人生、关系到人类文明的生死攸关的大事，它比散文更适宜于个性的塑造，更有益于文化的积累和延续，诗歌可以拯救文明的危机，解决人类生存的难题。

布罗茨基亲历人间数重苦难，但他始终没有减弱对诗歌的爱意。既然诗歌的美具有比伦理更为强大的力量，超越法律、超越政府，美的力量是第一位的，它能使居于统治地位者的心灵变得更加美丽，“诗歌是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布罗茨基曾经在《一个不温和的建议》中建议大规模地向公众提供诗歌，每个家庭应该把诗集摆到柜子上、火炉架上甚至窗台上，使诗歌像一个城市的加油站一样无处不在，每一家汽车旅馆房间的抽屉里都应该放着一本美国诗全集，政府可以给阅读、写作和出版诗歌者减税，力促读者数量的增加。㊹他在《悲伤与理智》一文中以热情洋溢的方式品鉴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文字，既从微观角度描绘出个人对安宁和平生活的美好期待，也从宏观视角宣扬了诗歌对人类文明的拯救作用，全文看似停留于文本细读层面，却在展示俄美两国形式主义－新批评文学传统这个“小世界”的同时，建构出一个广阔的诗歌大世界。

布罗茨基在《文明的孩子》一文中称曼德尔施塔姆为一个“生与死都是文明的结果”㊾的诗人，呼吁英语世界用力倾听曼德尔施塔姆“充满爱、恐怖、记忆、文化、信仰的不安、高亢、纯净的声音”㊿；同样地，布罗茨基在《悲伤与理智》一文中，对全世界读者发出邀请，请人们关注这位具有美国式自主性生命力量的诗人的杰作，关注他诗歌中相互对立冲突又能最终达成统一的情感，关注诗歌所承载的“献身文明和属于文明”的语言力量，进而关注世界文化的发展状况，关注人类文明的进展历程。“诗歌拯救文明”，这是布罗茨基的评诗散文意欲引导我们思考的一个命题。

①③④⑥⑦⑧⑨⑩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㉓㉔㉕㉖㉗㉙㉛

㉝㉟㊱㊲㊴㊵㊶㊶㊸㊹[美]布罗茨基：《悲伤与理智》，载同名散文集《悲伤与理智》，刘文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37页，第251页，第251页，第238页，第239页，第240页，第240页，第239—240页，第241—242页，第242页，第242页，第244页，第244页，第245页，第246页，第246页，第246页，第247页，第248页，第248页，第248页，第246页，第244页，第250页，第249—250页，第251页，第252—253页，第259页，第260页，第265页，第265页，第266页，第270页，第272页，第298—299页。

②Joseph Brodsky,On Grief and Reason,in On Grief and Reason：Essays,New York：Farrar Straus Giroux,1995, p224.

⑤《悲伤与理智》全文分为五节，第一节提出文章的总论点，第二节分析《步入》，第三至五节分析《家葬》。

⑪[美]布罗茨基：《表情独特的脸庞》，载《悲伤与理智》，刘文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45－46页。

㉒㉗㊹刘文飞：《布罗茨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第114页，第134页。

㉚[美]布罗茨基：《约瑟夫·布罗茨基采访记》，载刘硕良主编：《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王希苏、常晖译，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560页。

㉜江枫将题目“comein”译为《请进》，刘文飞译为《步入》，“步入”意味着人位于森林之外在，以外位的视角来看待森林，“请进”意味着森林对过路者的召唤，似乎叙述人位于森林之内。译文用词的不同，或许可以解释“江枫认为弗罗斯特是自然诗人、刘文飞认为弗罗斯特是阴郁型诗人”的原因。《步入》第二节的译文，江枫译文用三行诗句强调黑暗，第四行说鸟还能歌唱，但读者主要体会到的是黑暗，而不是歌唱；但刘文飞译文突出强调鸟儿“灵巧地拍打翅膀”这个动作，体现出鸟儿（诗人）歌唱/与黑暗抗争的栩栩如生的状态，拍打翅膀与歌唱是同时进行的动作。笔者认为，刘文飞的译法受到了布罗茨基诗歌解读方式的影响。

㉞读者应该能够注意到，布罗茨基在这篇意在向大众推介弗罗斯特诗歌,且生成于一篇演讲稿的《悲伤与理智》文中，多次使用语调轻松的句子，多次使用“你们”等字眼，这便拉近了他与读者的距离，使他能够以诗人兼朋友的身份对读者发出诚挚的邀请，请大家体味诗歌做为人类最高级记忆宝库的美妙之处。

㊳Jay Parini：Robert Frost and the Poetry of Survival,in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ed by Jay Parini&Brett C.Millier,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 p262.

㊹[俄]巴赫金：《史诗与小说》，载《巴赫金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14页。

㊹[美]布罗茨基：《受奖演说》，载《悲伤与理智》，刘文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页。

㊹[美]布罗茨基：《一个不温和的建议》，载《悲伤与理智》，刘文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15页。

㊾㊿[美]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论诗和诗人》，刘文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第114页。

作者：刘海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外语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西方诗学与比较诗学。

编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