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俱乐部》中的人物性格特征

⊙马慧 石发林［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绵阳621010］

论《俱乐部》中的人物性格特征

⊙马慧 石发林［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绵阳621010］

澳大利亚剧作家戴维·威廉森《俱乐部》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该剧中的人物兼具“反男性”和复杂性的性格特征。这两个性格特征体现在剧中的每一个人物身上，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

戴维·威廉森《俱乐部》人物性格“反男性”复杂性人性的弱点

从整个澳大利亚戏剧史来看，戴维·威廉森无疑是最出类拔萃的剧作家。迄今为止，他已出版了48部戏剧，且在澳洲拥有最多的观众。他创作的《俱乐部》（The Club，1977）是其出版的第10部戏剧，该剧通过一个澳式足球俱乐部在激烈的竞争中苦苦挣扎、求得生存的经历，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审视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竞争。①这部戏剧先后在澳洲本土、美国、德国、英国和中国上演，并获得了一致好评。理查·科在《华盛顿邮报》上评论说：“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真实的、幽默的澳大利亚戏剧”；克莱夫·巴恩斯在《纽约都市报》上对这部戏大加赞赏，说它是“一部值得一看的戏，甚至是一部扣人心弦的戏”；欧文·沃德在《泰晤士报》上撰文，称赞该剧“充满喜悦，有趣滑稽”；中国社科院刘平教授认为：“该剧之所以在中国大受欢迎，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作者在描写生活、开掘人性、揭示社会矛盾过程中使剧作具有了吸引人的艺术魅力。”本文通过剖析人物性格的“反男性”和复杂性，旨在让观众从这些人物身上看到人类共有的弱点，并对此进行反思。

一、人物性格的“反男性”特征

从表面上看，《俱乐部》一剧似乎反映了某种中国哲学中特有的“男人智慧模式”。在中国上演时，宣传的海报说《俱乐部》是“一部展示男人魅力的纯粹话剧”。在一次座谈会上，有评论家对该剧只说了一个词——“战场”，然而在这样一场战争中，观众看到的不是“男人”的魅力，而恰恰是一种“反男性”智慧模式的取胜。在俱乐部的会议厅中，观众看到的是男人性格中各种特点的夸大，看到了各种各样阴谋的斗争，各种各样智慧的较量。在这场智慧和阴谋的较量中，有两个人的智慧相对于其他人物是高明一些的，就是俱乐部的总经理格里和球星杰夫。足球是男人的运动，足球俱乐部更是男人的天下，因此所有的人都理所当然地在用一种男人的思维方式和男人的智慧去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困境，同时尽可能地给别人制造各种困境。他们实际上是在和自己作战，因为他们所有人所运用的智慧模式都是相同的，于是他们的斗争陷入了僵局。而格里和杰夫之所以相对从容，是因为他们的智慧中都带有一种“反男性”的色彩。

总经理格里在这场争斗中运用的是一种“反男性”的智慧模式，并透出一点淡淡的、微妙的女性化色彩。格里自始至终都在这场斗争之内，甚至可以说是在暗中操纵着整场斗争，虽然最后失败了（这主要是由于他选了个太愚蠢的同谋乔克），但不难看出之前他对于整体局面的撑控还是得心应手的。格里性格中最显著的特点是阴柔，他游离不定的眼神、深藏不露的笑容都透露出深邃的含义。男人多善张扬，他们表达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是直接的，但格里身上最大的优点却是他的含蓄，会隐藏自己，不会那么明显地将自己的立场和目的直接显露出来。而含蓄恰恰是男人所最不具备的特点，却是女人身上最值得称道的优点，除他之外的所有人（包括杰夫）在面对矛盾时都是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只有格里即使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也永远保持着一份淡淡的从容和冷静，在暗中操控一切。如果乔克聪明一点的话，他的一切计划或许真的会成功。格里之所以能在如此激烈的斗争中保持一份相对的从容，正是得益于他“反男性”的含蓄。

同样，球星杰夫运用的也是一种“反男性”的智慧模式。在这部戏中的六个角色中，杰夫是一个带有“小男孩儿”气质的人。他是相对游离在整个斗争之外的，与其他人的利益冲突显得还不是那么激烈。他在这场斗争中自我保护的方法就是他男孩儿式的思维方式（当然也是无意识的）。他先是顽皮地讹了俱乐部九百万，之后他看到了俱乐部里各种各样的陷阱和斗争，对于这一切的厌恶使他依然保持着我行我素的个性，他没有主动去参与俱乐部内的各种争斗，但是在他出场前的那一个小时里，他却成了引发矛盾的幌子。当乔克想拉拢他时，他声泪俱下地对乔克诉说着一切，一时间把所有人都蒙住了，而当最后格里告诉乔克他被杰夫骗了之时，没有人倒抽冷气，大家都只是笑，这是因为杰夫说谎话的背后让我们看到的不是阴谋，只是玩笑。在所有人都处心积虑、不择手段地制造阴谋的时候，他却用一个天大的玩笑去戏弄了自己的周遭。没有人能想到在这样四处埋伏着陷阱的战场上，在每一个人随时都有可能“死定了”的时候，在所有人都打起了一百二十分的精神运用一切细胞去对付别人来获取自己的利益时，有人却在漫不经心地开着玩笑。而最年轻的杰夫耍弄的却是年龄最大的乔克，这是因为玩笑是一个人越成长越成熟，却越不会具备的能力。玩笑是聪明人的游戏，而“聪明”却只能形容尚未被成人社会同化的孩子（不管那个“孩子”的实际年龄有多大）。人越成长，或许会更智慧，更成熟，更精明，但是儿童时那种如燕一般轻巧的“聪明”却会随着心智的成长一去不返——玩笑所表达的只是不屑，而能对成人世界心力交瘁的无谓厮杀做出不屑嘲弄的，只能是孩子。

整个戏的感觉就是舞台串着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疙瘩和两个游离其外的点——乔克、特德、劳里、丹尼用他们“撞车”了的智慧为自己编织了一张网罗，而格里和杰夫却因为他们反常规的智慧而相对超然。没有谁是更高明的，只是谁不按常理出牌谁就成了无意中的赢家（这种“赢”是指智慧上的，而非结果上的）。

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正如刘再复在《论人物性格的模糊性与明确性》中写道：“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不是善恶的线性排列过程和性格的二级内容的机械拼凑过程，而是各种性格元素通过中介围绕性格的基本特征的模糊集合过程，正是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才给读者提供补充、想象和审美再创造的空间。”在戏剧《俱乐部》中也是一样，威廉森以讽刺的笔调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工于心计、阴险狡诈、诡计多端，有着狂热的权力欲的总经理格里，自以为是、时刻想掌握实权的主席特德，愚蠢透顶的副主席乔克，牢骚满腹、怨声载道又多年无缘获得总冠军的总教练劳里，身价颇高却浪得虚名的球星杰夫，胸无点墨、脾气火暴的主力球员丹尼，这些人物无一不有着鲜明的个性和自己为人处世的准则和理由（通过极具个性化的语言呈现出来），从而展现了足球俱乐部里盘根错节的矛盾关系——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浮躁愤怒的男性权势之间的较量。

以特德和劳里为例。戏剧一开场，身为俱乐部主席的特德为了所谓的“顾全大局”，在格里的斡旋下，说出了这样的话：“委员会一致的意见是他们不想让你走，劳里。你是我们最好的教练之一，你对俱乐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②随着剧情的发展，特德后来在单独同格里的对话中曾两次说道：“他们不会改变看法，劳里走定了。”“他们需要一个铁腕人物，他们会有这么个人的。劳里算完了。”③从前后的对话中，不难看出，俱乐部主席特德表面上猫哭耗子假慈悲，实际上却是阳奉阴违，巴不得教练劳里立马开腿走人，以维持自己俱乐部主席的权威和地位。这既反映了特德似是而非的矛盾心理，也凸显了他性格的复杂性。

而俱乐部的总教练劳里也与特德一样，从表面上看是个正人君子，为了俱乐部仿佛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是在真正涉及俱乐部的核心利益和形象问题上，他不惜冒着给俱乐部抹黑的危险，将与俱乐部主席特德之间的不合捅给报社。最让人感到可笑的是，在面对格里的调解时，他竟然厚颜无耻地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俱乐部的球员：

格里：我们还不知道你辞职，怎么他们（新闻界）就知道了呢？

劳里：我不知道。

格里：你告诉球迷你要辞职了吗？

劳里：告诉了。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他们。

特德：你恐怕是知道他们会把这事捅给新闻界吧。

劳里：我觉得这是一种可能。不过我并没有叫他们这么做。④

劳里为了一己私利将与特德不和的丑闻捅给新闻界后，不是给予积极配合，力求将事态的影响最小化，而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在家自娱自乐，自得其所（其内心毫无愧疚、自责可言）：

格里：我一直想和你联系，可是怎么也联系不到你。托尼说你在家。

劳里：我是在家。

格里：我给你打了一天的电话，难道你就没有听见？

劳里：听见了。海伦给我煮咖啡，我坐在那儿听着电话在响。这是我几年来最轻松的一天。

格里：我可不轻松，伙计。绝不轻松。你是那种让头儿上吊的人。几个月你把意见都藏着掖着，一句话不露，突然一天早上打开报纸一看，全都在头版头条。⑤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俱乐部》中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即对典型性格内在矛盾的抽象化和通俗化的表述。艺术实践证明，要塑造出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典型人物，就必须深刻揭示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性。威廉森通过人物对白揭示了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性，又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表现了其性格的复杂性：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纠缠。即使“和解”也只是暂时的；即使“言归于好”，也只是表面上的。一旦触及权力较量，就只有谁手中的把柄多，谁的威胁更大。如此一来，没有多余的旁白及语言的描述，但观众自然而然地就会发出感慨：威廉森把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刻画得近乎完美。

我们不难发现，戏剧的语言是戏剧的“灵魂”，不仅关系着戏剧作品质量的高低，还承载着戏剧语言与人物性格之间是否紧密联系，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互为补充且缺一不可。表现在《俱乐部》中，人物的复杂性和矛盾就是从演员的“说”（台词）开始的，演员们主要是通过他们的语言来打动观众。他们歇斯底里，指桑骂槐，含沙射影，阴险狡诈，相互勾结，兔死狗烹，皮里阳秋，他们不用唱歌，跳舞，变魔术，放电影，他们只是说话，纯纯粹粹地说话，他们冷嘲，他们热讽，他们痛哭，他们愤怒，他们拍案而起，他们神魂颠倒。他们前一句让观众震撼，后一句就让观众欢笑。因此，威廉森戏剧最大的特点就是用真实、生动的对话，来塑造人物的性格特征，最终将剧情一步步推向高潮。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戴维·威廉森用他那如椽之笔在《俱乐部》一剧中对人物“反男性”和复杂性性格特征的掌控，来挖掘人性的弱点，进而揭示人类社会性和道德性的普遍特征，才使得作品真实自然，具有独特、恒久的魅力。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一部好的戏剧都有其自身的文学性，无论是通过语言的联想切合观众的审美观，还是戏剧结束后会引起观众深刻的反思。

①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修订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②③④⑤[澳]戴维·威廉森：《足球俱乐部》，胡文仲译，《外国文学》1999年第6期，第32页，第36页，第32页，第35页。

[1]David Williamson.The Club，Currency Press，NSW，1986.

[2]刘再复.论人物性格的模糊性与明确性[J].中国社会科学，1984（6）.

[3]陈才，石发林.试析戴维·威廉森的戏剧《俱乐部》的语言特色[J].名作欣赏，2010（6）.

[4]黄小俐，石发林.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解读戴维·威廉森的《俱乐部》[J].名作欣赏，2011（10）.

[5]石发林.自然主义与黑色幽默的纠结——析《搬迁者》的创作手法[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9（3）.

作者：马慧，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石发林，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编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

2014年度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威廉森戏剧中的民族主义主题评析”(项目编号为SCWY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