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政世情的纷扰下开山辟路
——略谈明代诗文的演进历程

⊙温世亮 金建锋 王秋萍［南昌师范学院中文系，南昌330032］

在时政世情的纷扰下开山辟路
——略谈明代诗文的演进历程

⊙温世亮 金建锋 王秋萍［南昌师范学院中文系，南昌330032］

政治世情与文学有着内在的关联。明代文学经历了台阁风尚肆虐、复古思想泛滥和自我意识高涨等几个阶段，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论其原委，政治世情便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明代文学思潮诗文发展历程

在历代帝王的心目中，文学似乎永远是“润色宏业”的工具，是帮助他们巩固政权的附庸。唯其如此，帝王们的大政方针才免不了要与文学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时政与文学的紧密关系会是永不磨灭的话题。而事实上，时政世情的变化曲折也总是能从或隐或显、或柔或刚的文学创作中表露无遗。有明一代，这种微妙的关系似乎更是清晰可辨，在一定程度上，帝王们的文化策略就像一股强大的轴心力，吸引着时下的文学随之运转生息，其间虽然免不了顺应的反调——抗争——的潜滋暗长。然而，恰是这顺应与抗争的糅合，共同谱写出明代诗文的发展之路。

一、台阁风尚肆虐

明初，由元入明的作家经受了社会动乱的洗礼，他们用那浸润情韵的笔墨记录下了历史的艰辛、民生的凋敝，抒发出新旧之交的感慨和建功立业的豪情，现实的感召似乎为文坛注入了一股清新舒适的风。然好景不长，在往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理学思想的肆虐、科举制度的桎梏和“文字狱”的侵扰，文学创作一度陷入生气不足的境地，即便诸如刘基“美刺变通”一类的主张亦随之销声匿迹，难有生存的空间，文学对现实的反映大打折扣，换来的却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死寂。相反，因势利导，绮靡而专事歌颂、粉饰的“台阁体”应运而生，它们唱酬、阿谀、逢迎，成为一时彬彬之盛。

那么，成此事态的原因又何在呢？首先，朱元璋以其过人的心智和强悍的武力击溃了元人和天下各路英豪的坚城利器，建立起汉族新政。建国伊始，全国上下自然是一片欢愉喜庆，在一定时期内尤其是永乐以至仁宣朝，确也呈现出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大好局势。一些文人学士开始秉笔书写大一统的丰功伟绩，以展示当时宏伟的社会图景，即便是歌功颂德，也算得上是发自肺腑。何况，苦尽甘来、功成名就的那种切身体悟用自己的笔墨来做一番实事求是而又难免夸饰的赞叹，倒也是无可厚非的。不过，任何事情超出了一定的度，总是要发生质的变化。创作上肆无忌惮地润饰夸耀，必然要将总揽“兴、观、群、怨”特色的文学引入令人窒息的泥沼，附庸风雅的文人们变本加厉地违心表达，自会生发出另一番令人难以预料的景象。颜之推所谓：“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廊庙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黎（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①虽说描述的是魏晋文士的处世之态，但借之来形容明代前期台阁文士的实际状况也无不可。他们在承平之际陈陈相因、奉承献媚的文字把持，正是这一状况的最好表现。而在这些文士的策引下，加之追求权势之徒亦步亦趋的逢迎应酬，一股庸烂的文化风潮席地而来，逐渐把明初诗文拖入到狭隘逼仄的境地。

其次，与注重文治武功的唐太宗不同，专横跋扈的朱元璋一开始便耍起他那无赖的政治手腕，推行起高压强暴的文化政策。一方面，规定“四书”“五经”为国子监功课，并明令国中府州、县学及闾里私塾“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勿以仪秦纵横坏其心术”（《明书·学校志》），又定下八股程式，专以“四书”“五经”为范围，命题取士。一时间，程朱理学成为全国上下必须恪守的教条，成为士人立言之根本。另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行禁书令，以重典驭臣下，甚至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皆至抄”②。相对于朱元璋的残忍血腥，其子嗣朱棣可谓过犹而无不及。为此，一大批士大夫成为强暴策略的刀下鬼：诗人高启因辞官被刑腰斩；苏州文人姚润、王谟因征召不就而被抄斩全家；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人作《谢增俸表》，因其中有“作则垂宪”句而被朱元璋视为故意讽刺其做过红巾军，嘲笑其和尚出身而被斩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与此同时，一大批疑触时讳的著述则惨遭禁毁。在这样“文为君用”的政策导引下，正直的文人如履薄冰，为保得一时的身家性命，自是谨小慎微，怒不敢言；射利者却是如鱼得水，打着为君为国的旗号乘虚而入，赢得了在诗坛文苑呼风唤雨的大好时机。

也正是在如此时政世情的夹击之下，明初文坛步入了“施政教，适人情”的台阁总揽全局的虚华不实的尴尬境地。不可否认，他们的诗文间或还有艺术情味和文化价值，但毕竟是“骨气”殆尽，倒像是典雅富丽辞藻包裹下的墙头草，在文字游戏的围场中戏耍玩闹，弘扬教化，颐养性情，歌颂功德，几成为他们的全部。于是，种种虚情假意倒是在时政的呵护下开花结果而得以尽情播扬。面对如此情形，若有人发出“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喟叹，也是见怪不怪了。

二、复古思潮泛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古老的呼声在千年后得到了再次的回应。更确切地说，这是时代对死寂的明前期诗文风向做出的回应，是有识文士追求阳光正气而发出的心底呼唤，也是明初文化禁锢策略酝酿出来的必然结果。

弘治、正德至嘉靖间，文坛异军突起，他们意欲冲破程朱理学不务实际、空谈心性的牢笼，粉碎八股文和台阁体文风的桎梏，主张文学之真情蕴蓄。一时间，“前、后七子”成为其中的中坚，他们不屑于文统、道统类的说教，借复古之名以寻求文学发展的道路。在政治上，他们敢于和权宦作斗争，文学上则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华靡不实的台阁风，否定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视文学专为封建道德伦理服务，将文学作为涵养道德性情的工具的独断。同时，他们抨击“八股”的抑制人性，并以此为径来重塑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重拾诗文“言志抒情”的传统。由于这些理论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时代现实的需要，复古似乎成为当时有识文人趋之若鹜的选择，自此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从者甚众，复古形成一股风潮席卷诗坛文苑，“黄毛白苇，弥望皆是”成了这种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

受时代的感召，复古派提倡文学的情感蕴涵，甚至强调“真诗乃在民间”（李梦阳《诗集自序》），事实上也不乏真情之作。如李梦阳《玄命宫行》一诗蕴含了对宦官刘瑾穷奢极欲罪行无比愤慨的情感，何景明《得献吉江西书》表达了志同道合者不愿向黑暗势力低头的精神，均是极富现实意义的佳作。此外，复古派格调理论的提出，则为探讨汉唐诗歌的意识规律开了先路，为后世提供了极为可观的研究范式，后来的诗学理论研究者从中也确是受益匪浅。只是，缺陷毕竟也是他们无法回避的部分，是他们最终淡出文学舞台的致命伤，复古理论的宣扬在为他们赢得声誉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的遗憾。他们一味地追寻逝去的汉唐故调，更多的却是以格调为圭臬来绳衡诗歌优劣，以崇古贱今的态度来评价文学创作，以偏激的论调来铺设文学道路，这无疑是一种识见上的故步自封。最终，他们必然也只能走上肤狭的因袭道路，无以求得思想上的真正解放和文风的彻底转变，真实的情感也因为过多古调成规的牵绊而难以得到切实的发挥。毋庸置疑，他们在努力冲破台阁这道坚固牢笼的同时，又不自觉地将自己送入了另一槛浸淫禁锢的大门。或者说，复古的声浪在文坛吹来了些许清馨可人气息的那刻，其理论上的不完善与创作实践上模拟因袭的褊狭也给文坛带来了类乎台阁风尚所种下的凄恻惨淡，因而既难以实现其文学达到汉唐之盛的宏想，也不利于文学的创新发展。

一石击起千层浪。文学总是在不断地融合与抗争中走向繁荣，理论与创作上的不足势必引起有识者的质疑。毫不例外，复古派的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正当他们意气风发地施展才华以实现心中宏愿时，一股股反对的声浪正在潜滋暗长，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这恰昭示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三、自我意识高涨

如果说，明代前期的文坛是“台阁”的天下，明代中期的文坛是“复古”的时代，那么明后期的文坛则呈现出多元复合的景象，而浪漫的气息则充溢了城乡、林泉，俨然成为其中的主色调。

嘉靖以后，当权者的无为、佞佛和荒政，使得朱明朝开始慢慢呈现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景象。与政治的腐败衰颓相反，城市经济却在经历一时的休养生息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市民阶层亦随之得以壮大。自得和开放，世俗与平和，恰是他们真正需要的，这似乎也为新思想的传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王学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后续发展之后，越发显现出“尊情”之质。至隆庆、万历时期，以李贽、何心隐为代表的王门后学，更是将所谓的狂、侠、妖、圣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反对假道学，承认情感物欲存在的合理性，重视自然情性，崇尚独立人格，他们所掀起的一股势潮深深地渗透到文学的领域。合着时政世情变化的节拍，复古文学在时间的考验下亦渐渐地显露出其固有的缺陷，它那崇尚格调、尊古非今的思想旨趣，正一步步将文学引向难以预测的方向。在这样的现实情形下，文士的思想不能不受到冲击、感染，他们也不能不对复古风潮进行重新的审视和打量。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明代文学在走过台阁主盟、复古泛滥期后，感应着时代的脉搏，开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鲜景象，“尊情”的潮流历经中期唐宋派、吴中文学群等的发抒倡导，至明后期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可以说，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既是对宋明理学虚伪不实的挑衅，也是就复古文学模拟因袭做出的反拨，他们“信心而出，信口而谈”（袁宏道《与张幼于书》）的世俗表达，正是他们在自然平淡中寻求真情的诗意见证，无疑成为理学之凿枘、复古之异端，而实际上受其耳濡目染者却不在少数。因此，晚明诗文很有一种率性自然的面目，个性情趣在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张扬，随性、顺欲成为一时之文章标格。而小品文尤显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点，既见性情也见实诚，完全不同于受理学桎梏之文的虚伪浮华，在亦雅亦俗、亦庄亦谐的道路上风流洒脱地展示出潜藏于文士之心的那份世俗情怀，成为人性审美书写的典范。难怪周作人称之为“中国文学史上言志派的革命”（《苦茶随笔·小引》）③，鲁迅先生亦给予其较为肯綮的评价：“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满洲君臣的心病，费去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小品文的危机》）④稍后而出的竟陵一脉，虽然以纠正公安俚俗为标的，倡导幽深孤峭之风格，但是并不失“性灵”之本旨，篇什之中亦不乏峭拔奇气之作，说到底也只能是“尊情”一派的修正者。而作为前后七子后劲或者殿军的“复社”，其重拾复古之主张确实也取得了些许的反响，但毕竟在强调“文以范古为美”和“诗之本”为“忧时托志”的同时，他们也要求“情以独至为真”（陈子龙《佩月堂诗稿序》），对诗文个性的强调和追求同样是极其强烈的。

总而言之，上述种种迹象足以表明，明代后期的文坛已然深深地浸染在求真求趣的氛围之中，而透过那多元交合的繁复景象，我们又不难觉察吮吸出那份浓烈的浪漫气息，或者说自得意识。

四、结语

纵观朱明一代文学的发展流变轨迹，其诗文确可以说是在时政世情的纷扰之下开山辟路的。由空乏而充实，由浮华而实际，由单调而多元，虽说难以企及汉之渊博精深，唐之宏阔开放，宋之理智深沉；但是，在与时政世情的或顺应或抗争中，在理论的提倡与反对中，在艺术的继承与修正中，明代诗文确又显示出跌宕多姿的自我面貌，体现了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由此看来，硬说明无诗、明无文的论调总是不大相宜的。毕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筚路蓝缕之后，明代诗文为我们开启的是一片开阔的前景，同时也折射出深厚的时代底蕴和文化内涵。

①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92页。

②嵇璜：《续通典》（《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③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97页。

④鲁迅：《鲁迅全集》（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5页。

作者：温世亮，文学博士，南昌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金建锋，文学博士，南昌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和宗教文化研究；王秋萍，文学硕士，南昌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社会学、文化社会学。

编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

本文系江西省社科“十二五”规划项目（14WX09）、南昌师范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NSBSJJ 2013013）、南昌师范学院“重点学科建设资助”项目（NSXK201410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