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补充”和“修正”

徐 军

(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3)



浅析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补充”和“修正”

徐 军

(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3)

伯恩斯坦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唯物史观性质等的“修正”，提出了以“回到康德去”和“运动就是一切”为核心的修正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理论和实践后果，值得认真反思。

伯恩斯坦；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修正主义

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年出生在一个具有犹太血统的德国家庭。父亲是一个普通工人，伯父阿隆·伯恩斯坦是19世纪中后期德国著名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柏林人民报》的创办人。爱德华·伯恩斯坦曾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受到了民主主义运动的影响，于1872年参加了当时仍处于分裂状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伯恩斯坦曾经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重要的理论家和宣传家，恩格斯逝世后他抛出自己酝酿已久的“修正主义”言论，引起了第二国际内部理论和实践上的分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彻底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代表伯恩斯坦一生思想发展阶段的重要文章或著作有：《给弗·恩格斯的信》(1881-1884)、《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1890)、《社会主义问题》(1896-1898)、《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马克思崇拜和修正的权利》(1903)、《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1909)、《什么是社会主义》(1918)等。

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的“补充”开始的，是以排除“黑格尔哲学”因素并用“康德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方式完成的，这是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的基础和核心秘密，更是我们研究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内涵和实践指向的关键环节。

一、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思想的来源和演进历程

一般认为，伯恩斯坦在1899年撰写完成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是他阐述其修正主义理论的代表性作品。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个判断对于我们集中了解他的修正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但对全面了解和认识这一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伯恩斯坦并非生来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论者，他的思想演进有一个从逐渐萌发、产生再到集中表达的过程，其中包含的一系列思想或现实的因素，从根本上促成了这种修正、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特殊理论形态的产生。关于这一过程，我们可以从以下这样四个阶段来逐一加以分析：

第一，前马克思主义时期。1850年出生在一个德国犹太人家庭的伯恩斯坦，自小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信奉的是社会民主主义。1870年到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年仅21岁的伯恩斯坦受到了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影响，于1872年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此时的德国工人运动分成两派：一是拉萨尔影响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另一派是李卜克内西等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爱森纳赫派)。伯恩斯坦参加的是后者，但他并不能区分马克思主义和拉萨尔主义的区别，甚至对当时的柏林大学讲师杜林非常欣赏，他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可以同时容纳下一个马克思和一个杜林”，[1]15而他自己此时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折中主义者”。值得一提的是，加入社会民主党之后的伯恩斯坦受到党内一位理论家卡尔·赫西伯格的伦理社会主义的影响，特别在1878年伯恩斯坦还担任了前者的私人著作秘书。后来因部分参与撰写由赫西伯格完成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文章宣扬的是改良主义和妥协的策略)一文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批评。直到伯恩斯坦阅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之后，“才比较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策略问题上也纠正了上述文章中的一些错误观点。”[2]“序言”3比较重要的转折点是，1880年2月，倍倍尔带着伯恩斯坦到伦敦拜访了马恩，进而获得了两位革命导师的信任，从此他才进入到一个较为短暂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阶段，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恩格斯逝世为止。所以，在伯恩斯坦的前马克思主义阶段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既没有经历过工人运动的磨练，也没有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系统研读和学习过程，仅仅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接受了“社会主义”。同时，伯恩斯坦对当时已经流行的拉萨尔主义、杜林主义、伦理社会主义(康德哲学影响下的理论分支)等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倒是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思想基础，这些对伯恩斯坦一生思想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二，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理论家时期。1881年1月，伯恩斯坦受邀担任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代理编辑，这一工作一直到该报1890年停办为止。这一时期，由于经常与恩格斯保持通信联络，并接受了党内领导人和理论家的关注，伯恩斯坦撰写了不少社论和文章，集中对大量社会现实问题和工人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批判。由他所编辑的5期报纸还受到了恩格斯的赞扬，同时，这一时期该报纸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因此，伯恩斯坦正是通过这一时期的编辑工作逐渐确立起自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内部的理论家和领导人地位的。需要指出的是，在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后期，伯恩斯坦再次显露出他在1870年代后期一些思想端倪，或者说他的修正主义思想开始萌芽。比如，1890年2月，俾斯麦颁布的“反社会党人法”即将废除，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取得了空前胜利，伯恩斯坦在为此发表的《暗礁》和《略谈策略问题》两篇文章中，开始强调“议会斗争”的重要性，进而讨论“最终目的”与“考虑实际需求”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在1890年9月撰写的《关于党内问题》一文中，他提出了“麻雀和鸽子”的关系问题，进一步讨论了“实际策略”和“最终目的”的关系。这一后期的讨论话题，已经反映出他修正主义理论中关于“最终目的和运动”的著名论断的端倪。所以，后来伯恩斯坦反复强调他的修正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可以追溯到他担任编辑这一时期的。

第三，修正主义理论逐渐形成时期。从1890年到1901年，伯恩斯坦来到伦敦，担任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杂志的常任撰稿人，与恩格斯过往甚密，并成为了恩格斯指定的遗嘱执行人之一。恰恰在这十多年间，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英国境内“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得伯恩斯坦的民主主义思想特别是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倾向日益显露出来，并于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集中地阐发了出来。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论文或著作有：1897年为瑞士人路易·埃尔梯尔《1818年法国革命史》撰写的德译本“后记”(1897年)，1896-1898年撰写的系列论文《社会主义问题》等。在这一组6篇文章中，伯恩斯坦从革命危机理论入手，开始探讨议会斗争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任务转变的问题，进而提出了两个著名的修正主义理论主张：一是赞成新康德主义者提出的“回到康德去”的主张，强调这一主张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运动；二是提出“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毫不足道的”的修正主义观点。[2]“序言”10

第四，修正主义观点的系统表达时期。1898年，伯恩斯坦发表《社会主义问题》系列文章之后，直接引发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倍倍尔、考茨基、卢森堡等人的不安。1898年10月，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党内大会上，德国社会民党内很多党员和理论家对伯恩斯坦提出的“最终目的和运动”言论进行了一定的批判。伯恩斯坦本人没有出席大会，但写了一篇“声明”表明了自己不放弃这一观点的态度。后来，考茨基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阿德勒建议他写一本系统阐明其观点的著作。于是，伯恩斯坦在1899年1月完成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集中阐发了他的修正主义理论和观点，标志着他修正主义理论的最终成形。从1901年到1914年，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伯恩斯坦理论的严重实践后果估计不足，加之一系列复杂的原因，致使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内部思想日益多元化，最终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国际的最终分裂，给国际工人运动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二、伯恩斯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和“修正”

伯恩斯坦在《前提》一书的第一章中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主要对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了补充和修正，体现了他始终坚持的“回到康德去”和“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主张，其基本理论要点如下：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前提。伯恩斯坦提出，任何科学都可以区分为“纯粹的理论”和“应用的理论”。纯粹的理论是“由一些有关这一方面的全部经验推演出来并且被认为是普遍适用的认识原理组成。它们构成理论中的不变成分。”而把这些纯粹理论的原理“应用于各个现象或各个实践事例，就形成了应用科学：由这种应用而获得并被概括成定理的认识，就是应用科学的原理。它们构成学说体系中的可变成分。”[3]45-46这里的不变和可变也是需要有条件理解的：纯粹科学的原理也是可以变动的，也就是说“一些过去被赋予绝对有效性的原理就被认为是有条件的了，它们被补充以新的认识原理，这些新的原理对它们的有效性加以限制，但同时也扩大了纯粹科学的领域。”[3]46伯恩斯坦认为，以往还没有人在这种方法论讨论的前提下尝试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就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哲学(历史哲学)原理来看，“凡是在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发展过程的描述中无条件适用、也就是不问民族和地方特点一律适用的一切东西，都属于纯粹理论的领域，与此相反，凡是涉及一时的和地方性的特殊现象和推测的一切东西、发展的一切特殊形式，都属于应用科学。”[3]47在纯粹科学理论中，任何一个原理被去掉将会带来整个理论基础的坍塌，而应用科学中有些原理抽掉之后，却不会对全部的基础产生根本的影响，就是说“可以取消应用科学的一整批原理，却不致殃及其他部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纯粹科学原理包括：“关于一般的阶级斗争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特殊的阶级斗争的学说，还有剩余价值学说连同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学说，以及关于这一社会的以这一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发展趋势的学说”，而马恩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中的最重要环节，也可以说是贯串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3]48伯恩斯坦之所以在理论分析展开之前作这样的方法论探讨，其目的是要说明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整个体系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共存亡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的任何探讨，都必须以这一理论是否有效和怎样有效这一问题为出发点。”[3]49因此，一旦唯物史观的基础性原理无论是在纯粹科学还是在应用科学意义上需要补充或修正时，那么它所带来的后果将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面临的根本问题，这就是伯恩斯坦在方法论环节上设置的一个“陷阱”。

第二，将唯物主义历史观修改为“经济史观”。伯恩斯坦指出，既然唯物史观是一种唯物主义学说，那它的理论出发点就是：“一切现象都是由已存在的物质的总和和它的各部分的力量关系预先决定的。”[3]49而用这种唯物主义理解社会历史所得出的认识就是，“一切历史的过程和发展的必然性。对于唯物主义者说来，问题仅仅在于，必然性是以什么方式在人类历史中贯彻的，什么力量要素或者哪些力量因素在其中起决定作用，各种不同的力量因素彼此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自然、经济、法律制度、思想在历史中各起什么作用。”[3]49-50而唯物史观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他把各个时期的物质生产力和人的生产关系称为决定性因素。”[3]50接下来，他通过引证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

一方面，独断论或宿命论的表述。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发展中生产力要素与“人的意志、意识”要素之间的关系时，采用的是一种完全“独断的措辞”，人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就只能是：把人仅仅看成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几乎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而执行历史力量的任务，“整个说来，人的意识和意愿表现为从属于物质运动的因素”。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就是那样一种同样带有“宿命论音调的句子”：“这里的问题是……这个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贯彻下去的趋势。”[3]51照伯恩斯坦看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等晚年一系列著作中，一直在有意识地对生产力的决定性进行限制。总的看来，马恩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忽视非经济因素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这样的事实，而问题“在于把对于历史的多大程度的影响、什么样的重要性归于它们”。从这个角度看，马恩晚年的著作远比他们早期著作更加重视非经济因素的作用。[3]52-53

另一方面，怎样整体地看待马恩一生理论活动的性质？伯恩斯坦认为，对于一种新理论来说，“经常首先以断然的、独断的表述方式出现。为了给自己树立威信，它必须证明旧的理论站不住脚，而在这种斗争中，片面性和夸大自然是适当的”，但对于今天的唯物主义者来说，就必须“按照成熟的形态而不是按照最初的形态应用它，就是说，他有义务除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影响、还对每一时代的法权的和道德的概念、历史的和宗教的传统、对地理的影响和其他的自然影响加以充分的考虑。”当人们不再是对过去的历史进行研究，而是对未来发展进行探索的时候，“当唯物主义历史观应当作为对未来的指南而起帮助作用的时候，尤其特别要注意这一点。”[3]53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否认政治力量和思想意识力量的自在运动，它只是反对把这种自在运动绝对化。”[3]54因此，从理论上，社会民主党必须反对对唯物史观作经济技术决定论的理解，而在实践中必须对原有理论进行“提高和修订”。

再有，修订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必要性。他指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基础，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今天必须按照前面所讲的将“非经济因素”的作用扩充进来才能更加有效，即“一切应用，如果没有考虑或者没有足够地考虑由这一扩大所指出的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的相互作用，那末不管它是出自理论的创始人自己还是出自别人，都应当据此相应地加以纠正。”[3]58伯恩斯坦认为，在原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经济技术因素被赋予了“几乎无限的决定力的”，问题的关键是从“量的关系”上限制这种决定性，从而求得在理论和实践上最佳的修订。因此，他认为，由理论家巴尔特提出的“经济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称”，原因在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意义在于它对经济的重视，它对历史科学的贡献“来自它对于经济事实的认识和评价，人类知识的这一部门由它得到的丰富也是来源于此”。所以，经济史观并不一定说“只承认经济力量和经济动机，而只是说，经济形成了不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形成了历史上伟大运动的支点。”同时，用经济史观代替原来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可以排除唯物主义概念本身带来的一切误解，就是说“哲学的或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严格的决定论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不认为各民族生活的经济基础对各民族生活的形态具有无条件的决定性影响。”[3]59-60

第三，阶级斗争理论与修正马克思主义。伯恩斯坦认为，马恩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同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其根本点是利益对立，是由“资本家使工人的劳动发生价值增殖这件事的性质产生的”，这一学说又直接关联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但是，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不断出现新情况的条件下，马恩自身也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理论，但最终他们还是把“理论和实践”统一的任务留给了后继者。所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向前发展和改进必须从对它的批判开始”，“导师们的学生的任务就在于此，而不是在于永远重复导师们的话。”就是说，必须在不断地克服错误的过程中批判性地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修正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性。[3]65-66

从对唯物史观“独断论”表述的分析，到按照思想史发展进程进行的历史分析，再到强调马恩历史观中“物质力量和思想要素”相互作用的探讨，我们似乎很难直接判定伯恩斯坦的这种分析完全没有道理。然而，直到伯恩斯坦抛出用“经济史观”来替代“唯物主义历史观”，彻底取消“唯物主义”这一世界观基础为止，回过头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伯恩斯坦的修正理论存在如下三个重大问题：一是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整体地认识唯物史观，我们就不能将“早期著作”和“晚年著作”完全割裂开，而应该将这一思想看作是一个整体，看作是一个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而伯恩斯坦显然没能做到这一点。二是不能用个别观点、论述来代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而应该从总体上提炼、分析和凝练出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及其科学表述，这种工作绝不是“寻章摘句”的肤浅研究所能完成的。三是用“经济史观”取代唯物史观，不仅不能取消甚至更加强化了这一科学历史观的“决定论”意味，更从理论基础上取消了“现代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基础，抹杀了马恩建立在实践观基础上的科学历史观的革命性价值。伯恩斯坦的这种取代和修正，一方面将唯物史观真正地引向了庸俗化的理解，同时也为他把“康德哲学”补充到马克思主义预设了一个“世界观真空”，其理论用心可见一斑。

三、“回到康德去”和“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理论

伯恩斯坦最有影响力的两个理论主张即“回到康德去”和“运动就是一切”，并不是首先在《前提》一书提出的，早在1896-1898年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6篇文章中就已经提出；而他的修正主义理论也可以在《马克思的崇拜和修正的权利》、《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等文献中加以分析。因此，接下来我们将在简要分析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中两个基本观点内涵的基础上对其理论总体进行分析和批判。

第一，什么是伯恩斯坦的“回到康德去”？伯恩斯坦在《前提》一书的最后一章研究的是“最终目的和运动”，副标题是“康德反对Cant”。副标题一语双关的指向是非常明显的，也表明了伯恩斯坦对待康德哲学的基本认识。他认为，人们在面对任何传统与现存状态不能协调的时候，往往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批判时期之后才能最终将传统束之高阁。但是，由于人们通常不喜欢在变化的事实面前改变传统，而更愿意把“这些变化尽可能同传统的口号协调起来。这种手段叫做讲歪理，而由此得到的言语上的成果通常就是Cant”，[3]244也就是披着科学外衣的和成为政治口号的口头禅，这种状况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是不能容忍的。他指出，德国伟大哲学家康德作为一名纯粹理性的批判者就是反对口头禅的，所以“我更加坚定地相信，社会民主党必需有一个康德，他总有一天要十分苛刻地对传统的教义进行批判的审查和严厉的责备”。这种批判性工作应该完成这样一些重大的任务：一是“唯物主义在哪些地方是最高程度的因而也是最易引入歧路的空论，指出轻视理想和把物质因素抬高为无所不能的发展力量是自我欺骗”；[3]265二是重视康德哲学对道德、伦理以及思想观念因素的重视，强调伦理社会主义对实现马恩科学社会主义和指导工人运动的重要理论价值。所以，“回到康德去”和“回到朗格去”是一致的，即回到当下新康德主义倡导的伦理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的实践运动中去。

第二，如何理解“运动就是一切”的基本内涵。针对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人对“运动就是一切”的指责，伯恩斯坦自己是这样辩解的。他认为，“人们通常称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的东西，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句话被人们误解为他否认社会主义运动中不存在“确定目的”，应该这样去理解这个判断：一方面，如果把最终目的与“空想”联系起来的时候，那么，他是承认放弃这种“最终目的”的，因为这样的“最终目的”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就是一种毫无用处的纯粹的“口头禅”。另一方面，这种表述形式就是要在根本上“排除还拖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的某些空想主义的残余”，必须在“这些残余中寻找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的根源”。[3]256-257所以，当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中徘徊的时候，就必须从实践出发克服一切空想主义。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来说，社会的变革、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意识的逐步提高，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只要工人阶级精神抖擞地追求眼前的目的，那末它是否为自己确定了描绘好的最终目的，毕竟是次要的事。重要的是，它的各项目的要充满某种表现经济和全部社会生活的较高阶段的确定的原则，要贯串表现了文化发展中的一种进步、即一种较高的道德和法权观念的社会观。”[3]265伯恩斯坦提出，以往的社会主义者习惯于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从现实资本主义的发展看，“社会的长入社会主义”也是可以考虑的，建立在“革命灾变”论基础上的暴力革命是与现实情况完全矛盾的错误理论，是一种空想的预设。

四、关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的评价和反思

通过上述内容的分析，我们发现伯恩斯坦的修正理论有这样四点值得认真地加以批判和反思：一是先入为主的“思想酵母”对伯恩斯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从青年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即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内部的一般民主、自由诉求，到参加社会民主党以后受到和赫希伯格影响形成的“伦理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这些曾经在伯恩斯坦思想中的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元素对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一遇到合适的土壤就会重新萌发，即使有时装扮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仍旧如此。二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改造让位于实践工作的革命历程让伯恩斯坦从未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受到马恩训斥的伯恩斯坦直到1880年代逐渐进入到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行列，在作为短暂的“马克思主义者”(1880到1895年)期间，他并未真正系统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是带着大量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元素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简要”理解就投入到了大量实践工作之中去，这一过程不但没有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反而让他在大量肤浅的理解中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一系列重大的“误解”。这样的问题不仅发生在伯恩斯坦一个人身上，在其他一些第二国际理论家身上也有体现。三是片面化和肤浅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虽然伯恩斯坦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庞大的科学体系，但他对这种严肃的理论采取的是一种非常不严肃、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比如在对待“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上非常的浅显，仅仅用“否定—肯定”的形式指代辩证法，思维形式的简单化使他根本无暇顾及到辩证法的“社会历史内涵”这样真正科学的思想元素。再比如，在对待唯物史观基本理论方面，伯恩斯坦往往采取“寻章摘句”式的研究，用个别词句、个别论述指代马克思的全部观点，这种服从于论战需要的研究方法，根本无法称得上是严肃、认真和科学的方法，其得出的结论在理论上完全经不起推敲。因此，除了提出一些哗众取宠的命题来引发注意外，伯恩斯坦的理论在精致程度和思想深度上都无法与当时的“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这样的学术思潮相比。四是屈从于“现实变化”的改良主义。我们也要承认，伯恩斯坦确实发现了不少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并且尝试着在方法上提供接纳“新经验”的前提，在理论上也试图作出解释，但实证主义的“试错法”和改良主义使伯恩斯坦在面对“经验事实”的时候本身并不是客观的，而是把思想上认同资产阶级统治变成了理论上“强调运动和过程”，用“进化反对革命(暴力)”，这些都是由他的改良主义实践指向所必然决定的。

在批判伯恩斯坦修正理论的同时，也有这样三点值得反思或引起注意：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也包括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马恩逝世后，理论基础的问题、理论的系统性问题、理论基本原理之间的逻辑关联问题、理论与现实之间矛盾的出现和协调等诸多重大的问题，已经非常明显并且是非常重大地影响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系统化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工作势在必行。然而，这一点在包括考茨基、梅林、拉法格、卢森堡等诸多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那里并未受到真正的重视。另一方面，出现在梅林等人身上的“决定论”倾向在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者手中被放大，这样理论上的问题逐渐被放大并被某些别有用心者变成了荒谬的结论；在实践上，经济决定论的错误恰好成为修正主义理论家实行改良、主张渐进(反对革命)的重要支撑，使他们的机会主义有机可乘。再有，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并不是一种精巧、深奥的纯理论，而是一个多种思想元素混杂的理论“混合体”。这种混合体的棘手之处并不在于理论上难以驳倒，而在于给严肃的批判者制造麻烦、难于“下手批判”。而伯恩斯坦等人正好通过混淆视听的方法来搅乱人们的思想认识，借机主要在实践上夺取“舆论话语权”和“行动领导权”，他抛出修正主义理论之后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发展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者在各国工人党内影响不降反升，很多工人群众被他们蒙蔽走上了错误道路。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考茨基等人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修正主义的言论和背叛行为优柔寡断，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修正主义的气焰。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思想宣传、理论普及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作为一种科学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大价值所在。这三个方面是我们从反思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存在的问题之后所得出的一些重要启示。

[1]伯恩斯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M].北京：三联书店，1962.

[2]殷叙彝.伯恩斯坦读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3]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M].北京：三联书店，1965.

(责任编辑：木 杉)

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历史性建构考察”(13CZX003)阶段性成果。

2015-09-10

徐军(1977-)，男，河北泊头人，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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